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组织动员抗战力量方式探析

[摘 要] 组织动员方式是动员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积极动员民众团结抗日，在陕甘宁边区采取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动员方法，形成了灵活、高效的组织动员方式，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对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组织 动员

组织动员，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一般来说，采用正确、有效的动员方式能使得动员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组织动员方式的运用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开始，中共肩负起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团结一致，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重任。为此，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动员方式。

一、发布动员文件，明确动员内容和领导角色

通过发布正式文件是我党组织动员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利用组织垂直的层级结构，能有效地传达动员文件的精神，自上而下地动员政治客体。发布动员文件是组织动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首先，动员文件能够旗帜鲜明地把动员的目的、内容展现出来。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布的动员文件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以抗日为核心。1937年，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后勤物资，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征收救国公粮的文件，其第一条即是“为保证持久抗战中之粮食供给，特决定征收本年度救国公粮”[1]p38。文件明确了本次征收粮食目的在于持久抗日。同时对征收人群的范围、时间、区域及粮食的种类都有详细说明。1938年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告民众书指出：“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进攻到我们边区的边境上了。边区政府决心领导边区民众，为誓死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而奋斗。保卫边区，是每个边区人民应尽的神圣责任，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要竭尽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参加各种抗战工作”[1]p56。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动员文件目的明确、内容详实，都紧紧围绕着抗日这个中心任务。

其次，通过动员文件明确了各类组织动员活动的领导角色。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组织动员活动众多，但是它的领导主体是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1937年，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在发布的发展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县级机关接此通知后，除立即通知各区准备进行外，并由县府、县委、县抗敌会、保安队共同组织一领导全县的生产委员会，以为领导今年全县的生产运动。”[1]p136各级“抗敌后援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农民会、文化界救亡协会”[1]p57等组织为辅助，形成多元化动员队伍。边区党委、政府通过发布正式动员文件，显示其在抗日动员上的领导角色，既把握抗日动员的大局和方向，又有力地引导各级工会、农会、青年会等组织在抗日动员中发挥作用。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布的动员文件既有中央文件又有地方文件。中央文件是由党中央及西北中央局发布的关于边区动员的文件，例如《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劳动竞赛的指示信》《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2]p327-330。一般来说，中央发布的动员文件具有覆盖面广，理论层次高，指导全局，能够被全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等特点。地方文件指由陕甘宁边区及以下组织发布的，主要是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发布动员，大到整个边区，小到一个县、乡等，例如《中国共产党陕甘宁委员会、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告民众书》《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1937年8月2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抗战动员宣传大纲》，指出：“我们边区人民应当热烈拥护红军出师抗日，拥护共产党抗战动员的十大纲领；我们边区人民应最积极地参加抗日战争，用一切方法来举行各种组织的抗战动员大会，来更加提高我们的武装部队及人民的抗战精神，和全国的抗战动员配合起来。”[3]p34在动员文件指导和号召下，边区有序地开展了兵役动员，1937年、1938年、1940年三年内，边区动员了13000多名青壮年参军[4]p14。边区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来进行粮食的调往、物品的运输、伤员的护送等。在物资动员方面，1937年至1945年，边区人民共缴纳了救国公粮983000石[4]p226。边区政府坚决执行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抗日战略方针，积极组织动员边区人民大生产、支援前线、参军参战。面对空前的困难，在我党的组织下，军民齐心协力，前方后方团结一致，确保了前线抗战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斗争。

二、通过深入乡村开展宣讲活动动员民众抗战

一般来说，召开群众大会，组织集会游行，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在组织动员群众时直接采用的方法。这种动员方式的好处在于它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通过动员大会或者集会能够聚集起大批群众，进行某种目的的宣传教育，调动起群众参与运动的热情。但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地处陕西、宁夏、甘肃三省交界，所在区域主要是落后的农村，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居住也很分散，人口密度还不到当时全国水平的一半。显然集会游行不适合在陕甘宁地区开展。

在这样的地区如何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抗战，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借鉴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中我党采用的宣传方法，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进行宣讲。具体做法是先抽调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政工人员和学校青年学生等，通过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学习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然后组成若干人数不多、灵活机动的宣讲队，再派入各乡村，采取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生活的方式开展宣讲活动。例如，1940年12月29日，在《边区中央局关于边区各种群众工作的总结》中指出：“今后的工作……要深入到下层，具体化，纠正上大下小的倾向。逐渐改善一把抓的工作形式，进行真正的分工领导。组织形式少而精，工作要具体灵活。”[3]p236

三、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激发群众抗战热情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注意发掘和培养先进分子，通过树立各种先进典型、模范，宣传他们的先进、英雄事迹，以此来激发和带动周围群众。因为英雄的典型事迹都来自于人民群众当中，具有形象生动、真实可信和效果直接等特点，通过广泛宣传，能在组织动员中产生很好的示范效果。

党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广泛宣传，使这种精神入人心，这样就会激发其他人的学习和模仿心理，并且产生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所以，各类先进人物、英雄模范对于群众都有极大的教化作用。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战动员中，就把树立先进典型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对于在抗日爱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边区党委、政府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加以宣传。边区党委就曾总结出“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提拔新干部，改变旧作风”[3]p236的方法。

早在1938年就在延安举办了工人制造品的竞赛博览会，主要是奖励和宣传一批先进的生产英雄。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相继公布了《边区人民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并举办工业博览会与农业博览会，通过表扬奖励工农业生产有功人员，激发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热情，加强了干部在组织动员工作中的责任心。1940年和1941年，又连续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工业博览会。1941年边区政府开展的五一劳动大奖赛，有几十个工厂、合作社的工人参加，并且最终评选出274位劳动英雄。从1942年到1943年，随着生产大运动的大规模开展，边区的英雄运动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1942年陕甘宁边区又对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进行奖励，同年“10月，边区总工会发出向赵占魁学习的号召，开始了赵占魁运动。12月边区高干会总结了边区建设的经验，表彰与奖励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表扬奖励了王震、黄静波、王世泰、马文瑞、习仲勋等22位领导生产建设成绩卓著的优秀干部，奖励了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和县政府、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先进单位”[5]p285。

在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的重视和领导下，认真总结了英雄模范经验，不仅在边区掀起了学习英雄的热潮，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推广。这期间涌现出了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以及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通过对他们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树立了一大批典型、模范，促进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改变了社会风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蔚然成风；改进了干部工作作风，密切了群众，巩固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四、通过报刊等新闻媒体，当好党的“耳目喉舌”

发挥报刊等新闻媒体作用，也是抗战动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作为一种舆论宣传工具，以自己的传播网络覆盖社会各个方面；同时它的内容又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很容易使广大群众受到鼓舞。抗日战争时期，为动员后方支援前线抗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并且在报刊、广播和出版事业方面有很大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必须持久抗战的情况下，宣传工作尤为重要。

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坚定抗战信心，是抗战能否持久和胜利的心理前提。抗战时期对民众动员采取何种宣传方式，使民众能够接受中共的理论和号召，进而从内心与中共的倡导产生共鸣，自愿投身抗日战争，真正能够号召民众，启发民智，是中共对民众动员最先考虑的问题[6]。这一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根据抗日形势，大力发展新闻媒体，通过宣传教育号召民众、启发民智，使他们认识到抗战的前途，坚定抗战决心。

首先，充分发挥和利用专业新闻队伍的力量。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其中不乏众多新闻从业者，而我党本身也有许多从事政工宣传的工作者。这些新闻队伍都有自己的群众团体，比如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等。它们与全国的新闻专业队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有组织较严密的通讯网，有一支可靠而又庞大的通讯员队伍。此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委都有通讯处，各县委也有通讯组，它们都有专业的新闻媒体工作者。中共认真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充分发挥这些专业新闻宣传队伍的力量，来开展富有成效的动员宣传活动。

其次，面对新闻宣传的群体之多、面之广，为了提升宣传效果，新闻报刊也增加种类。为宣传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和方针政策，1937年创办了《解放》周刊，公布中共中央的文件，多位中央领导人还在本刊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毛泽东的有《论持久战》和《新阶段论》等。为反映部队战斗生活情况，1938年、1939年八路军先后创办了《前线》《前线画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毛泽东还为《军政杂志》写了发刊词，指出此刊物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提供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教材”。“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抗战两周年》《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等，就先后在《前线》《军政杂志》上首次发表。”[7]p219此外，边区部队先后创办了十几种报纸，通过宣传八路军在前线抗战的真实生活，让更多的民众感受到抗日战争的艰辛，这样更能激发起民众爱国情怀，动员他们自愿投身抗日。1939年中央妇委创办的《中国妇女》、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复办的《中国青年》、1940年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月刊《中国工人》、对敌工作方面的《敌国汇报》、卫生工作方面的《国防卫生》、教育工作方面的《边区教育》，这些报刊宣传的内容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覆盖了各个阶层。在出版方面，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解放出版社和边区出版社，开办了新华书店，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毛泽东著作”[5]p309。1940年，建成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并进行了试播。

在宣传内容上，既有中央的声音，也有地方的声音；既有军队的声音，也有工人的妇女的群众的声音；既有中央团结抗日理论和方针政策，也有普通群众能接受的、通俗易懂的组织动员的口号、标语和大量动员文章，来对全社会进行爱国教育。这一时期，这些新闻宣传就是向边区和各根据地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大事和文教、生产等方面的信息，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动员、鼓励，群众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搞生产，支援前线，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使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和掌握当前抗战形势，大大激发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抗日热情。

五、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推动动员大众化和通俗化

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戏剧、电影、歌曲、诗歌等，它们大都取材于群众生活中，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易于广大群众接受。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文艺工作者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活报剧等形式，歌颂赞扬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齐心抗日支援前线的英雄事迹，动员了抗日力量，鼓舞了陕甘宁边区抗日军民的士气。

1937年8月，丁玲，吴奚如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该团成立后，即东渡黄河，到抗战前线进行巡回演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战地服务。边区先后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人民抗日剧社、抗战剧团、边保剧团等文化团体，先后举办了歌剧、话剧、戏剧、秧歌、歌曲、文学、美术等以宣传动员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演出，例如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姚时晓的《民兵》、舒非的《军民之间》。歌剧有鲁艺戏剧部的大型活报剧《反扫荡》、青年剧院的《刘家父子》、部队艺术学校的5幕活报剧《边区保卫》等。还有王大化、李波、路由合写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贺敬之等编写的歌剧《白毛女》，鼓词《刘志丹》，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音乐方面，有鲁艺音乐系创作的歌曲《好日子》《七月的边区》《绣金匾》，贺敬之的《赵占魁运动歌》《歌唱南泥湾》。还有陕北翻身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等。美术方面，有木刻作品《运盐》《割草》《生产》《学习》《送粮》等[5]p297。这些艺术作品通过简单的形象，通俗易懂、真挚、热烈的口号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比如“寇深矣！势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呀！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8]p142。这些作品都是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国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和后方人民团结起来支援前线抗日等为主题，表达通俗易懂，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延安整风运动以后，通过学习讲话，一些文艺工作者也提高了思想觉悟，“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5]p295。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也有专业文艺团体下基层，诗歌、音乐、歌剧创作者也纷纷到工厂、农村去。通过这些文艺下乡，也使得普通群众的立场、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能够很好地组织动员起来，进行大生产运动，支援抗日前线，保卫家园。

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广泛地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铸造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固长城，直至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充分利用自身组织的严密性以及对社会的渗透力，构建了一个严密的组织动员保障网络：以党组织为中心，依托纵向的团委、妇联、工会，横向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力量，由此形成了既相互交织又层次明确的动员网络，使得整个社会尤其是广大群众空前的组织动员到一起。这种组织动员不仅保证了各个渠道的畅通，还提高了效率。这种组织动员模式成为中共组织动员的范例。

当前，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工作已经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也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当前，中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认真研究中共历史上组织动员的丰富经验，有助于调动全社会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三七—一九三九）[M].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印刷厂，1994.

[4]西北五省区编纂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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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丽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社会动员方式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

[7]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8]薛又兰，泛中伦.中共党史学习文献选编[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