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创作主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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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艺创作规律的高度总结，为解放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创作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主力军，赵树理、丁玲、孙犁的创作虽秉承不同的传统，但都是在《讲话》指引下进行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践行着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伟大而深刻的文艺理论。
【关键词】讲话；解放区；小说主题；影响
抗日战争开始，一大批艺术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从祖国各地奔赴延安，为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以及以孙犁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成为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的三种典范样式。解放区文学最终形态的形成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讲话》为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与实践上的评判标准。
一、小说创作内容上要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讲话》中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解放区的文艺既不可能为封建主义服务，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服务，更不可能为帝国主义服务，在批评了以上三种文艺服务对象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人民大众即工人、农民和由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兵士，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而言之，解放区文艺服务的对象主要就是工农兵。
要做到文艺为人民服务，革命的作家就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战斗，并在精神上受人民群众的洗礼。解放区的作家都积极响应《讲话》号召，创造出许多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其中尤以赵树理最为突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严格按照毛泽东《讲话》的要求来进行。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者，赵树理以农民自居，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进行创作。他的小说描写对象是农村和农民，阅读对象也包括农民，所以赵树理小说中采用的大多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小说语言也以农民熟悉的口语为主。《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代表作，小说描写根据地刘家峧村的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自由恋爱的故事，是对解放区农民新生活的如实反映。小说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是解放区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自由的爱情，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是作者肯定并赞美的无产阶级代表；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是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旧式农民，他们自身思想蒙昧，对新式婚姻百般阻挠，是作者否定但同情的一类；而流氓恶棍金旺、兴旺兄弟是农村的恶势力，他们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是作者否定并打倒的一类人，必须受到惩办。最后在区长的主持下，坏人受到惩处，小二黑和小芹结婚。小说主要描写解放区农民生活，同时也激励新一代的农民团结起来，与封建恶势力做斗争，与侵略者做斗争。内容的选择完全符合讲话要求，展现了广大工农兵的生活。
二、小说创作要做到政治标准第一位
《讲话》中还提出了文艺作品的检验标准。毛泽东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遵循的只能是“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的原则。毛泽东最后提出对文艺作品的最高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讲话》的指导下，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开始在政治的内容与艺术的形式间寻找平衡点，但是政治标准是容易判断的，而艺术标准却需要进一步的考量。所以，“两个标准”的要求在最后检验作品的实践中便形成了以政治标准为中心，或者唯政治的单一标准，作品的艺术性被弱化或者被忽视。这一特征从女作家丁玲的创作转向中可以看出。
丁玲的创作以毛泽东《讲话》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在1942年前，丁玲是上海亭子间走出来的文小姐，《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体现了丁玲早期创作的情况。《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遭受日寇凌辱的贞贞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抗日工作，却被村民种种闲言碎语打击地筋疲力尽，最后去延安寻找新生的希望。故事的叙述者“我”很明显是以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来俯视愚昧的村民。《在医院中》则描写知识分子陆萍被组织安排到新成立的医院工作后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两篇小说都是以知识分子为视角对解放区或农民进行审视，其中还描写了解放区存在的种种矛盾和缺点以及农民的愚昧无知。很显然，丁玲早期的这些小说与毛泽东《讲话》的要求是相悖的，所以丁玲很快受到了批判。后来丁玲积极主动地接受批评，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区体验生活、接受锻炼。根据自己参与的华北农村土地改革实际情况，丁玲1948年的时候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农村土改的小说严格按照毛泽东《讲话》的要求进行写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于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暖水屯为缩影，反映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情况。作为“第一次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的丁玲，对农村和农民的描写严格按照毛泽东《讲话》的要求来进行。第一，人物形象阶级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主要为农民划定了三种身份：贫农、中农和富农。第一种是以侯忠全、李宝堂、郭富贵等为代表的被剥削、被损害的贫雇农形象；第二种是以顾涌、胡泰为代表的自食其力的中农形象；第三种是以钱文贵、李子俊等为代表的剥削者地主形象。人物的设置严格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政策来进行。第一类贫雇农是最革命的，第二类中农是摇摆不定的，但可以争取，而第三类地主则是压迫者，最抵制改革，是应该被消灭的。第二，主题上的二元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其中有着不可消解的矛盾。小说中为了实现阶级对立的目标，特意将黑妮由地主钱文贵的女儿改成他的侄女，并遭受钱文贵的奴役和压迫，阶级相同的黑妮爱上长工程仁也就有了阶级合法性。第三、叙述者立场的改变。丁玲前期的小说叙述者多是知识分子，对农民以及农村生活是俯视的、居高临下的，他们高高在上，把自己当成拯救者、觉醒者、启蒙者；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叙述者置身于农民中间，平等关照、平等叙事。文艺工作者融入人民群众之中，成为了群众的一员。总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说是程式化土改政治宣传策略的文学解读。
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看出，小说创作最终成就的检验标准即为毛泽东的《讲话》。丁玲的小说能送到苏联去评审并获奖，主要原因就是遵循了《讲话》的要求。但是，过分地强调政治，就必然会忽视作品的艺术性，甚至功利地以政治评判来取代文艺的审美批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解放区小说在新时期受到读者的忽视甚至漠视，与其艺术性弱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三、小说创作要以歌颂光明为主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判了原先文艺创作中以暴露为主的倾向，他认为文艺创作应该以写光明、歌颂光明为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以描写，但绝不能作为文学描写的全部。在《讲话》的引导下，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崇尚美、歌颂光明。对于一切真善美的事物进行赞扬与歌颂，对于假丑恶的行为加以鞭挞和批判。小说创作中要突出光明，将黑暗作为光明的对照进行描写。在当时抗日战争异常残酷的形势下，解放区作家从未丧失信心，他们相信中国军民一定能将日本侵略者打败。因为对战争的结果怀着极大的信心，故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基本都是对于革命胜利的渴望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
孙犁是解放区独特而边缘化的作家，他继承了古典文学的诗意传统，游离于政治功利之外，但在他的作品中也是以描写光明为主。孙犁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曾说过：“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就描写了军民一心抗日的故事。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场，但对于女性美好人性的抒写同样揭示出了对真善美的向往与憧憬。此外，对于光明的抒写与人性的颂赞，孙犁使用了浪漫又具有诗意的语言：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孙犁《荷花淀》
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女性美好的人性就像洁白的雪、洁白的云彩一样。孙犁的歌颂真善美达到了一种极致，符合《讲话》的要求，并为解放区的小说创作添加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创作原则，既在宏观上改变了解放区小说叙事的总体版图，也在微观上规约了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具体风格。在《讲话》的指导下，解放区文学百花争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