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项工程”揭秘

宋凤英

毛泽东、周恩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商定苏联援建中国项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基础是微不足道的，技术力量、管理水平都极其低下。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不争取外国的援助是有巨大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提出了援助请求。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是中苏双方经过多次商讨才最后确定下来，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批项目的确定是在毛泽东首次率团访苏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即于当年年底访苏，以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苏联对华的政治经济援助。1950年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通过会谈，中苏双方除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当年苏联即开始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工程项目50个，帮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这50个项目就是“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这些项目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42个。在42个项目中，东北30个，关内6个，新疆5个，内蒙1个。东北30个项目中，电力、钢铁、煤炭、制铝等占20个，其他10个是机械、化学、造纸等。关内6个是太原、重庆、西安、郑州4个电站及太原肥料厂及染料厂，新疆5个是电厂和医院。总投资额仅关内和东北35个项目估算为34亿元，其中国外订货占30％。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并与苏联协商，1953年5月15日以前陆续委托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项目有50个。在苏联帮助建设的项目当中，机械和军工占了很大比重。在1950年使用的6000万美元借款中，有2000余万美元用于海军、空军的军事定货。

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还缺少技术设计力量，缺少资源勘测资料，缺少统计资料，更缺少生产建设的经验。因此，第一批上马的50个项目，更多地听取了苏联方面的建议。

到1952年，新中国迅速恢复了曾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年8月，中财委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把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作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它粗线条地勾勒了计划轮廓，提出的计划指标过高，但它为以后修订计划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蓝本。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心里是没有底的。而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取得显著成绩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决定了只能向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经验，并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

1952年8月，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以确保“一五”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及其有效贯彻，同时也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以及商谈其他有关两国利益的问题。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各部门各行业的负责人60余人。中共代表团分乘三架飞机，8月17日抵达莫斯科。

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一五”计划与苏联有关方丽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8月20日和9月3门，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8月20日，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一行，陪同会见的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周恩来就151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就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项，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他说，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周恩来请求扩大人才方面的援助。为此目的请求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800名苏联专家，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周恩来还请求通过提供技术资料给予中国科技援助。

在会见周恩来、陈云时，斯大林还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他认为，计划草案中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泌降到15％或14％。他还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他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同时也可派些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组成了由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几乎都在讨论苏中两国经济关系，确切地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周恩来强调，中国建设“一五”计划的实现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期望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周恩来谈到了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规模，初步拟定建设151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己将151个工厂压缩为147个工厂。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中国代表团这次访苏的最大成果。

9月15日，中苏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22日，周恩来、陈云等17人回国，由李富春担任代理团长，继续留在莫斯科负责谈判工作。

赫鲁晓夫率团访华，中苏两国最终敲定“156项工程”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周恩来又秘密地来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并再次要求苏联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广泛援助。苏方在叶卡德琳娜宫为周恩来举办了一个小型午宴。午宴上，斯大林强调，苏联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在中苏关系的发展上袖手旁观。会见中，周恩来再次通报了中国“一五”计划的制订情况，指出该计划的核心是工业化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有苏联方面的广泛援助才能实现。接着，周恩来非常具体地谈出了中国方面的要求。斯大林答应苏方将继续与李富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这些问题。同时，斯大林表示，这对苏联的压力并不轻，因为苏联目前也正面临着卫国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他举例说，比如，为了保证中国年产1300万吨钢，仅冶金工业一项就得在中国援建3～4个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那

样规模的工厂。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1953年4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和苏联有关专家对中国“一五”的意见。米高扬说，苏共中央已经仔细看过了中国的“一五”计划，经济专家也仔细、精心地作了研究，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李富春通报一下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的意见：第一，“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第二，建设速度定得过快过高，原定整个工业每年递增20％，这个速度快了一些，每年递增14％～15％就可以了；
第三，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第四，要注意考虑农业问题，增产要有具体办法：第五，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以补大工业之不足：第六，发挥原有企业的潜力；
第七，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
第八，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九，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这些意见虽然是根据苏联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也符合中国实际，成为修改“—五”计划的重要参考。

经过中苏双方协商，1953年5月15日和6月4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和两个“协定议定书”上签字。这些文件表明，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已用条文形式固定了下来。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所给予的援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难得之举。正如一位苏联同志当时所说：“两个国家在一次淡判中解决91个企业、长达7年的建设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创举。”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1954年上半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做了短暂停留，并会见了赫鲁晓夫。会见时，周恩来指出，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和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政治方面考虑，重要的还是要加快筹备签署一项协议。因为1954年9月30日中国要庆祝建国5周年，拟邀请许多国家的首脑率代表团参加，首先是苏联代表团前来共庆中国人民这个隆重的节日。在这些代表团到来时或稍前，双方签署一项由高层次签署的经济协议，同时签署将大连、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协议，在政治上极为重要。赫鲁晓夫同意了周恩来的看法，即双方的谈判已不存在原则问题，现在需要解决的只是具体细节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了对华援助，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周恩来回国后，赫鲁晓夫立即听取苏方参加谈判的人员的汇报，指示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负责谈判工作的米高扬认真分析了援建的任务和苏方的实际能力之后，提出一个中苏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作为尽快缔约的一种条件，把部分设备的供货时间拖到1960年之后，如在包头援建的大型钢铁公司等，但应以不减弱双方经济协议的意义，不影响中国已草拟好的工业化计划为前提。对此，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经与李富春会谈，也获得中方认可。但这一双方将要签署的文件，却遭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反对，他认为如此沉重的负担，不是苏联人民力所能及的事。为此，苏共中央主席团又专门举行会议讨论，在中苏结盟战略意义的高度上统一了认识，通过了该项协议草案。

1954年9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国庆5周年庆典。在苏联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等同苏联代表团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共签署了lO项文件。10项文件之一就是《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中苏双方二次共签订156项援建项目。

通过三次协议的签订，苏联援助我国的工业建设项目总共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在156个项目中，由于赣南电站改为成都电站：航空部陕西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实际数目为154项。在154个项目中，总共有4个项目没有建设。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150个。但由于156项已写进了“一五”计划并先行公布了，为了方便，后来还是习惯地称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项目为“156项工程”。

苏联政府与苏联专家给予了我国真诚的帮助

“156项工程”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工程”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至1960年底，“156项工程”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1953年5月，中苏两国正式签约确定援建156项重点工程后，苏联政府与苏联专家给予我国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资金上的援助。1950年2月，苏联政府确定给中国政府优惠贷款，即借款3亿美元，分5年付款，每年六千万，年息1分；
对东南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贷款利息均为2分。后来苏联政府又给予我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年息也只有2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政府在经济上的大力援助，中国打了21年的仗，到处是被战争破坏的废墟，周围的帝国主义又对我国的新生政权进行经济封锁，抗美援朝打打停停，完全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技术、设备上的援助。1953年4月，中国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在双方仔细研究和充分论证后，确定由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苏方担负工作量的70％－80％，设备供应的50％－70％。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查，供给设计等基础资料，还要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20％－30％的设计工作和30－50％的设备制造。这些重点工程的设计方案基本上都是苏联相关设计院设计的，其中所需的大型、关键设备也是由苏方制造提供的。

人员上的交流。在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援建156项重点工程的协议中，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专家与顾问。还有接收我国人员去苏联

相对应的工厂、矿山去学习技术工艺及管理经验。在互派人员中，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真实记录了苏联人民对我国曾有过的真诚帮助。从1950年起，中国还未确定“一五”计划时，就有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到1960年7月中苏关系恶化为止，苏联先后派出3000多名专家来华工作，其中主要集中在156项重点工程。另外，限额以上694个项目中也有苏联专家指导建设。包括156项在内，苏联共援建中国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同时，苏联的一些工矿企业还大量接收我国新建企业派出人员的学习与培洲，他们既学习理论又学习实际操作。这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史上的。段佳话。

中苏两国高层领导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极为重视，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当援助“156项工程”建设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时，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1952年10月向李富眷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作为前后在华工作8年的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反复向苏联专家强调，你们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国未必适用，最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他们自己，必须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他们，苏联专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可见，从苏联高层的主导思想来说，并非要中国照搬苏联的一切，尽管在一些苏联专家的实际工作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156项工程”如同一座桥梁，构建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兄弟关系的基础。就连西方学者对此也无不赞叹地评价道“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不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苏联所给予的巨大援助。1952年9月22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时表示：“我们深信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将要日益发展，而日，要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任何对于这样伟大友谊的挑拨和破坏，在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打击之下，必将归于失败无疑。”薄一波提到：“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薄一波还说：“在短短的5年中，苏联政府之所以能动员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帮助我们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且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我们建设，是同斯大林的支持分不开的。”198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专门提到，第一个五年训划中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在项目确立与实施过程中，中苏双方相互尊重与体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是真诚的。但这种援助并非单向，也不是无偿的，而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中国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等。在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苏联的援助大大促进和加快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

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新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

“156项工程”实际实施的150个项日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
冶金工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
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150个项目的具体建设地址和名称是：

煤炭工业部分：河北：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山西：大同鹅毛口立井、潞安洗煤厂；
辽宁：辽源中央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抚顺西露天矿、抚顺龙风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抚顺东露天矿；
吉林：通化湾沟立井：黑龙江：兴安台二号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兴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城子河九号立井、双鸭山洗煤厂：安徽：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河南：平顶山二号立井、焦作中马村立井：陕西：铜川王石凹立井。

石汕工业：辽宁：抚顺第二制油厂：甘肃：兰州炼油厂。

电力工业：北京：北京热电站；
河北：石家庄热电站(一、二期)；
山西：太原第二热电站、太原第一热电站；
内蒙古：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宋家壕热电站；
辽宁：阜新热电站、抚顺电站、大连热电站；
吉林：丰满水电站、吉林热电站；
黑龙江：富拉尔基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河南：郑州第二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
湖北：青山热电站；
湖南：株洲热电站；
四川：重庆电站、成都热电站；
云南：个旧电站(一、二期)；
陕西：西安热电站、户县热电站(一、二期)：甘肃：兰州热电站；
新疆：乌鲁木齐热电站。

钢铁I"Jk：河北：热河钒钛矿；
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辽宁：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吉林：吉林铁合金厂；
黑龙江：富拉尔基特钢厂(一、二期)；
湖北：武汉钢铁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辽宁：抚顺铝厂(一、二期)、杨家杖子钼矿；
吉林：吉林电极厂；
黑龙江：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江西：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岿美山钨矿；
河南：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湖南：株洲硬质合金厂；
云南：锡业公司；
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化学工业：山西：太原化工厂、太原氮肥厂；
吉林：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甘肃：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

机械工业：辽宁：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二机床厂；
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厂；
黑龙江哈尔滨锅炉厂(一、二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一、二期)、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富拉尔基重机厂、哈尔滨

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
湖北：武汉重型机床厂；
湖南：湘潭船用电机厂：陕西：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
甘肃：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轻工业：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

医药工业：河北：华北制药厂；
山西：太原制药厂。

军事工业：(略)。

通过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
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洛阳东方红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家喻户晓。这些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大为改观，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初步的基础。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年“156项工程”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的高潮，出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6项工程”建成后，中国形成了一批门类较全、工业化急需的现代化基础工业。在工业化能源基础的建设方面，辽宁抚顺的西露天矿、阜新海州露天矿、黑龙江鹤岗东山、兴安台两个立井的投产，抚顺、富拉尔基、吉林、大连、佳木斯等电站以及华北、西北、西南、新疆电站的建立，不仅大大加强了东北的能源基地，而且为缺少能源的其他地区能源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工业化原材料基础的建设方面，鞍山钢铁公司的3座高炉、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北满本溪等钢铁公司的竣工，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华北的包头钢铁公司和中南的武汉钢铁公司的先后施工建设，使我国内地也建立起新的大型钢铁基地。在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大吉山钨矿、云南锡业公司等重点工程相继上马，改变了我国有色金属历来依靠进口的落后局面。在化工原料方面，吉化公司所属的肥料厂、电石厂、染料厂以及太原的化工厂、氮肥厂，华北制药厂的先后投产，使我国开始有能力自行制造过去依赖进口的高级染料、航空油漆、塑料、抗菌素、飞机轮胎以及特种橡胶制品等化工产品。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至1956年，中国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还有几项机械工业的重点项目也接近完工。全国形成了几十个机械制造系统，使机械设备自给率由旧中国的20％左右上升到60％。

“156项工程”竣工后，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能力有了质的提高。旧中国国民经济的技术面貌和部门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变，过去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了。同时，许多部门在生产工艺上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我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得以初步建立。

“156项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近千个工业建设项目，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旧中国落后的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五”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安排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
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局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
44个国防企业，除部分造船厂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其中陕西和四川有21个。由于考虑到国防安全和区域平衡，“156项工程”中，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均是空白。全国最多的省份辽宁，有21项投资，总额46.4亿元，占全国的31.3％。“156项工程”，形成了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区，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区，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工业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区，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汴工业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等，使旧中国工业密集于东部沿海的状况发生变化。

从1952年到1966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156项工程”的建设。这些项目与我国自力完成的1000余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在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