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浅绛彩瓷器赏析
时间：2021-02-06 08:00: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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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绛”是中国画技法之一，是水墨与淡赭并用，元代黄公望、王蒙最为擅长，特点是颜色柔和，素雅清淡。浅绛彩瓷是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低温釉上彩新品种，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瓷器装饰画法。具体以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绘制纹饰，再染上淡赭和绿、淡蓝及紫色等彩，低温烧制而成的一种低温彩釉。
山东省安丘市博物馆馆藏瓷器中，有一部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釉上彩瓷器，现择其一类，从形制、纹饰、技法等方面略作赏鉴，以飨读者。
1.清光绪仕女人物纹双耳方瓶（图1）
高54.1、口径15.5、底径边长13.8×13.5厘米。器型方正，方口平沿，口外撇，束颈，折肩，肩下渐收，方形长腹，方瓶底，底内凹。瓶颈处对称置兽耳衔环。瓶底正中刻六字双行红彩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通体内外均施白釉，外壁四周工笔彩绘仕女人物纹和公鸡牡丹纹，另题诗二首。其一，浅绛工笔仕女图，画面中女子持团扇倚坐树下，清丽婉约，题款“徐善琴写”;其二，墨彩行书四行二十八字题诗：“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落款“韵仙书”。此为唐代诗人王昌龄七言绝句《西宫秋怨》一诗。韵仙，即徐善琴。此诗上部颈部空白处分别以红彩篆书和黑彩行书题“达作宝鼎”四字;其三，以红绿彩绘公鸡牡丹纹饰，以墨彩勾勒山石树枝;其四，墨彩行书四行二十八字七言绝句御诗《插花瓶诗》：“泉香一勺净无尘，小器翻成席上珍。贪拣俏枝停立久，闺中偏称晓妆人。”题款“长庚氏写于昌水”。瓶颈处有红彩篆字“富贵吉祥”，下以墨彩行书“富贵吉祥四字”。
徐善琴，名韵仙，字善琴，号长庚，是清光绪年间浅绛彩名家，作品题款有徐善琴、韵仙、长庚氏等。擅长绘花鸟人物，其所绘花鸟清丽生动，所绘仕女人物婉约纤细。此器整体绘画以浓淡相间的墨彩在白瓷上勾描出画样，然后以红、赭、黄、绿、蓝等色进行晕染烘烧而成，其中山石画法中的皴擦笔法，均源于传统浅绛山水画技法。此器物造型方正，器型较大，胎体厚重，为对瓶，画面文字寓意美好，多为清末民国时期民间家用陈设和婚嫁用器。
2.清末民国浅绛彩仕女婴戏纹双耳瓶（图2）
高42.8、口径18.1、底径14.3厘米。圆口，颈部对置兽耳，束颈，溜肩，鼓腹，肩下渐收，圈足，底内凹。瓶底有矾红楷书底款“江西余元昌造”。瓶通身内外白釉地，口沿描金。外壁一面浅绛彩绘仕女婴戏图，画面中有五仕女二孩童，其中二女一童子围坐，身后有抱琴女侍和怀抱婴孩的仕女形象。另一面颈部和腹部有墨书题款。颈部墨彩篆书“吉羊如意”、行书“仿古文之六字”;腹部墨彩行书“古砚不容留宿墨，清瓶随意插新花”，落款“仿天笃山人法，书珠山西轩余远生出品”。从题记来看，此瓶为余远生绘瓷作品。余远生，安徽仙源人。清末民国初景德镇绘瓷名家，擅画仕女。余元昌是清末民国时期江西景德镇商号。“仿天笃山人法”意思是余远生所作仕女图画法模仿的是天笃山人画法。天笃山人，即清代画家康涛。据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载：“钱塘康涛，字石舟，号天笃山人，又号莲蕊峰头不朽人，又号茅心老人。画山水、花卉、翎毛，工白描，善书法。”康涛（生卒年不详），字逸斋，号石舟，晚号天笃山人，浙江杭州人。清乾隆年间画家。以人物画著称，擅山水花鸟，尤精仕女，其所绘仕女姿态静逸，其作品有《华清出浴图》《孟母断机教子图》等。
此瓶造型规整，胎体厚重，釉色洁白，釉质坚硬。制作技法以水墨勾画轮廓，以淡赭、淡紫、水绿、草绿、淡蓝、矾红等彩，经低温二次烧成的低温釉彩瓷器。余氏所绘仕女形象清雅，身量颀长，设色温润协调，色彩淡雅、清新明丽，婴戏生动传神，仕女姿态静逸，模仿清代画家康涛的仕女形象，体现了文人画的风格。此纹饰是常见主题，表现了家庭和美、其乐融融的人间景象，寓意崇尚安乐、多子多福，是民间用瓷中的常见题材。此瓶为对瓶，多做婚嫁用器。
3.清光绪浅绛彩雄鸡花卉纹盖罐（图3）
高19.2、口径16.5、底径15.6厘米，盖径16.5、盖高6.6厘米。圆筒形罐，半圆形盖，盖顶置凤爪形钮。罐身自上至下微敛。罐外壁两侧置凤爪形耳，一侧有一耳，另一侧有两耳。罐身与盖相接处为子母口，口沿描金。罐通身内外壁施白釉，一侧装饰浅绛彩绘雄鸡花卉纹，墨线勾轮廓，山石以淡黄色皴擦，用矾红、淡粉、淡绿、草绿彩绘菊花和枝叶纹。雄鸡昂首，花卉绽放，画面清丽，设色淡雅。另一侧有题诗：“恩波新沐气昂昂，画锦容归耀故乡。发佩朝天乱北阙，一鞭指引望西岩。辛卯夏日写于昌江之客次。”落款：“子和书”。器盖绘花鸟纹饰，画法与雄鸡花卉纹一致，有墨彩草书“仿八大山人笔法”字。子和，即余子和，字松斋，清代徽州人，光绪时期的浅绛彩画师，擅长人物、花鸟、山水。根据其活跃年代推断，题款中的“辛卯”应指光绪十七年（1891），故此器物的制作时间可明确是清光绪十七年夏。八大山人，即朱耷，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清末民国时期有许多浅绛彩瓷匠人模仿朱耷的绘画技法在瓷器上作画，故有“仿八大山人笔法”一说。
此盖罐釉色洁白，造型不拘一格，纹饰清丽明亮、生动有趣，雄鸡立于山石花间，昂扬北望，画与题诗完美结合，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典型之作。
4.清道光浅绛彩采桑纹碗（图4）
高6.4、口径10、底径4.2厘米。花口圆形小瓷碗，敞口，口沿描金边。器身上宽下窄，圈足，底款红釉篆字“大清道光年制”。碗外壁一面绘农人采桑图，一面墨彩楷书题诗并红彩印章。该图以淡赭、草绿为主勾勒填彩，间饰绿色、淡蓝、淡紫色，描绘了一幅乡里农人采桑忙的生活场景。整体设色淡雅，色调柔和，画面构图布局疏朗。画面中两农人在桑树上架梯采摘，树下两农人把采摘的桑子装到筐里。另一侧墨彩题诗六行四十字五言律诗：“吴儿歌采桑，桑下青春深。邻里讲欢好，过畔无欺侵。深篮各自携，筠梯高倍寻。黄鹂饱紫葚，哑咤鸣绿阴。”此诗为宋朝诗人楼璹的《耕织图二十四首·采桑》一诗。题诗右上端有红彩篆印“元日”二字，末端有朱文“雅”“玩”篆书二印。楼璹，字寿玉，又字国器，北宋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他绘制了反映江南农业情况《耕织图诗》，每图皆配以五言八句诗，该碗上的题诗即出自其中的采桑诗。题诗与纹饰互为映衬，诗书画印集于一器，也是浅绛彩瓷器的一大特点。
桑蚕丝织是中国古代农业最基本而重要的活动之一，采桑、耕织等劳作场景出现在瓷器上也是常见的，体现了农作勤劳之美，配以题诗，表现了江南农忙时期的田园野趣。该碗质地洁白，瓷质细腻坚实，是清后期民间日常家用器物。
5.清宣统浅绛彩十二花神纹双耳瓶（图5）
该双耳瓶高60.3、口径21、底径25厘米。撇口，束颈，颈部对称置镂空兽耳，溜肩，自肩部向下微敛，圈足。通身内外白釉，外壁一面白地浅绛彩绘十二花神，另一面绘清供纹饰并墨、红彩题款。十二花神纹画面中，左侧一株松树下有男女仙人十人，每人手擎一花枝，颈部有一仙人手持令旗，身前一童子怀抱花瓶，右上有红彩蝙蝠一只。右上有墨彩行书题款：“十二花神时属辛亥之夏月书于昌江客邸”“汪照藜写”。瓶身另一面腹部绘清供图并墨彩题款，瓶颈处有墨彩和红彩题款。以淡绿、淡黄、淡粉彩绘花瓶、柿子、牡丹花及枝叶、印章等书房静物，表现的是清代清供纹饰。右上墨彩行书题：“于此间得少佳趣，亦足以畅叙幽情法”，落款“辛亥夏月子青氏作”。另有瓶颈处以红彩篆书和墨彩行书题：“富贵吉祥子孙永作宝用，十字法，兰亭帖意于昌江”。
“子青氏”即汪照藜。汪照藜，字攸青，又字子青，徽州人。清光绪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著名瓷画家，人物、山水、花鸟俱精。其作品留存多有所见。结合制作者活跃年代，“辛亥”应是清宣统三年（1911）。综上，是清宣统三年夏汪照藜绘制。
此瓶胎体厚重，设色淡雅，白釉地上以墨色勾线，赭、淡绿、矾红、淡黄彩绘。墨线勾图，线条简洁，人物生动传神，不同花神形象和神态各异。画面饱满，布局较为紧密，意象丰富。
十二花神是古代中国民间的神话传说人物，相传百花各有其司花之神，十二个月对应十二花神，十二花神司花时节令。此瓶彩绘的十二花神纹饰，人物众多却不繁杂，线条清晰，笔法工致。各花神手擎各自月份的代表花，例如身形魁梧、腰佩宝剑的钟馗手举代表五月的石榴花等。清供，发源于佛像前之插花。内容最早是香花蔬果，后渐发展成包括金石、书画、古器、花瓶、盆景在内的一切供案头赏玩的文物雅玩。自明清以后，清供图逐渐成为瓷器绘画的常用题材之一。各图还配墨书红印，互相映照，把诗书画印相结合于一处，这也是浅绛彩瓷的特点之一。十二花神和清供主题明快，是寓意美好的中国传统题材。此瓶为对瓶，是清末民国时期流行的民间日用摆设瓷器，亦作婚嫁之器。
6.清末民国浅绛彩仕女婴戏纹双耳瓶（图6）
该双耳瓶高42、口径16.9厘米。瓶撇口，束颈，颈部对称置镂空兽耳，溜肩，自肩部向下内敛，圈足。通身内外白釉，口沿和颈部兽耳描金。瓶身外壁一面彩绘仕女图，图中花园丛竹间，有站立仕女三人正在閑谈，左侧仕女抱琴，右侧一仕女肩扛竹枝，其身后一孩童正在嬉戏。左侧房间圆窗前有一女子教一孩童读书，书桌上摆放有书籍和花瓶。
瓶身的另一面有墨彩书法并题款，共三组，其一位于瓶颈处：“作永用宝鼎”，“摹积古斋原本”。其二位于瓶腹：“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落款：“江西万竹亭出品”。
“积古斋原本”，指的是清代学者阮元编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是考释传世铜器铭文的著作，全书共十卷，铭文据拓本或摹本刊刻，每段铭文附以释文，并结合经史进行考证。
“摹积古斋原本”意为此瓶上的铭文摹写自阮氏《积古斋钟鼎款识》。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清乾嘉时期金石家。
瓶身处墨草四句诗源自唐代李白所作《清平调》，此诗描绘了唐代杨妃的倾国之美，与另一面仕女纹饰相呼应。万竹亭，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绘瓷名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市井生活日益丰富，仕女婴戏题材反映了当时社会艺术倾向和审美趣味。
据李俨在《浅绛彩瓷考论》一文中表述，浅绛彩瓷器肇事于咸丰，兴起于同治，光绪年间达到了创作高潮，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在此期间，江西景德镇等地的浅绛彩艺人将中国书画艺术的“三绝”——诗、书、画在瓷器上结合，用色将“淡”“雅”二字贯穿始终，画面清丽，意境悠远，体现了文人画风骨，为中国瓷器艺术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