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与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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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的一个历史功绩是,通过观察和平定1989年国内爆发的反革命暴乱,发现这次严重的政治风波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公开揭露了“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向全党再次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号召,从而确立了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贯彻的政治战略方针,动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投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长期斗争中。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战略;和平演变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1-0004-07
收稿日期:2007-09-18
作者简介:
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1989年,邓小平向全党再次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号召。之所以说是再次,是因为二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再次发出同样的号召呢?是因为八十年代末“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骤然起变,国内爆发了“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1](p331) ,东欧国家接连动乱而导致了社会剧变。这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撕破了四十年来世界和平的外衣,暴露出来一个孕育已久的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此时此刻,邓小平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反复提醒和告诫全党:“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1](p304) ;“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1](p311);“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1](p325)。 通过这堂“大课”,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和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存亡续绝、以一持万的问题:“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p344)对于帝国主义悄然发动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是麻木不仁,束手待毙,还是坚决地起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呢?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存亡与发展的大问题,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的焦点、时代的焦点。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是不但勇敢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1](p347) ,而且坚定地动员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投入到了反击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伟大战争和伟大实践中,续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灿烂的一页。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形色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延续的动力。由此决定了:这个世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人类就甭想安宁。自十月革命以来,帝国主义就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国家,从军事进攻的热战到和平演变的冷战,两种手段并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远的不说,从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和国家关系的渠道,千方百计干扰和破坏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建设环境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平静如水。早在1989年之前,即1986年底,在北京等地就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潮,那时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时说到:“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1](p204)“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p206) 邓小平用这样的口气讲话,绝非空穴来风,而是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即有些人认为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中国的国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与“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产生着尖锐的抵触。新中国的发展史一再表明,邓小平所指出的这种社会现象,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2](p662), “中国要向哪里去”的斗争[3](p214), 从民主革命以来至今没有停止过。
邓小平用“没有硝烟”四个字刻画了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特征,用“和平演变”四个字揭露了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的内容和实质。无疑,没有什么问题比世界战争更重大的事情了!对于帝国主义挑起和发动的这场特殊战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是躲不开的,是回避不了的。要么积极应战,奋起反击,打退和消灭敌人;要么麻木不仁,束手待毙。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甚至损失惨重——东欧剧变和苏联的亡党亡国。虽然我国的改革也是曲折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成熟就表现在继毛泽东之后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不但识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而且坚决地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敢于和善于打破他们的“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奋勇前进。
邓小平指出的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悄然打响了。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举措。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静分析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事实,特别是总结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失败于一个贫穷的新中国的教训,对今后的国际战略主动做出重大调整。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正陶醉于自己的一片胜利之中,对于资本主义阵营做出的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战略调整,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反映,也没有进行积极的应对。
在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举措的三年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毛泽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潮中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而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3](p230)。由此,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因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3](p233)。又过了三年,杜勒斯在1958年、1959年又连续三次宣扬“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这个重大战略,着手采取一系列积极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可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关于这个问题,请读者阅读革命老前辈薄一波的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中国共产党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方面开始应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时,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不但继续沉迷于教条主义,而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不归之路。他们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的能力,被帝国主义打出的没有炮声和硝烟的“糖衣炮弹”所迷惑。东欧剧变和苏共亡党亡国,不能不说是在那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打赢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的思想出自1989年邓小平的两次谈话。这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告诉他:“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1](p325)两个月后,邓小平会见非洲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p324)显然,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不仅已经在东欧苏联取得了巨大胜利,而且在我国也小有收获,这就是邓小平严肃指出的发生在“我们内部的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1](p324) “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1](p344)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邓小平所以能够识破西方国家挑起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口号,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已经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革命老前辈吴冷西的名著《十年论战》,详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怎样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多次前往苏联,与苏联共产党、与赫鲁晓夫进行的长期论战。在那段艰辛而难忘的岁月中,邓小平是我们党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战线上的一员主将。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4](p738)的情况。在作为主帅的毛泽东指挥下,邓小平独当一面,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和深邃的政治智慧。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中,与苏联修正主义作斗争是邓小平的一项主要工作,占了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十年论战》这本书里,读者能够揣摩出那个年代邓小平主要做了些什么,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作经验是从哪些工作里积累起来的。
从邓小平坦城表示的“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1](p348), 从他揭露“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从他向全党再次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号召这样连贯的行动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看到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之所在。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1](p123)这段话,是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种阶级斗争现象,做出了这样明确的政治判断和理论概括,也是他果断地领导全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决定。在《邓小平文选》里,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字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讲述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动实践,就不能不谈他领导全党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尤其是“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1](p344), 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教训,足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个多么重大的问题了。
“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5](p272) 的主体,与其说是在那时产生,不如说是在那时暴露出来的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政治派别——他们坚决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下,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实施西方资本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千方百计地在中国“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1](p181)。他们是现中国唯一一支有着一定社会基础和强大国际联系的企图推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为了达到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政治目的,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分化、搅乱和丑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手段,直至发动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就是邓小平在那时深刻指出的:“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1](p348)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揭露出是些什么人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所指明的“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这样一批人由来已久,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带着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的时候,就把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还有”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这样的“社会基础”上。那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声言:“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对于艾奇逊远在太平洋彼岸发出的挑衅,毛泽东当即就在这年8月的人民日报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一系列社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以说,改造这个“社会基础”及其与他们——“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拥护者——的斗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几十年来,曾经“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大部分人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改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6](p1486),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旧有的政治思想,有的甚至甘心配合“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行径[6](p1488), 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敌。这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严正指出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7](p552)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里“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与执政的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遥相呼应,组成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派别,成为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队伍,形成了从执政党内外搞垮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的动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