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四川歌与剧的文化审美

[摘 要] 长征精神伴随着革命歌曲的流传而璀璨，要使红色经典久唱不衰，须依托于民族的自尊、自觉、自奋。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留传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川陕根据地、川西北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也为红军与四川各族儿女的鱼水之情提供了契机，红军官兵根据各地各民族的民间小调依曲填词、依词谱曲，还创作了许多话剧、歌舞剧、新川剧等音乐形式，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壮大革命队伍。这些丰富的文艺作品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繁荣，人们追求精神享受的层次提高，加之时代精神的文化断层现象的凸现——当年的红军精神、抗日精神面临取舍的窘迫；虽然人们响应政府提倡的“红色活动”，但这种现象的本质却与保持“红色革命精神”、弘扬“红色革命传统”有差异。特别是由于政治观的不同，即便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及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时起时伏，但红军题材的文化精神不该忽视。

[关键词] 红四方面军；川北；歌；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3-0092-05

引 言

本选题为四川省教育厅重点课题（项目号10SA015），是在四川师范大学钟仕伦、万光治两位教授的提议和指导下申报立项的，在研究过程中也得到两位教授的指导。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建立、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期间，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官兵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但都在博物馆保存，不仅忽视了其文化价值，甚至部分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或多或少的予以引用或借鉴，却不肯承认与红四方面军的骨肉联系。本着对当时产生的歌、剧的诸多意义、作用和因素的调查分析，在研究相关音乐的理论和音乐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红歌大家唱”的现实意义，课题组踏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当年在川北地区（通江、南江、巴中、达州、平昌、旺苍）的足迹，在地方宣传部、文化馆（局）、红军纪念馆等部门的帮

助下，与所到各地的40多位文艺工作者、3位老红军、30多位民间艺人进行座谈，召开了5次地方音乐工作者座谈会，实地观摩所到各地的红军遗迹、石刻、烈士陵园、各类纪念馆的实物陈列及历史文献，通过现存的96件历史文献、650件文学艺术创作、3000多件石刻标语、200多件历史照片等珍贵资料，对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不仅形成了文字调查报告，还对相关音乐进行整理、改编和展演，揭示其特定的文学价值、音乐价值和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在四川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最多，遍布地域最广，停留时间较长，产生的奇迹事件最多，一路留下了无数的红军诗篇，四川各族儿女根据各地各民族的民间小调依曲填词、依词谱曲，红军剧社还创作了许多话剧、歌舞剧、新川剧等音乐形式。诸如此类的红色经典，不仅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而且有其特定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极具音乐研究价值。四川省博物馆及各地红军纪念馆中存有大量的乐谱及剧本（信笺、烟盒、木板、油印本），如今只是展品，没有起到艺术品真正的作用和社会功能。

这些“红色经典”，无论是长征时期还是长征以后至今，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作用。然迄今为止，音乐学者们对其所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上，极少有学者探究其理论意义及音乐功能。通过知网搜索到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仅有《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征途中的红军歌曲》（北方音乐2006-07）、《革命歌曲在长征时期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08）、《万里长征途战歌多——中国红军长征中的音乐活动纪略》（人民音乐1997-07）等11篇，另有4篇是红色经典音乐会综述。即使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主持的 《我的长征》栏目，也带有重走长征路的政治色彩。然在红色经典理论意义及功能方面的研究甚少，此乃学者学之根本，应该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使其流传更为广泛，所起社会现实意义更具时效性。

一、川陕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的形成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2月自鄂豫皖根据地转移，从陕西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大学、新剧团等16个机构和地方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执行中央的命令，有力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入川的作战战略，发动了陕南战役，调动敌人北移，并成功强渡嘉陵江，解放了涪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大片土地，并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共同北上抗日，踏上艰难曲折的长征征途离开四川（留下红军独立师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川北地区驻扎的四年中，以巴中、通江、旺苍、南江、平昌地区最为典型。

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在整个过程中，革命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积极的先导作用，成为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作为当时党政军文化宣传工作的开路先锋，军内各级部门都有相应的宣传部门（如政治部、政治处、宣传部等等），政府有文教委员会（下设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国家出版局）、总工会、工青妇群众团体等等，都下设宣传部等机构。还有俱乐部、新剧团、通俗演讲所、工农剧团、报刊编辑部……主要功能是开展全民识字运动，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采用石印、铅印、木刻等手段，通过书刊、文献、课本、小册读物、标语、传单、口号、捷报等等宣传品，不仅洋溢着朝气和理想，且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开展；军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活动以其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贴近生活的创作手法，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戏剧（现代川剧）、歌舞、曲艺、诗歌、楹联、美术作品深受群众的喜爱。特别是以地方山歌、民间小调为创作基调，或旧曲填新词的方式创作的音乐作品，易唱、易学、易流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体现了音乐的强大社会功能。

二、文艺活动的文化审美

红色经典的产生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意义，作为时代的软实力的知识也应该与时俱进，但要更新发展，应该对原有的艺术品及理论体系掌握透彻。得以保存下来的红色经典的载体（如体裁、表演形式等）有限，作曲技法也较单一，通过对红军长征过四川歌、剧研究使“红色经典”流传更为广泛，所起社会现实意义更具时效性。时人对红色经典的理论研究存在断层、遗漏甚至空缺现象。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代表作”的申报浪潮中，作为人类口头文化的一份子的红色经典有必要且必须被提到“励时人，启来者”的地位。攀缘着长征的历史，探索着音乐的本质属性，之间藏掖着“绿叶对根的呼唤”的渴盼。

红四方面军及当地民众在当时的各类文艺活动都是在川陕苏区党、政、军、社会团体的文化管理机构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如当时的川陕省委、道委、县委、区委、镇委都设有宣传员和文教委员；红四方面军各级都有文化机构和专任领导，还设立剧团。这些机构将苏区的文件、布告、报刊、书籍、标语通过印刷、石刻、木刻及文艺演出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内容，向群众直接宣传根据地各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各项建设工作。

（一）民歌

民歌是劳动人民最喜闻乐见的音乐体裁，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代代相传，不断加工的最主要的口传非物质文化。川北地区绝大多数人是汉族，汉族民歌分为“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三大类。在四川民歌中，“山歌”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具有抒情、婉转、爽朗、诙谐、泼辣等特点。

红军时期的民歌体裁很多，主要有赞马列歌颂共产党、拥护苏维埃、红军战士、盼红军、工农群众、妇女解放、青年儿童、声讨土豪军阀罪恶、抗日的歌和一些由民歌改编的舞曲。根据《达县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南充地区革命文化史料》、《陕南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广元地区革命文化史料》、《绵阳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巴中地区革命文化史料》、《川陕苏区历史歌谣》等史料文献及现存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北各市县博物馆的《革命歌曲》《红军歌曲》等油印本歌集资料显示，在当时产生的歌曲数不胜数，广泛流传的千余首，而在上述资料中可查的歌曲不足千首，主要是通过当时手抄、木刻等文物原件影印，后来的文艺工作者对当地长者、老红军的演唱采录记录下来的。这一课题依然任重道远，应及时抢救！

通过对《壮士出川》、《正者无敌》、《川军团血战到底》、《十送红军》、《出征》、《井冈山》、《开国元勋朱德》等电视剧背景音乐、主题歌、插曲的视听，都可找到当时代表歌曲：《中国人民革命军》（南充）、《红军纪律歌》（渠县）、《操场纪律歌》（通江）、《练兵歌》（仪陇）、《十把扇子唱红军》（巴中）、江西客家民歌《长歌》（《十送红军）的原形》）等红军歌曲的旋律因素和风格特点。这充分说明红四方面军当时创作的歌曲因为运用了川北地区的民歌而深入人心，且在历时的文艺创作中被广泛采用。也许作曲家是在研究了川北民歌之后的有意而为，也许是民歌本身的魅力所在。

（二）戏剧

1.话剧

话剧是以人物对话和角色表演为主的艺术形式，演出时常常有场景设置、服装道具的设计等舞台表现形式。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舞台艺术形式。在当时，又是最直接的宣传形式，能够直观的再现当时军民的革命热情，如青年男子参加红军时得到母亲和妻子的大力支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政治部对群众的帮助、关心等等，宣传了红军和当时政府的政策，升华了红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的深厚情感，不仅活跃了苏区的文化生活，更是宣传党和军队政策的快捷方式。

如《慰问》是1933年由红四军剧团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两幕话剧，红军政治部的王定国、张琴秋作为主要演员参加首次演出（见通江红军纪念馆油印本）。剧中角色包括当地新参加红军的青年两兄弟、母亲、大儿媳、乡苏区土地管理员、政治部工作人员、红军某班班长、红色战士若干人。剧场及场景就是农家门前、茅屋、农田、阳春三月的季节、母亲和儿媳在分到的麦田除草……全剧建立在绿色的希望、母亲和儿媳（红军家属的代言人）期盼参加红军到前线的亲人回来、旧川军与红军在母亲（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对比、红军官兵平等、苏维埃政府替老百姓解决一切问题、新参加红军的战士在部队学文化、练本领、官兵之间严肃活泼、相互关心、相互批评共同进步的和谐局面……的情景上，体现了军民鱼水情的高尚觉悟。笔者在在采访一名年过七旬的通江老太太时，她说记得当时演出的场景。

还如《摸哨》、《分瓜》、《三个伤兵》、《打草人》、《不当丘八爷》《参加红军去》、《拉夫》、《半升米》……都是结合当时的形势、政策和地方特色的话剧，在当时具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和教育意义。

然而，话剧发展到今天，已成为边缘艺术，因逐渐被淡化或缺乏“前卫”而发挥不了其社会功能。这是社会对艺术形式的取舍带来的纠结。

2.小演唱剧

小演唱剧是最快捷、最直观、宣传效果最有效的一种文艺形式，其体裁、题材多种多样，多以歌曲的形式呈现，主要有民歌、儿歌、群众歌曲、新创作歌曲等等，大多结合当地传统民歌创作。由于篇幅小，结构相对简单，故创作起来比较方便，作品数量也较多。采用舞台表演的方式，既喜闻乐见，又易于学唱，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适应性。其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小合唱，演出时常常配以群众性舞蹈，深受军民喜爱。如儿歌《参加红军》、《十劝歌》、《少年先锋队歌》、《放牛娃儿多苦难》、《放羊歌》、《红小鬼》、《红色少年本领高》、《我们童子团》、《赤色儿童歌》、《小朋友快联合》等等；新创作的群众歌曲极其丰富，如《识字歌》、《卫生歌》、《好青年》系列、《土豪军阀罪恶歌》系列、《团正哥》、《兵变歌》、《伤心士歌》系列、《抗日歌》系列等等。

这些歌曲在当时均以油印本和手抄的方式在当时流传，油印本以《红军歌曲》和《革命歌曲》命名。

3.川剧

川剧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深受川渝人民的喜爱。红军长征时期，川陕省工农剧团创作了许多新川剧。这种结合地方戏曲文化和当时的政治素材创作的新川剧有着显著特点：首先是选群众最喜欢的地方戏曲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其次是对由红军官兵担任演员进行了川剧艺术的学习和普及；第三是以川剧作为红军和当地群众紧密的联系精神纽带；第四是当时的川陕省工农剧团担任编导、演员，在创作演出的新川剧的同时，使这一地方戏曲获得了新的元素和更多的接受人群。

代表剧目有《刘湘投江》、《二流子生产》、《骂蒋贼》、《斩尽日寇》《戒大烟》、《半升米》、《田颂尧自叹》；根据传统折子戏改编的川剧《陈世美不认前妻》、《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等等。

因川剧是一剧五腔（高腔、昆腔、灯戏、滩簧、胡琴）的戏曲剧种（在我国戏曲剧种中多为一剧一腔，川剧极具特点），所以在红军时期的新川剧主要以群众最熟悉的“灯戏调”为主。

（三）活报剧

活报剧是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这类剧目能及时反映时事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就像“活的报纸”。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活报剧演出，在战争时期更为流行。演出时，常常把人物漫画化，并插有宣传性的议论。活报剧多在街头、广场演出，也可在剧场演出。

活报剧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基本把普通人作为主角；题材多是观众所关心的……这些特点集中形成一种戏剧形式，用来表现普通人面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带来的直接紧迫问题而理性地探求解决办法。几乎都是有关于重大社会问题，因而演出内容会触及到与政府相关的敏感问题。

红军时期的川北地区创作了很多活报剧，通过在田间到头、红军驻地、村田院落、街头巷尾等场所的大量演出，起到了快捷、直观、面广、深远的宣传作用。代表性的剧目有《范哈尔的末日》、《发动吵嘴》、《苛捐杂税》、《摸哨》、《分瓜》（达县）、《三个伤兵》（仪陇）、《打草人》（广元）、《庄稼汉》（南部）等等。

此外还有表演剧（代表剧目有《打柴歌》、《当兵当红军》）、舞剧（代表剧目《八月桂花遍地开》、《十把扇儿》、《农民舞》、《海军舞》、《乌克兰舞》）等舞台艺术形式也有很大的时代意义。

三、文艺创作及演出活动的审美特征

“长征是宣传队”是红军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命题。宣传通过通俗易懂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有力地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各项建设任务而开展的。以文艺创作及演出活动进行的宣传工作主体是红军官兵，接受教育的不仅是广大工农群众甚至土豪劣绅、地主阶级，作为宣传主角的红军官兵同时受到更深刻教育，更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此外，当地进步人士和有一点文化的民众也逐渐参与到各种宣传活动当中，特别是文艺创作及演出活动。真正起到宣传再宣传、教育再教育的历史作用。

（1）以民歌为歌、剧创作素材的“民族魂”

五声音阶为主的旋律，无论是新创作的歌曲或是歌剧、新川剧，都具有简单易学、朗朗上口的特点；创作中运用当地流行的民族徵调式（5为中心音）和商调式（2为中心音），在音乐风格上富有地方特色，更赋予亲切感；音乐结构多以民歌之上下句结构为主的乐段，也有起承转合四乐句结构的乐段，填入宣传“中心任务和各项建设任务”的多段歌词，易记易学，增强兴趣；明快而富有劳动号子特点的音乐节奏，使得红军官兵和当地民众在不受任何场合限制的情况下均可即兴歌唱，抒发情感，深入人心。

（二）传统民歌填新词的“老瓶装新醋”模式

新创编的歌剧、川剧、活报剧、话剧等体裁的剧目，都是在传统的形式和结构基础上，填上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内容，起到易于接受、易于宣传的快捷作用；在各类剧目的旋律运用中，基本是在遵循原行腔和板式的基础上，大量掺入四川民歌音调；在表演模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如剧中人物设计是比较现实的红军官兵、地主老财、军阀土豪、农民少先队等等，这些角色基本着生活装，化装也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以常用工具为道具，非常直观。

演员的群众化不仅达到广泛宣传的目的，而且军民共同担任各类角色的演出模式，没有过分的专业要求。特别是随时随地的演出，及时的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而且最大范围地调动老百姓的热情，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红军歌曲、群众歌曲的旋律音调基本是原民歌旋律填新词，即使新创作的歌曲都是以民歌为基调的。歌词包括党和红军的政策，鼓励参加红军，抗日，打到军阀、土豪、地主阶级，妇女解放，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种，穷人有好日子等等。

（三）流动式演出形式起到快捷而广泛的宣传作用

战地宣传队、演员、演出形式、节目内容和题材等都因战争和宣传的需要而富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即兴性，对演出场所没有太多要求，实时实地的文艺演出起到快捷而广泛的宣传作用。与中外常规的歌剧、舞台剧等演出形式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1.基本没有固定的演员。战地宣传队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常设的宣传机构，由张琴秋具体负责，有一些相对固定的职员和演员。职员主要从事组织工作、编写各类剧本和担任主要角色，同时，为不识字的战士和群众演员教唱是很重要的工作。此外，有很多演员是临时指定或自愿参加的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在打仗或组织生产的间隙参加宣传队的演出活动。

2.随时随地的演出场所。如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冬天西渡嘉陵江去保安途中，剧社的同志顶住刺骨的风雪，每爬上一个山头就扯起嗓子边唱边喊拉拉词，鼓励同志们以顽强的毅力前进。至于在田间地头、村社小坝坝、行军队伍的沿途两边、战争间隙的战壕等等场所实地宣传演出是极其常见的现象。

3.演出时不拘一格的服装道具。无论是相对固定的演员还是临时演员，没有专门的演出服（只有大型庆祝活动是在专用舞台的演出，一般有专用的演出服和道具），有时有简单的民族乐器伴奏，道具都是就地取材式的携带工具（如枪炮、农具等）。

上述演出形式的主要功能是歌舞士气、调动积极性、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有艺术上的过高要求，故艺术性不强。

四、“红色经典”的精神使命

“红色经典” 见证巴山光辉革命史一说得以证实。红色经典因其时代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格的原因，当时的各种文艺形式极具生活化，易学易唱，因此曲目众多，内容丰富，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起到了军民感情的红丝带作用，也为后续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文献资料和坚实的基础。

（一）“红色经典”是研究川陕苏区红军历史的活档案

任何文物的历史价值都将赋予文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且是第一位的。无论是今天仍然亲历可见的石刻，还是记录在当时的报刊、油印小册子、烟盒、刻在木条上的红军歌曲及各类剧目，不仅见证了川陕苏区的创建者伟大功勋和历史地位，也是红四方面军在大巴山地区与工农群众一道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的历史见证！

《川北穷人》、《红军》、《少年先锋》、《共产党》、《斧头》、《不胜不休》、《血花》、《赤化全川》、《红星》等根据地的报刊，不仅是宣传党和红军政策的主要喉舌，是刊载红军歌曲和新创剧目的重要园地，也是今天研究红四方面军的历史状况、发展演变、历史作用的重要佐证。通过研究，可以获得明辨历史、还原历史、肯定其作用的唯物主义史学态度。

（二）“红色经典”是体现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艺术创新的典范

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式，在苏区的文艺活动一般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基本原则，今人或许以为这不符合艺术的评判标准，然而，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具有时代的烙印和实时的社会功能，对关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的命题必然要结合时代所赋予的主题而对应讨论，以唯物主义史观向欣赏古玩那样，探讨其情感的表达和理想主义色彩。毫无疑问，“红色经典”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

成功的作品并不等于是完美的艺术，绝不能以“完美艺术”的标准去衡量赋予很强时代感的作品。“红色经典”就是今人赋予红军时期的文艺作品的美誉，无论是以民歌为基调创作的音乐作品，或是在原民歌、戏曲、曲艺旋律音调下填写的“唱词”形式，由于在当时（甚至近百年来）有着巨大的受众群，且起到了极大的社会作用，所以被今人誉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就是成功的作品。

艺术创作注重创新，创新必然是超越原有的艺术水平，赋予新的技法和理念。“红色经典”已经作为文艺创作的典范在各类艺术形式中广泛应用。

首先是用“红色经典”歌舞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方面的政治诉求。

其次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题材的众多影视剧中，大量的“红色经典”的运用、改编，不管以任何表现形式出现，都可听到那些熟悉的、催人奋进的旋律。

再次是以“红色经典”为蓝本的大型器乐作品的创作，使得那些“红色经典”得以辉煌的再现。

音乐人以更加完美的艺术形式，创新性的呈现“红色经典”，这就是艺术创新的典范所在！

（三）衍生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的物质财富

“红色经典”经过近百年之后，其“现实意义”丝毫不减，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依然如故，不禁让人感叹！当下的人们在享受着太平盛世和丰厚的物质生活的情景下，依然被“红色经典”所震撼且催人奋进，这不仅仅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率领，应该是个复杂而艰深的学理问题。

红军在大巴山地区能够迅速壮大，最主要的原因是重视且善于在老百姓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的红军有三大任务，一是行军打仗，二是筹款筹粮，三是宣传组织群众。而这三大任务中起保障作用的是宣传组织群众，可谓是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化活动。宣传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红军能给穷人带来好日子！而当时创编的各类剧目不仅有实时的强大而现实的社会功能，以至于在后来的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行各业建设中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至今仍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红色经典提供了研究红军文化的物质基础。通过多视角，多维度（听、说、读、写、思、索）研究方法，探索研究“红色经典”，在探索可挖掘、可再生条件的最大功效。随时随地的演出，及时的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而且最大范围的调动老百姓的热情，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这比今天的“文山会海”和“口头说教”更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

地方音乐在当时各类文艺活动中的运用，不仅彰显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更重要的是以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音调，增强娱乐性、直观性和群众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宣传的作用。是壮大红军队伍，争取革命胜利的源动力。

红军事迹、革命文物、历史遗迹以及革命胜利后陆续建设的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研究文献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不仅是研究红四方面军光辉历史的有力佐证，更是各类文艺创作的巨大财富。

后 记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生活的日趋丰富，也许红军文化和红军精神日益淡化，这种忘记历史的做法无疑是可悲的！四川儿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巨大贡献和悲壮事迹应当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文艺作品的再现而一代又一代传颂。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我们所做的就是：记录乐谱——研究音乐要素（体裁、形式、技法）及艺术表现力；录音、录像——对所走访老红军、红色艺术家、民间艺人等录音录像、进行整理研究，为学者们研究红色经典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研究和传承提供直观素材；理论研究——建立“红军长征过四川经典音乐”体系，形成系列性的成果，为所有红军经典音乐的研究提供模板，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依据；以经典为基调，融入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创作红军题材的音乐作品，也是传承的实时方式。（一并鸣谢：巴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副馆长秦渊、巴中市文化馆工会主席杨柳、平昌县文光新局副局长胡晓玲、通江县文化馆长李平。）

[参 考 文 献]

[1]蔡文金，韩旺愈.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G].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2]熊 华.川陕苏区历史研究论文集[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李仲彬.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4]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记忆编委会.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G].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

[5]平昌县县志编委会.红军在平昌[G].平昌县内部资料，1986.

[6]王明渊.放歌足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7]张崇鱼.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历程大事记[G].内部资料，2006.

[8]巴中市委市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歌谣选编[G].巴中市内部资料，2005.

[9]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