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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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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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胡适认为空谈主义是没有用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但不能成为救济中国的良方，反而会上演历史的悲剧。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在别的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作为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国也可以。他还认为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就明确回答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二是中国社会问题要不要以革命手段实行“根本解决”的问题。胡适企图把人们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李大钊驳斥了胡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解决必须依靠革命，展开阶级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这样，李大钊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问题要以革命手段才能加以解决。
（二）社会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论争后，在马克思主义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后又发表了《现在与将来》，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也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则纷纷发表文章，《新青年》第8卷第4号还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专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判。
社会主义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所以“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2]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资本私有”，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加上“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使“劳动阶级日见压迫”，“几乎无路可走”，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3]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4]。二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主义手段的问题。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主张，解决军阀当道的问题，应采取“和平的或渐进”的方法，对于外国资本势力，他们则认为中国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乘其空隙以发展实业耳”[5]，并提出了调和劳资矛盾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拥护者反驳了他们宣扬的调和劳资间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应该通过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即主张运用革命手段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关于社会主义之争，其实质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采取革命的方法还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争论。
（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它的口号是：个人至上，个人万能，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强权政治。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比较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黄凌霜、区声白等。1919年9月，黄凌霜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9月，共产主义者开始反击，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接着无政府主义进行辩解，论争直到1922年初才结束。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说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6]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二是关于自由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7]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团体由个人构成，而社会由团体构成，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是社会人，个人意见有不同是常事，作为社会人如果可以因为意见的不同而自由退出社会，这样的社会将变成一堆散沙。三是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方面主张分散，反对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在分配方面，主张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为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8]并且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各取所需”要到生产力十分发达的阶段才能实行。
二、三次论战的影响
（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步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革命理论对胡适的社会改良理论进行反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导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不但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言论，而且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比较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斗争的胜利，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的优势地位，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总之，通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自发宣传”到“努力与实际结合”。
（二）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在《谈政治》和《社会主义批判》等文章中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深刻批判，指出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议会道路在欧洲已经破产，在中国行不通；同时李大钊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承认要经济变动，不注意“阶级竞争说”，从而确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进行革命，才能进行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的道路。此外，蔡和森在法国致信陈独秀，也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并论争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次论战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区别，为我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以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区声白、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识到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少以前受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先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壮大和纯洁了马克思主义队伍。
（三）局限性与不成熟性
由于时代发展和理论认识的局限以及对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刻等原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是否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做到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回答，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当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对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仍具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曾一度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混同起来。同时，论战中还存在非此即彼的极端性倾向，比如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自由时，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批判时过分强调权力的集中。这些都表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成熟性。○
参考文献：
[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每周评论，第31号.
[2]张东荪.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J]. 新青年，第8卷第4号.
[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J].新青年，第9卷第1号.
[4]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张东荪.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J].新青年，第8卷第4号.
[6]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第8卷第1号.
[7]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J].进化，第2号.
[8]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J].共产党，第2号.
责任编辑 万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