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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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族谱名陈庆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所用的笔名。
陈独秀在世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国内外风云翻滚的大动荡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古老中国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陈独秀等青年爱国人士的思想。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当头一棒，使得国人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自1901年，陈独秀相继五次赴日留学，目的是想用外国先进文化改良中国封建文化，唤醒民族自觉。留学经历使陈独秀大开眼界，他割发代首以表与清朝统治的决裂气势，并企图让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思想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追求正义与进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致力于思想启蒙，他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唤醒每一个中国人而摇旗呐喊。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一、领导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以创办《新青年》为标志，陈独秀以新的姿态成长为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二是全面引领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三是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先进分子，进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是极具叛逆性格的知识分子。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且久久不能散去，直至1926年7月终刊。他以《新青年》杂志为载体，以青年群体为对象，以法兰西为标杆，以民主、科学为利器，以伦理、文学、教育、社会等革命为内容，以思想启蒙为任务，立足当下，谋划长远，从而形成了《新青年》独特的办刊理念。陈独秀以《新青年》以及后来与李大钊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为载体，引领新文化运动向激进、希望、改革发展。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意欲用“尊孔复古”复辟封建帝制，立即引起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纷纷撰文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是奴役人民的工具，指责袁世凯独断专权、倒行逆施的罪行，批判封建迷信思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毒药。陈独秀大刀阔斧对落后腐朽思想内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震惊了国人的思想。陈独秀这种坚决而彻底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影响了许许多多有志之士投入到反封建的斗争中，使长期禁锢国人思想的封建统治遭到重创，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道路。
新文化运动对作为新价值观的“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对作为旧价值观的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界的凸显与确立创造了思想环境。除此之外，陈独秀也对文化表现形式展开了变革，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的文章改用白话文，采用近代化的标点符号。《新青年》的文章内容新颖丰富，作者队伍年轻雄厚，《新青年》成为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杂志。
陈独秀从以往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过去革命的失败首先在于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而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空前的造就人、培养人的运动。当时，聚集在陈独秀和《新青年》周围的是一大批先进青年，他们对革命充满希望与斗志，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抓住现实政治的要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及时报道时事政治，鞭辟入里地对旧文学进行无情的鞭挞，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坚决、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二、亲自参与和领导五四运动，成为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以各种方式发动并参与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推动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同许多的爱国青年一样，陈独秀从巴黎和会的结果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使他从以前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在巴黎和会的结果传入中国之后，陈独秀便在《每周评论》上写了号召人民“直接解决”的评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决不可。”这样，不仅让人们对巴黎和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人民直接起来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对日外交的政府。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指出，曹、陆、章这些腐败官员只是被帝国主义和当权者利用的机器，最根本的是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出卖本国利益换取自己私利，从而放纵帝国主义胡作非为。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巴黎外交失败这一现象想到了我们中国的存亡问题，并呼吁人们起来直接进行民族自卫。巴黎和会不仅引发了五四运动，而且也刺激了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由此而激起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凸显确立。
6月8日，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和监狱》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在与帝国主义、反动政府的斗争中要有不怕流血、不怕杀头的无惧无畏的坦荡胸襟。陈独秀在推崇科学与文明、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中，身先士卒，鼓舞着学生们的斗志。6月10日，陈独秀亲自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声称“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鼓动人民站起来，是陈独秀为五四运动制定的行动宣言。
从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个主阵地，密集撰写文章，言语激烈，支持学生的抗议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的实质意义，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仅在《每周评论》上刊载的各类文章和短评就超过40篇。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形态和气象，进入新阶段。可以说，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总司令”。
三、巩固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陈独秀等一批有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加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力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武装是队伍建设的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各种学派竞相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基于对社会主义不同的认识，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首先进行的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解决中国社会现状的根本办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旧制度；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让步主义，是不彻底非根本的谬误。其次展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假社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改良主义，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而且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世界已进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非依社会主义的方式和组织生产、发展产业不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坚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陈独秀认为坚持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建立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正确的。这就使得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书斋里的学问，不再只是一种仅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的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是一个有思想、有理论、有哲学基础、有奋斗理想的革命党，这与旧式起义的农民、近代的资产阶级政党明确地划清了界线。
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干部基础。1920年春，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现状，讨論了成立中国革命政党的各种问题。 5月，陈独秀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着研究会的规模不断扩大，8月，经过层层努力，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经过陈独秀与李大钊南北相互配合，以及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陆续建立，陈独秀还组织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展建党活动，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有统一的行动纲领，陈独秀便把《新青年》改成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又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同时作为党员的学习指导文件，教育党员、统一党内思想。广大知识分子坚定了目标，成为了党的干部和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
陈独秀亲自到工人群众中去介绍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积极呼吁工人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陈独秀为了深入工人阶级群体中，便从北京来到当时中国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到工厂、到码头、到各种劳动团体中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现状，调查工人罢工情况以及工会组织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培养和教育，在陈独秀的带领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建了《伙友》、《劳动界》等期刊，陈独秀发表了不少见解，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通过社会革命创造“工人的中国”等基本观点。用通俗易懂的理论和生动的故事启发引导工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陈独秀的努力下，觉悟的工人阶级在1920年11月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等组织，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会组织，自此中国具有了扎扎实实的阶级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