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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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经历了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两个“伟大转折”的标志，标志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的转折。三次“历史性转变”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在这三次“历史性转变”中，前两者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后者是社会经济体制性质的转变。无论是两个“伟大转折”，还是三次“历史性转变”，都使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具有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

一

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独立自主地批判了中央红军指挥机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决定采取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工农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它战胜种种困难而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入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遵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关于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党的有关文件和参加遵义会议当事人的回忆讲话、笔记和文章，都有所论及。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当时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

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败，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

这些论述，对于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伟大转折”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已讲得很清楚、很充分了。

中共党史上的第二个“伟大转折”的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以下一系列适应转折的战略措施：

一是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二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三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四是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五是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上述这些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其中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且全面地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有充分体现，并曾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这些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发，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客观规律还有待继续探索。这样，我们难以识别和抵制一些“左”倾思想观点，而这些“左”倾思想观点的发展，势必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二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样，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的发动和发展。直到1976年10月，我们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规定了“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了做到这一条，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科学地、公正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坚持不渝地担当起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艰辛探索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奋斗，“解放了”的中华民族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当家作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

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概括提出三次“历史性转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史很有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终于实现了这三次“历史性转变”，实属来之不易，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倍加珍惜，并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第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实现。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任人宰割，民不聊生，饱受屈辱和痛苦。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己任，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变不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推翻反动、腐朽的上层建筑，建立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政权，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在这次“历史性转变”的进程中，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标志着中国社会第二次“历史性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率领中国人民探索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的问题，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适时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定，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占当时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进入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第三次“历史性转变”。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渐搞清楚了这个头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从十二大后全面展开，经历了气势磅礴的30多年，构成了划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三

通过回顾和研究两个“伟大转折”和三次“历史性转变”，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关系着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以及革命、建设的成败。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准确与否，关系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进程以及革命的成败。

历史事实表明，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红军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到达陕北。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会后不久，还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在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的实践进程中，先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

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党率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我们党领导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党认真总结建立新中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的实现，“解放了”的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得以屹立于世界东方。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的内在联系，引用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的这句话，来诠释两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关系，是相当贴切的。前一句是说，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实现的；后一句是说，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实现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率领中国人民岿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天职和史无前例的创举。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