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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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1894-1950），抗战前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抗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遇害。
海峡风雨护英灵
如果说吴石将军英勇殉国是极具悲壮色彩的话，那么，之后发生的事情也颇为离奇曲折，英雄的骨灰搜寻过程的一个个故事感人至深。
最早去收尸的是吴石将军的族人吴荫先，其过人胆识令人钦佩。吴石将军就义的消息见报后，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仍陷囹圄之中，只是到了1950年秋，经吴石故旧营救，王碧奎得以出狱。尽管吴石在军界有着较为深厚的人际关系，迫于当时的环境，许多人只能心存同情、怜悯，但不敢公开出面。面对令人发怵的“白色恐怖”，就连不少亲属都不敢公开出面领取亲人的尸体。这时，热心好义的吴石在台同族吴荫先闻讯后，不顾受牵连的危险，携吴石在台的子女到台“军法局”申请领取遗骨。得到台“军法局”的首肯后，他们取回骨灰。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吴荫先决定将骨灰暂时安放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不曾想到骨灰一放就是三十多年。王碧奎女士在每年清明的时候，都要早早带着在台的子女赶到寺庙为亡夫上香，以表达不尽的哀思，告慰亡灵。
随父母去台湾的吴健成于1980年赴美留学，王碧奎老人随后带着自己丈夫的亲笔遗书也赴美定居。至此，吴石烈士狱中遗物从台湾辗转到了美国。但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由在台湾的女儿打理。之后，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于1982年4月赴美探亲，在台湾的吴学成得到消息后也从台湾赶到美国，经过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吴家的四个子女——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留在台湾的吴学成、吴健成与母亲相聚洛杉矶，实现了团聚。家人相聚，抱头痛哭，感慨万端。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直到1990年，吴石烈士的骨灰盒才由在台湾的亲属从台湾千里迢迢带回，送到留在大陆的吴家长子吴韶成的手中。
从吴荫先冒死领尸，到偏安寺庙，到最终离台，进而送归大陆，经历了整整四十年，一家人之间的遗骨大接力有了圆满的结局。此后，王碧奎老人一直期待着择期让自己丈夫入土归葬。但由于种种缘故，在她90岁仙逝时也未了却心愿。但她的子女们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于1994年了却了她的心愿。
紧接着取回骨灰的是与吴石一起遇害的陈宝仓的家人。噩耗传到香港，陈宝仓家人悲愤欲绝、痛哭失声。陈宝仓的结发妻子师文通是一名基督教教徒。她历尽曲折，通过教会的关系在台湾找到两名教友唐辉麟、陈克敏，希望他们能帮忙找回丈夫的尸体。既是因受教友的重托，又感佩陈宝仓将军一生光明磊落，两位教友冒死到刑场寻找陈宝仓将军遗体。时值盛夏，尸体已腐烂，他们根据陈宝仓将军身穿的衣服和旧伤的特征终于找回尸体，并加以火化。而把英烈骨灰安全转交到陈家人手里则又成了一项艰险的任务。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在台湾上学时的同窗好友殷晓霞，出于对陈宝仓将军的景仰和对陈家人的同情，毅然承担转送骨灰的拜托。1950年7月的一天，她乘船直奔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搞到入港证，而港方又查验甚严。情急之下，殷晓霞扔掉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和物品，只将骨灰包好并牢牢绑在身上，乘着夜色跳入茫茫大海，冒险偷渡登岸。当师文通拿到丈夫的骨灰时，里面还是潮的。三位好友的义举让陈宝仓家人深为感动，陈母出资帮助陈克敏去了美国。之后，师文通克制住悲痛，振作起精神，携带六个子女（其中年龄最大的为24岁，最小的为12岁），由香港奔赴大陆生活。陈宝仓将军夫人师文通于1954年在京病逝。
1951年7月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书面证明：陈宝仓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陈宝仓将军牺牲两年之后，国家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9月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悼念陈宝仓同志》，李济深在祭文中写道：“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陈宝仓同志的英灵永远不朽！”经过千辛万苦寻取回来的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
与吴石一起遇害的朱枫烈士骨骸的搜寻一波三折，在她就义50年后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段佳话。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枪杀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朱枫在台的女儿陈莲芳（即“阿菊”）写了一封信向台“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从此，朱枫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由于这段隐情从未公开，50年后便出现了跨越海峡追寻的感人一幕。
2001年，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看到山东画报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刊出母亲临刑前的影像，寻找回母亲遗骸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和强烈了。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晓枫的来信：“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在给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
2003年春，经大陆作家冯亦同牵线，朱晓枫联系上在上海旅游的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先生。徐宗懋被朱晓枫有生之年寻回母亲遗骸的心愿所打动，回台后，古道热肠的徐宗懋先生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片，在台公开播放。还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等长篇报道，在海峡那一头引起广泛关注。经过种种曲折和苦苦追寻，2005年4月，徐宗懋先生在台北挂长途电话给朱晓枫：“阿菊找到了。”并遗憾地告诉朱晓枫：迫于当时的环境，阿菊在朱枫牺牲后未能去刑场收尸。其实，这不难理解，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虽然这次搜寻并无正果，但热心人的搜寻并未结束。时隔四年，2009年，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溱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有303名罹难人员名单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枫事迹的潘溱通过朋友联系上朱家人。因不能确定真伪，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朱浤源寻访。热心的朱浤源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地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并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之后，在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协助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遗骨成功移灵北京。次年7月14日，国家有关部门在朱枫烈士的家乡浙江镇海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高调报道。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朱枫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201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以《青松伴忠骨，红枫映丹心》一文，公开报道朱枫烈士的英雄事迹。
60年后，朱枫终于归来！
安息吧，吴石将军
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在吴石将军夫人去世的第二年（1994年）春天，一座汉白玉纪念碑矗立于北京香山公墓。经过一系列曲折，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归葬了、回家了。
1994年4月22日，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上午，北京郊外阳光灿烂。一个特殊的仪式在北京香山公墓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家属及生前友好近百人从上海、广东、福建、台湾，以及美国、澳大利亚赶来，用这一隆重的仪式倾诉他们埋藏内心多年的情感。在凄婉的哀乐声中，在默哀仪式之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吴石将军生前好友何康致悼词：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骨灰安放仪式。我代表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的亲属及生前好友向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说着说着，何康抑制不住老泪纵横，在场人员无不欷歔。
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同情共产党领导革命，渴望中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对于国民党贪污腐败深为不满，对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十分不满。吴石将军曾经表示决不直接参与内战指挥，不为蒋介石出一谋一策，对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将领非常蔑视。抗战胜利后，吴石将军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的大业，功垂千秋。吴石将军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一生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在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自看到和亲自受到教育。吴石将军牺牲后，遗书子女要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爱国思想溢于言表。
吴石将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骨灰安放仪式，实现了我们多年来的心愿。我们相信，吴石将军的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安息吧！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
十年后（2004年）9月的一天，在北京出差的我特地寻访这方墓地。那一天正午，我驱车赶到香山公墓，在灿烂的阳光下，凭吊将军之墓。庄严的汉白玉墓碑上铭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墓碑上一对麒麟浮雕精致、生动，祥瑞之气萦绕墓冢。
2006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吴石为烈士，并向吴石烈士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儿子所在地河南省金水区专程派人向吴韶成送去了这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在标明豫烈字第010197号《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写着：“吴石同志因参加革命斗争，于1950年6月10日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吴石将军泉下有知，亦可笑慰了。
2010年春，两岸关系柳暗花明之际，我有幸踏上祖国宝岛台湾，来到台北。我问起当年的“吴石案”，从导游到民众没有一人知晓。在台北街头，向路人问起吴石将军就义的地方——马场町，连问数人，均摇头连声说：真不晓得。让我有些茫然。幸有一出租车司机告我，听说过那个地方发生过不幸的事，但在2000年的时候那里已改为马场町纪念公园。来到公园，昔日专门用于洗马的蛮荒之地已变成颇有味道的公园。公园广场中央立着造型独特的黑色大理石碑，此碑如同一本书展开在地面，上面镌刻着：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土丘，追悼千万个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2011年秋，台北市政府重修马场町纪念公园。
纪念源于感怀，感怀因而祭奠。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穿梭于时空的隧道，应当用什么来祭奠六十年前为了民族命运而浴血奋斗，为了下一代人过上幸福生活而献身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