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后花园”：京西禁地玉泉山

北京西郊一直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行宫苑囿而闻名。三山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五园指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这些曾经的皇家禁地今天大多已对公众开放，褪去了神秘的面纱。独作为中央军委驻地的玉泉山却显得愈发神秘，与有“共和国心脏”之称的中南海并列为当代北京两大“禁地”。

“朕历品各泉，实为天下第一”

玉泉山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山山麓、颐和园的西侧。山中奇岩幽洞，小溪潺潺，流泉活水，有风水宝地之说。“玉泉”的名称最早出现在《金史》上，因为这里的泉流“水清而碧，澄洁似玉”，故称“玉泉”。明人有诗称道：“山下泉流似玉虹，清泠不与众泉同。”山亦因之称为“玉泉山”。泉水自山间石隙喷涌，水卷银花，宛如玉虹，自古以来就是京郊有名的风景游览地。

辽代，玉泉山就建起了北京西郊最早的皇家园林——玉泉行宫；金代，又建了芙蓉殿。金章宗完颜景多次游幸玉泉山，以为避暑之地，并以“玉泉垂虹”引为“燕京八景”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兴建了照化寺；明英宗朱祁镇又修建了上、下华严寺；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原有行宫、寺庙修葺一新，总名“澄心园”，后改称“静明园”。乾隆帝也曾“几余临憩，略加修葺”，他认为玉泉山水是从石缝中流出，未形成瀑布，故将其改为“玉泉趵突”。

“玉泉原是水源头，量水高低事蓄收”（乾隆题诗）。玉泉山之水不仅滋润了周围的山林花木，装点了这里的楼阁殿堂，而且还参与形成了京城的供水系统，有作为北京“生命泉”的重要作用，为北京城的起源、发展、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当年乾隆封它为“天下第一泉”，不仅因为它的水质好，更因清朝定都北京后，玉泉山水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清代时皇宫大内的饮用水都为玉泉山水，由插着龙旗的水车，经西直门运入宫中。每天西直门一打开城门，第一批进城的就是皇宫的运水车，每辆车上放着四个大水桶，上面盖着绣龙的大苫布。此外，它还要供给颐和园、圆明园等诸多园林的用水，并作为沟通大运河的通惠河之上源。而用玉泉山水浇灌的水稻、水果，也成了皇宫的御用食品。蒙古帝国宰相耶律楚材特用玉泉水制墨，命名“玉泉新墨”，亦是上等佳品。

每到隆冬时节，城郊开始采冰窖存。明清两代，皇宫在太液池采冰，贮存北海陟山门的雪池冰窖。凡玉泉水流经的河湖附近，都有民间冰窖。如海淀、颐和园、莲花池、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东便门、西便门、通惠河张家花园等。至今，北京城还有冰窖胡同、冰窖口等地名。冬至过后进入数九天，冰层结成一定厚度，便开始昼夜不停地抢采储运，以供夏天使用。《忆京都词》中说：“宴客之筵，必有四冰果，以冰拌食，凉沁心脾。”北京城的冰窖，一直延续使用到1963年。后来河水被污染了，才逐渐被人造冰取代。

古代，人们常以水之轻重来衡量水质，轻者优，重者劣。历代古人多以江西庐山谷帘水或长江金山水为第一，以惠山虎跑泉水为第二。乾隆为了评判天下各泉名水，令内务府制银斗测量，其结果是：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长江金山水一两三厘；惠山虎跑泉水一两四厘；平山水重一两六厘；凉山、白沙、虎邱、碧云寺诸水重一两一分，惟有玉泉、伊逊两地之水重只一两，水轻质甘气美。从此，玉泉水定为清宫专门饮用之水。乾隆品尝后称：“朕历品各泉，实为天下第一”，并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泉”几个字。

毛泽东山中遇险

1949年3月，中共“进京赶考”以香山作为临时驻地，西山从此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有时住香山“双清别墅”，有时在中南海办公，有时还住玉泉山。玉泉山有一座程家花园，是程砚秋的别墅。程砚秋在这里养了几只水貂，还种了一块菜地，非常清静雅致。毛泽东尤其欣赏这里清新自然、幽静质朴的田园气息，因此每次到玉泉山都于此处歇息。

据曾担任毛泽东警卫的王小舍回忆，中共中央进京后，毛泽东在玉泉山住的时间比较长，很多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住进玉泉山后不久，有一次，我正给毛主席站岗，大约下午3点多钟，主席抽着烟从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得出他此时心情很好。他来到我身边问，你知道这玉泉山和山上的龙王庙吗？我摇了摇头。主席告诉我，这玉泉山在明清时代就是著名的皇家园景之一的静明园所在地，山上的龙王庙是很好的古建筑，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地保护它。主席笑着问我，你认得字吗？我回答说，认得不多，一百多个吧。主席点了点头，说这怪不得你，你看，我们马上要成立新中国了，你要慢慢学，将来祖国的建设者没有文化不行。说完，主席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在石板上写下了‘玉泉山龙王庙’六个大字，一遍一遍地教我念，玉泉山、龙王庙、玉泉山、龙王庙……”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退出大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处心积虑地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大陆，还从台湾直接派遣一批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二十余人。台湾保密局出的牌价是，刺杀一个部长级干部可以立大功，刺杀局级干部可立中功，刺杀局级以下干部可立小功。如果刺杀了李济深、郭沫若、李德全一类的人物，可得50两黄金。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一天夜里，卫兵听见沉重的跳墙声，过去搜索又没见人，便急忙报告，带班员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可疑行踪。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好说，更不知道跳进来的人出去了没有。带班员认为毛泽东住在这里有危险，尽管夜已很深，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连夜返回了城里。后来加上了电网，毛泽东才又来玉泉山居住了。

进玉泉山有一段长长的路，在这段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出中南海往西北方向，过了青龙桥，再走一段就是玉泉山。有几次，毛泽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慢慢散步走进玉泉山大门。这一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车马往来，安静极了，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谁料，毛泽东的这一“细微”习惯却被台湾特务“嗅”着了。

有一次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如此散步之时，这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闲人”，这个人一身农民装束，肩上背着一个钱褡子。机警的警卫凭着职业的敏感，直觉地“盯”上了这个人，一是这种钱褡子并非北京人的用物；二是玉泉山一带并没有集贸市场。根据这两点，警卫们断定：此人形迹可疑。因为岗哨多了毛泽东讨嫌，所以，沿路警卫全是便衣。便衣紧盯着这个可疑的闲人，并且紧紧地占据着有利地势跟着他。

这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注意到便衣插在腰上的枪，就往山边一个小店走去。那人进了屋，两个便衣也跟了进去，这人做贼心虚，慌忙伸手到大衣袋里去掏枪，便衣立即猛虎扑食般地扑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枪缴下，利索地把他抓了起来。经审问，那人正是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名叫唐尧，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共领导人。

这样，一场由台湾特务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被粉碎了。

江青为建游泳池检讨

1953年，在玉泉山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1号楼。毛泽东喜欢游泳，但北京在天凉以后，便无法在室外游泳池游泳。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1954年，江青趁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提议兴建中南海游泳池，但建成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由毛泽东以稿费支付了修建的费用。此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为此江青于当年4月20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但传说中的江青为此检讨的游泳池并不在中南海内，而是在玉泉山。

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干部田恒贵回忆，当年江青提议在玉泉山1号楼边修建一个室内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客厅差不多大，扑腾两下就到头了，根本不适合游泳。毛泽东对修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非常生气，虽以自己的稿费支付了费用，但他本人一次也没在此游过泳。田恒贵还补充说：在建游泳池的同时，还在玉泉山园内的无梁殿安装了一些电动的活动器械，如电骆驼、电马什么的。接通电源后，器械可按不同的速度模仿骆驼、马在原地奔跑，人坐在上面可得到适度的锻炼。据说安装这些电动器械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好让毛泽东在玉泉山休息时有一个活动的场所。田恒贵参与了这个活动场所的设计和施工。在无梁殿内部加了顶棚，安装了暖气，原来的砖地也加铺了木地板，还在殿内修了小喷泉。但是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到这个活动室去过，他对这些坐在上面借助器械运动的东西没有兴趣。

香山农场特供瓜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的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干部农场建成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干部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生活需要。之后，又在此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白薯”，这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警卫局领导还根据玉泉山的独特环境，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试种了几样平时他们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的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所以，玉泉山农场也被戏称为“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历史转折中的玉泉山9号楼

“文革”期间，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而他在玉泉山的住所9号楼便成了当时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当年曾生活在附近的人回忆，叶剑英时常在家中开会，而小院门口则停着那个年代能见到的国内顶级轿车。元帅们在“文革”前多数坐苏联产的“吉斯”，后来又换成了三排座的“大红旗”，不过陈毅元帅当外交部部长则有辆“奔斯”（现称奔驰）600。据当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介绍，通常客人多时，叶剑英会选择在大会客厅接待，而到了晚上这个房间偶尔也会化身为影院。看电影是忙碌的叶剑英不可多得的业余活动。由于太累他时常会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打瞌睡。

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开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深夜接到警务员的报告：“首长，去西山的车已经准备好了。”大雨滂沱的夜里，李先念的车停在玉泉山叶帅的住所前。这个场景还原了粉碎“四人帮”时惊心动魄的那个夜晚，而那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是最早酝酿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领导人。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在叶帅的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会议从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作主旨讲话。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做了说明，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他们表示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会议在讨论党中央主席人选时，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叶剑英则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及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一系列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知到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在叶剑英的安排下，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玉泉山，成为历史性转折时刻的见证地。

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现在的玉泉山，不仅是中央军委的驻地，而且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曾多次参与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我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需要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25人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决定》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列席常委会的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会后，高尚全又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几经辗转，反复研讨后，“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最终写入了《决议》。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吃饭也改成了自助餐。”

风景优美的玉泉山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决定我国改革发展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政治的后花园”，还是非常恰当的。

（本文选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