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的生成逻辑及价值意蕴

摘要：中国精神是一种凝魂聚魄的精神力量。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精神是源于历史和文化而生长出的一种具有凝聚、动员与感召功能的风貌及气象，它具有持久性、开放性、包容性之特征，在当代中国，以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精神发祥于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重塑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实践，沉积于中华儿女的秉性追求中；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展示了中华儿女高度自信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中国精神；中国梦；文化哲学；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2-0109-06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许多文明最终走向了衰落甚至消亡，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寻其缘由，会发现在王朝兴衰、制度更替的背后，有一种文化以及立于文化之上的精神从未中断，在传承改造、吐故纳新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生。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载着国人共同的期盼，“中国梦”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丰裕、制度设计上的完善、国力上的强盛，更意味着文化品格上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建立在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之上的中国精神重塑。通过中国精神的当代建构，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的同时，彰显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观、中国精神之魅力。

一、文化哲学语境下的中国精神

及其时代呈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文化哲学不是一种独立的哲学形态或领域，而是贯穿于其他一切哲学领域的一种哲学视野或哲学研究方法。文化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自己独特的使命，它告诉人们不仅要研究人类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事实，探讨人文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更应该关注文化价值，找寻到文化之于人的意义。正如贺麟所言：“就经济的性质或意义论来，经济就是为人力所决定的东西，是由人类的理智和道德的努力创造而成的东西。由此足见一切经济或一切金钱，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观念和意识的作用在支配它。”[1] 西方文化哲学的研究方法贯穿于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之中。尽管中国古人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文化哲学的概念，但他们一直从文化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真正开始关注文化哲学始于近代西学东进，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在“体”、“用”之间纠结、论争，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被确立为指导思想，“西学”和“国学”之争才被统摄于其下，并各自发挥起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意义。

（一）中国精神的涵义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生长环境，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符号、文化表达方式、文化统摄作用，对各自人民也产生出不相同的化育功能。抛开某些具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两种文化还具有这样的差异：即中国文化整体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的魅力，而西方文化经常呈现出思潮迭起、转换频繁、眼花缭乱的现象，这种特征在当代西方愈加突出。

任何精神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西方的启蒙精神、中国的五四精神皆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采众长，并通过代际相传方式不断向前演进，中国文化这种连续性、包容性强的特征，为中国精神的塑造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国精神是对所有中国人都具有一定价值观统摄作用的精神气象，而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及其卓越的包容性与涵摄力使得中国精神的建塑更加容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以及宗教传统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长期的历史发展以及实践体验，使中华儿女形成了朴素而深沉的爱国情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对分崩离析、国破家亡的厌恶，对统一安宁国家的热爱，也是对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及其疆域空间的守护意识。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具有卓越的包容性与涵摄力，它能吸纳或兼容外来的优秀文化及卓越精神，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通过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促成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气质。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正在被全世界更多国家人民所接受和热爱，这从孔子学院的不断设立、中国文化产品更多被输出中可以得以印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精神也需要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得到凝练。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精神是生发于中华传统文化、积蕴于现代中华民族崛起历程中的具有极强的国家凝聚力、动员与感召力量的风貌及其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对中国精神作了这样的阐述：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对中国精神本质内涵的一种高度概括，是对中国精神价值内蕴的一种准确表达。

（二）中国精神的特征

中国精神作为引领中华儿女奋力前行的共同精神力量，具有持久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

中国精神具有持久性的特点，表明它不是短期性的概念炒作，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持久发挥着作用。从历史纵向考证，中国精神这种持久性的特点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相伴生，并一直以民族精神的形式发挥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支撑，是进行民族动员、民族号召的精神旗帜。无论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兵马俑、故宫等文化遗迹，还是当代的两弹一星、三峡水利枢纽、空间计划等浩大工程，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中国精神的物质外化；从横向考察，中国精神在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广为传播，并持久影响着每一个人，成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的持久精神原动力。

中国精神具有开放性特点，表明它不是一个静态、僵化、封闭的精神体系，而是一个动态、鲜活、开放的精神体系。这个精神体系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两大主线，形成围绕这两大主线为主轴并附有诸多有价值的精神内涵、精神样式的完整体系，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吐故纳新，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断赋予新的形式，从而保证中国精神在开放性中保持恒久的生命力。

中国精神具有包容性的特点，表明在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下，一方面，中国精神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凝魂聚魄的武器，从而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中国精神在吸收和容纳他国文明中成长。这种包容是全方位的，除了体现在我们对异域文明适合中国民族品性东西的消化吸收以及转化上，还体现在我们对生长于不同历史之下他国文化、他国精神尊重理解的基础之上。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情操，这种包容性价值情怀使得中国人一方面对不认同的文化形态、精神样式不过分贬斥，体现了对他者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对普世精神、普世价值不敢苟同，体现了思想自我的独立。

（三）中国精神的现代呈现

中国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关注重心。“大体说来，它由两个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是精神活动的方向，即精神活动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二是精神活动方式，即为实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态度、途径和方法。”[2]历史上，在精神活动的方向上，曾经有过“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有过“耕者有其田”的价值目标，有过“天下大同”的制度向往；在精神活动方式上，曾经有过“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过“宁静致远”的认识途径，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方法。

中国精神在当代呈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既有价值目标层面的表现，也有行为方式层面的表现，还有以地域性集体行为和个体性行为表现出来的精神。其中，爱国主义是价值目标层面的表现，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则是行为方式层面的表现，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等则是以地域性集体行为和个体性行为表现出来的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样包含丰富的内容，既有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协作精神、共赢精神等反映一定价值目标趋向的精神内容，又有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一些集体行为方式层面的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抗洪抢险精神等，还有通过个体行为展示出来的具有普遍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个体精神，如孔繁森精神、牛玉儒精神等。

在很多時候，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又是交织重叠在一起的，很难纯粹划分。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精神在现代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两条主线为轴，呈现出一个内涵丰富、目标多样、表现方式方法有别的十分丰富的精神体系，给所有中华儿女提供了体系清晰、营养价值丰富的精神食粮。

二、历史与现实时空维度中的

中国精神及其生成逻辑（一）中国精神发祥于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

一个国家的整体精神作为一种涉及人的意识、思维、价值观和共同心理倾向性的心灵世界反映，非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如果缺乏历史的积累和长期的培育，即使通过理性的提炼，最终也会因缺乏认同不能形成聚合力。因此，国家精神产生于人类长期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自然环境和种群实践活动之中。中国精神作为一种对所有中国人皆具有价值指引功能的风貌与气象，发祥于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之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通过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逐渐孕育、产生、丰富、发展的共同精神，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心理、情怀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象的沉淀。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在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一代代中国人民在共同生产、共同劳动、共同抵御外来侵扰的过程中，塑造出共同的精神品质，成为支撑这个民族饱经苦难而不衰，历经沧桑而不倒的民族性格。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各种不同样式的文化在差异化发展过程中，又互通有无、互补互鉴，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其他文化为补充的中国文化景观。不同的文化流派和文化表现形式在塑造中国精神的过程中各自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功能；不同的文化流派和文化表现形式在中国人处于不同的生存境遇下，又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价值指引功能，从而使中国人在顺境、逆境乃至于绝境中都能找寻到适合自己的精神家园，并最终定格为一种民族精神。

（二）中国精神重塑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实践中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国精神的提炼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有了这样的基础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自然生长出中国精神来，还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以重塑，通过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最终提炼出适合时代发展、体现中国人精神气象的中国精神，并通过在实践中的大力倡导，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标识，就像我们谈起日耳曼民族就认同他们是理性的民族，谈起犹太民族就认同他们具有坚韧的品格一样。

爱国主义也好，改革创新也罢，都是一个知、情、行、意内在统一的过程，都有一个在时代中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毫无疑问，中国人都有爱国情操，中华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但爱国主义如果不在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重塑，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改革创新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如果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就可能最终走向歪路。因此，中国精神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自觉加以重塑，民族精神必须与国际化的趋势相结合，既要有民族意识，又要有世界眼光，只有这样，中国精神才会既不失其民族特点和风范，又能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所认同。

当然，除了要对中国精神进行价值观层面上的重塑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精神为所有中国人真正认知认同，如何培养广大人民对中国精神情感上的依恋，如何使中国精神的内在品质转化为国人的行为自觉，如何在思想深处使国人对中国精神有一种信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精神的重塑不仅仅是精神本身的重塑，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精神化重塑，亦即国民性的重塑。当然，这一过程必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在党的所有国人共同努力来完成。

（三）中国精神沉积于中华儿女的秉性追求中

中国精神既是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价值观，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又沉积于每一个中华儿女个体之中，体现了华夏子孙的秉性特点和精神追求。中国人的家国意识是统一在一起的：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每个人更多地以家庭为圆心，在默默辛劳的过程中促成国家的进一步强大，不自觉地体认着爱国情怀；而一旦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沉积于中华儿女心灵深处的爱国情结就会自然被唤醒，绝大多数中国人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自觉地将爱国主义精神落实于英勇抵抗外来侵略的实践中。

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就有改革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品质，从商鞅改革、王安石变法到维新变法，尽管改革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改革的发起者、组织者、推行者大都因制度性障碍没有好的下场，但勇于改革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计个人得失成败，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捍卫改革的精神，虽然因为封建专制政治气候和改革土壤的局限取得历史性突破较为困难，但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催人振奋；同样，尽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创新精神的喷发，但华夏儿女创新的脚步并没有停留，依然取得了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成果，令人敬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消除了阻碍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制度性屏障，为中华儿女改革和创新精神的自由发展打开了空间，提供了制度和体制保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20世纪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便集中体现和凝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集体实践和群体精神中。”[4]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中国精神的集中代表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精神的继承者和创新者，必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人们的改革和创新热情。

三、“中国梦”语境下的中国精神

及其当代价值精神的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就会显得萎靡、颓废、心无所向、行无依归，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精神，就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成为一盘散沙。“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和进步，每一处都渗透和焕发着全体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和价值追求，蕴含着全体中国人在追求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境界。”[5]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奋力疾行，离开先进文化的浇灌，离开中国精神的浸润，“中国梦”的完整性会大打折扣。中国精神的提出及其当代凝练，为全中国人民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提供了精神指引。

（一）“中国梦”语境下的中国精神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藝工作者要“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6]。“认真严肃”考虑，说明目前文化产品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中国精神，并没有完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表现出中央高层对当前文化现状的忧虑；考虑产品的社会效果，本质上讲，就是要求文化产品要尽可能具备一种精神品质，不能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果，只顾收视率、发行率而忽视社会反响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精神影响；“讲品位”意味着文化产品可以雅俗共赏，但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去“媚俗”，没有品位的作品只会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猎奇心理，不配称其为文艺作品，最终会因其低级趣味而引起大多数人的反感，被丢弃于历史的垃圾堆里；“讲艺德”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德艺双磬，不仅要具有文艺才能，更要有高尚的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是指文艺工作者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把提取和传承中国历史中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美德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文化产品中贯穿中国精神，打造文艺精品。

中国古人也有“文以载道”的说法，古人讲的“道”，是一种价值认知和判断，是一种体现在文本之中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如果文不载道，即使文体再华丽，语言再优美，也会因为没有精气神而缺乏生命力。在当代中国，这个“道”就是体现中国人民精、气、神的中国精神，它意味着所有文化产品、文化表现形式要将中国精神渗透和体现在文化全过程，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在缔造经典之作、不朽之作的过程中真正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赢得世界上具有精神文化识别力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尊重。

（二）“中国梦”语境下的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

人不仅是自然性、物质性的存在物，更是社会性、精神性的存在物，社会性、精神性的存在体现了人之为人类的本质。“当人反思为何而在时，它所关切的也就是其自身的存在意义。与存在意义自我追问相联系的，是不同形式的精神世界或精神境界。”[7]离开文化内涵的滋养，离开精神家园的守望，一个人无异于行尸走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为五斗米折腰”体现了中国人高贵的精神品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反映了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爱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展示了中国人超凡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富有还是贫穷、士大夫阶层还是黎民百姓，支撑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始终存在。今天，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合、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贯通的中国精神无疑成为所有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价值追求，从而使一切历史和现实中有价值的精神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实践中重生。

（三）“中国梦”语境下的中国精神展示了中华儿女的高度自信

中国一直是泱泱大国，在古代，我们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创造了领先于同时代世界的农业文明，而且在文化、精神品质上也不逊于其他民族。彼时，中国人并没有沾沾自喜，仍然以开放的姿态在传播中华文明成果的同时，吸收学习他国的文明成果，中国古人也以高度的自信以及建立在这种自信基础之上的精神气质创造出流芳百世的文化精品，给后人留下一笔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近代以降，由于过于自信以及由此导致的自大，我们开始与世隔绝，从而错过了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社会走上下坡路并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国门洞开，我们在备受欺凌的境遇下逐渐沦为“东亚病夫”，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封闭僵化，文化上缺乏自信。在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下，一批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了对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精神的艰难探索，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扭转了中国一蹶不振的历史命运，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经过对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人民久违的自信心重新聚集。

四、结语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步步靠近，我们又重新开始真切体验到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中国精神以及贯穿着这种精神的文化自信也自然产生，而这种精神自信、文化自信，反过来又成为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和价值指引。

参考文献：

[1]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赵馥洁.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宋俭，杨安妮.论毛泽东精神与当代中国精神[J].党的文献，2014（4）：36-43.

[5]徐蓉，宋城长.论建构中国精神的三重维度[J].思想教育研究，2013（12）：39-43.

[6]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16（1）.

[7]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