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与一元的辩证
时间：2020-04-25 07:55: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史互证是周保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贯方法。他的学术问题意识与论题的产生、立论的依据、推论方法之建立，都以此为发端。这种方法，贯穿在他的文学批评、批评之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惟其有文史互证的历史观照，他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获得了持续的问题意识和充足的历史元气。但此一方法，不可避免存在着取材的大与小、论证的疏与密、史学与文学的出与入等问题，这个挑战在他的学术研究的展开中同样存在，矛盾同样突出。
关键词：学术研究;文史互证;问题意识;多元与一元
阅读周保欣的文学评论与批评文章，最大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始终从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相参照的角度把握研究对象，二是对内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精神建设问题的持续探寻。在他的文字中，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被有意识地打通，并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之中，彼此激发。不仅如此，文学与思想、审美与伦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等都构成了他思考的背景与媒介，从而使他的文章显得相当大气磅礴。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又自觉地突破这种种的二元对立，去直面文学的“应然”以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的“中国性”问题。于是，思考多元之中的“一元”、从批评之中建构就形成了周保欣文字的挣扎与韧性。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一向被视为“没有学问”的领域而受到多重的挤压，在此情形下，周保欣的批评实践，也许可以为我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以及良好的学术示范。
一
反思“現代性”，应该可以看作周保欣思索“批评何为”问题的起点与出发点。众所周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经历了一场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换①。在“告别革命”的强烈愿望下，我们急切地向西方敞开怀抱，在中国/传统/落后与西方/现代/先进的认知“装置”下，几乎不加任何辨析地将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学观念以及写作方法与技巧等视为模仿与学习的最高目标，无视文学“现代性”所内在包含的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与反思，而一股脑地将之作为更现代更高级的形态全盘接受。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及其意识形态逐渐显现其真实面目，对现代的反思在学界才开始真正自觉起来。正是在这股“学术预流”之中，周保欣通过对“新时期”20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回顾与反思开始了学术起步。
在这篇文章中，周保欣从对当下社会与精神状况的整体性判断出发，在肯定了八十年代“追赶”现代性所取得成就（如个人意识、审美意识的觉醒，多元批评格局的开创等）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其失之于粗疏的缺陷，并认为其中还夹杂着阻滞未来文化建设的“副产品”。这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刻意追求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轰动”效应，而是从建构的立场出发，企图对历史作出更为客观公允的评判，最终目的是为创建更为合理的未来文化找到基点。这让周的论述获得了相当的高度，从而超越了习惯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即要么无条件的拥抱现代要么无条件地憎恨现代，让学术总是在不断做“后空翻”。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段这样的精彩议论：
我们的立足点又在哪里？我们将凭什么迎接挑战？显然，注目于“对抗” 和“现代性”追逐的八十年代一直没有为我们解决精神安顿问题，也不可能先验地为我们预设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精神”的现实生长点。从价值形态上看，我们做的一直是“除旧”工作，而在“布新”方面事实上毫无建树。而且八十年代的“唯新”时尚与不计后果的“对抗”，使得文学批评漏失、疏忽了批评应该承担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责任;理论形态上，我们也日益感到窘迫，中西方再也没有现成话语可供我们选择，批评面临着寻求一种新的话语的急迫课题。②
这段话几乎为周保欣今后全部的研究定下了精神底色与学术目标，从此探索“一种内在的、一致的文化精神建设”、追求“多元”之中的“一元”（即所谓文学之“根”）就一直贯穿在周保欣的学术思考之中。在一个“无名”取代“共名”的时代，这种探索自然是艰难而曲折的。因为“无名”不仅意味着价值多元与个体解放，也同时将一切相对主义化，从而陷入到价值与意义虚无的境地。具体到文学批评上而言，相对主义也就必然伴生着批评的工具化、沙龙化、表演化、无个性化与江湖化，实际上是造成了批评的贫乏化③。
反思批评的问题，根本上是在反思批评者，也即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问题。为了更好地廓清与诊断问题，周保欣一直把病根追溯到“现代”与“现代文学”的起点上，抓出了“半个（或半部）现代化”这一病灶。从此，现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就构成了周保欣的学术“回心”，在不同的阶段被反复触及与深耕。所谓“半个现代化”，是相对物质、制度、精神齐头并进的“完整现代化”而言的，指的是中国语境下思想、制度先行，物质后上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它所带来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过分高估了自己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以及洞察、批判与改造社会的权力与能力，过分高涨的主体启蒙热情掩盖了同样重要的自我批判与反思;二是关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甚于思考如何改善物质发展的落后局面，从而造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的激荡。这种对思想文化的优先权与决定权的反复确认，在周保欣看来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和某种国家意识形态梦想所虚构出来的历史神话”④。而由于非全方位地思考现代化问题，对现代化所产生问题——尤其是物质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之复杂性准备不足，因此在九十年代市场大潮冲击之下就变得应对失据，乱了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