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孔子美学之“中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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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秋
摘要：“中和之美”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古代儒家美学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和之美”不仅贯穿了儒家美学的始终，在道家美学和佛家美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孔子的“中和之美”发源于“中庸”思想，并始终同儒家伦理道德相互交织，表现为“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并在各个时期发展出许多新兴理念和观点，这对我国哲学、美学发展以及文学创作都影响深远。
关键词：中和之美;儒家美学;孔子
“中和之美”脱胎于先秦时期“尚中”“尚和”思想，自孔子中庸思想中发源，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和重要美学思想。
一、“中和之美”的含义
在先秦时代，不论是“中”，还是“和”，都属于儒家重要的伦理思想，同时也是儒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孔子历来推崇“中庸”之道，他将“中庸”同美学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和之美”。《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所谓“中庸”，可以理解为中间之所、恰到好处，也可以理解为矛盾事物双方相互依存、和谐统一。对于孔子来讲，“中庸”思想不仅是应当恪守的道德真理，也是对待万物的基本原则。孔子认为，以内在的自省、改过、徙义为基础，再加以外在的诗书礼乐之教化，最终便可以达到一种情理中和、美善圆融的人生境界，孔子推崇的最终生命理念正是如此，简单来说，就是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的“中和”。
二、孔子“中和之美”的具体体现
关于“中和之美”，孔子的相关论述剖多，具体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者为“文质彬彬”，第二者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第三者为“尽善尽美”。
（一）“文质彬彬”
孔子在《论语·雍也》里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便是“文质彬彬”最初的由来。“彬彬”便有“相得益彰”“恰好相配”的意思，这正是“中和之美”的表现，即追求内在和外在的平衡状态。可以说，“文质彬彬”不仅代表了孔子的理想伦理道德人格，也代表了其理想的审美人格，外求“礼”，内兼“仁”，内外契合统一，才造就了最终的君子。
“文质彬彬”也有着知行合一的意思。倘若一个人内外都保持和谐状态，那么这个人必定表里如一，简单来说，就是言行一致，因此，在“知行合一”上，“中和之美”的思想也得到了体现。子曰：“先行其言而从之”，即一个人言行一致才值得跟从，换句话说，只有知行合一者才堪当君子。
“文质彬彬”后来被引入艺术理论中，指的是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魏晋刘勰曾言：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由此可知，对于艺术作品来讲，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十分重要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而只有二者达到“中和”状态，作品才称得上佳作。值得一提的是，“文质彬彬”在艺术理论中还有一个解释，即绚丽华美的风格同淳实朴素的风格实现动态和谐。关于这种状态，南梁萧统总结其为“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二）“樂而不淫，哀而不伤”
传统儒家美学中，“情”和“理”总是并重的，孔子强调“诗言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诗言情”，他提出“兴观群怨”学说，认为只有诗具备了充足的情感，才可以依托于纯洁美好之语来打动他人，从而起到感染、启发的作用，即“感于诗，礼于礼，成于乐”。因此，一部优秀的作品应当是具备“情理统一”的，概括来说，就是要哀乐有节。保证乐且有度，哀而不伤，使得情感宣泄和理性调节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便达到了“中和之美”的效果，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不仅是孔子评鉴艺术的原则，也是孔子所崇尚的美学理念。
（三）“尽善尽美”
孔子的美学思想始终同伦理道德联系密切：
子张曰：“何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这里的“五美”都是美德，所以“尽善尽美”可以理解为是善和德达到和谐统一。《论语·八佾》载：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中国古代儒家以“仁”为核心，《武》以武王征战为主，乐曲中满是战争色彩，同孔子“仁义”主张相斥;而《韶》乐重在歌颂由禅让制得到王位的舜开创“大同”盛世的过程，充满仁义之气，这同孔子的理念十分吻合。据此可以看出，对于“美”和“善”，孔子虽然肯定美的意义和价值，但更重视善的根本地位。
关于美和善的统一，实际上其也可以理解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在儒家看来，一部作品要想成为传世经典，不仅要具备华丽的文藻、精巧的词句，还要符合伦理至善，且遵循儒家正统思想规范，因此，经典之作必须同“以善为美”相契合，达到“尽善尽美”，体现出“中和之美”。对于《诗经》来讲，不论是其内容，还是其感情，均单纯而“无邪”，这不仅符合儒家道德，也完全同儒家艺术标准相契合，由此，孔子历来崇尚《诗经》。
三、“中和之美”的发展
孔子秉持“中庸”理念，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他认为阶级统治可以用“礼”来改变当今“礼崩乐坏”的情况，使得社会变得和谐统一。
孔子的“中和之美”思想对荀子及其著作《乐记》都有着深远影响。在荀子看来，“美”来自人的自然欲望，可以满足，但必须有节制地满足，所以要用“礼”来限定，从而保证“美”是合理的，是对人有益的。荀子在《乐记》中说到：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在此，所谓“和”者，便是个人感情欲望同社会伦理要求达成一致，即“天地之和”，而这个境界也是儒家一直所向往的最高的美的境界。到了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对“和”做出了更为详尽深入的探究。《吕氏春秋·大乐》言：
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可以看到，《吕氏春秋》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天人一致”理念，还对“乐”如何生做了解释——只有自然、社会都进入和谐发展之态，“乐”才能生出，最终得到“美”。
到了秦汉时期，世人多以“气——阴阳——五行”大系统为主，汉代董仲舒由此提出“天地之美”，并认为“中和”便是天地大美的重要体现，他在《循天之道》中表示：
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在这里，“和”指的是阴阳二气的和谐相融。董仲舒认为，当阴阳二气达至和谐，那么于人有益的各类美好事物才可以自天地之间产生。毛诗学派为《诗经》作解，并由此著《诗大序》，《诗大序》提出：“发乎情，止乎礼”，这既是诗教理念的体现，也是当时士人的“中和”标准。
魏晋时期出现“玄学”，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其中夹杂儒家、释家思想，引出“士人美学”，并由此进入美学自觉时期，中国美学在此时臻至成熟。因此，可以说，魏晋时期的“中和之美”充满了儒道糅合的色彩。王弼提出“圣人体无”，主张让道德自然发生，追求一种精神本体“大和”与“至和”，最终目的是实现“性近则正”的人格和谐与天下和谐。阮籍则说：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由此可见，阮籍赞同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并认为这种美应当为自然之美，是顺应其性的。嵇康也提出“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认为和谐的音乐最能感人，并表示和谐音乐是产生和谐之心的重要因素，而和谐之心则是理解和谐音乐的重要前提。事实上，嵇康和阮籍的“中和之美”理念中不仅包含了儒家思想，更多地融合了道家思想。
到了隋唐时期，“中和”理念逐渐发展为向心性论。唐代重诗，并极为推崇“诗言志”，孔颖达在关于志、情二者关系的问题上，曾言：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这句话中的“一”指的并不是“一致”的意思，而是“同一”，即情、志具备同一性，是对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表达，指的是“情”“志”应当相互交融，和谐统一。而殷璠则道：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可见，殷璠认为，盛唐之所以有好诗，主要是因为诗的“声律”同“风骨”达到了自然和合，也就是“声”“气”实现了中和，由此体现了盛唐诗的风骨，可以说，盛唐诗中处处均是“中和之美”。
到了宋代，宋明理学一方面借鉴了佛家思想中的宇宙论、心性论，另一方面也开始回归儒家经典，以宇宙论层面的“太和”为主，针对天理化、心性化的“中和”进行探讨。黄庭坚受到理学思想影响，对“中和之美”很是推崇，他认同诗歌的怨刺，但也提出了适度的要求，认为怨刺也应当满足温柔敦厚的原则。司马光则著《中和论》，在其中推崇“十六字心传”，指出：求道先要“治心”，而“治心”先要“贵中”，实际上司马光所追求的中和之道便是人人都要遵守的儒家伦理道德。
元代以元曲为主，而元曲为了保证作品情感适宜、节奏恰当，处处是“中和之美”，充满了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
到了明代，王阳明对“中和”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他提出良知中和观，认为良知实际上等于“未发之中”。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便是基于达到道德的目标而产生的相关意识和活动，其可以等同为“致中和”。而在文学创作上，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通俗小说，其间“中和之美”处处皆是，儒雅和情俗在这些作品里达到了动态协调。
到了清代，“中和之美”的理念成为指导思想，相关发展理念层出不穷，且成为书法艺术的衡量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和之美”是掺入了“狂狷”的，包世臣强调了“狂狷”对“中和之美”的重要性，且提出“狂捐所为可用，其要归固不悖于中行也”。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传统理念里，人们总是在企图达成各种各样的“和谐统一”，不论是内在和外在，还是感性和理性，抑或是个人和社会等，这些被追求的“和谐统一”的结果，便是“中和之美”的寄托所在，可以说，“中和之美”不仅是一个美学理念，也是一个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是中国人深植心中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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