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七篇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小编整理的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七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1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历史，蕴含着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今天，我们要从革命先烈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中汲取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树牢“四个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这其中，有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有党自觉探寻新路的历史，也有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两门必修课，会使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恪守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为了初心使命砥砺奋斗，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正确道路，使具有70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人民心连心，才能广泛得到人民的信任;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位置，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才会见古鉴今、明智强心。党史、新中国史是革命先辈们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立国、兴国的智慧结晶，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和精神瑰宝。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明晰党和国家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守初心、担使命，并从中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智慧和力量。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2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今年党内学习教育的重点，也是牢记初心使命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四史”系统化学习，能够更加深入的对当前面临的新形式、新任务、新要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一、学好“四史”，在鉴古知今中把准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组工干部来说，第一位的是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忠诚。四史学习涵盖了我们党近百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史，是我们深刻理解新思想的理论渊源、历史脉络和实践逻辑，学好“四史”，能够帮助我们即使走得再远也不忘来时的路，看清脚下的路，坚定未来的路，在实践中不断和党中央、向新思想对标对表，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树立正确的历史记忆，有助于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四史学习不是水煮历史，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不能抱着走马观花，挑挑拣拣的心态去学习，而是真正把四史学习作为接受政治锻炼的一条必经路，提高政治能力的一场马拉松，学在日常，习在经常。对浩瀚无垠的四史，也要做好深学、细照，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悟。

　　二、用好“四史”，在学史明智中谋事创业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党建工作归根结底就是做人的工作，要从四史学习中汲取直抵人心的力量、厚植坚定的政治素养、提升自身的理论功底，并进一步转化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各项难点瓶颈工作的实践热度和情感温度，从而实现党建跟人走，人才能跟党走的根本目标。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曾说过，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更要通古今。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更好地认识过去，运用好历史这门大学问，才能把握当下和未来。发展是历史不变的旋律，也是基层党建永恒的主题。要善于把四史作为“显微镜”、“望远镜”，对我们现在的工作进行全面的审视，找准基层党建的定位，判明工作所处的时和势，在比学赶超中，在解锁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牌中，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满怀信心为谱写高质量富美鹤城更加出彩绚丽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即日起，中共鹤壁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鹤壁市委党史研究室、鹤壁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发起“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百题竞答”活动，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参与，共同来挑战。

　　本次竞答活动主要涉及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鹤壁历史、“两个高质量”等方面的内容，共设置了100道竞答题。活动可通过鹤壁日报、鹤壁新闻网等微信公众号进入答题程序;答题完成后需要提交答题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及工作单位;参与者可从100道试题中随机抽取30道进行答题。本次竞答活动从即日起至6月25日为学习阶段，6月26日、27日为答题阶段。本次活动设组织奖和个人奖若干名，获奖名单将在《鹤壁日报》予以公布。

　　1.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2.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3.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4.七一五“分共”事件，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后失败。

　　5.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6.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7.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

　　8.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9.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0.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1.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这次会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12.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二·一运动。

　　13.全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是淮海战役。

　　14.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

　　15.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实现工业化。

　　16.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

　　17.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8.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9.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20.全国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始于1963年。

　　21.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22.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这次会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23.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强烈批评，却被江青、康生等人诬为“二月逆流”。

　　24.1977年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25.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26.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27.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28.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29.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0.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31.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32.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

　　33.十九大党章增写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35.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36.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37.党章规定的各项纪律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而最首要、最核心的就是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政治纪律。

　　38.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39.1947年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鹤壁市石林镇石林村的法隆寺主持召开了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史称石林军事会议。

　　40.1957年3月26日，国务院第43次全体会议批准，设置鹤壁市。

　　41.工农渠第一期工程于1973年11月10日开始动工兴建，原名叫双塔寺水利工程。

　　42.鹤壁籍第一个共产党员是何名臣。

　　43.1992年，鹤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浚县大赉店镇及郊区庞村镇创办淇滨经济开发区。

　　44.1927年4月，经中共卫辉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淇县支部秘密成立，这是鹤壁市现辖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45.1940年，中共冀鲁豫二地委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抽调干部派往卫河以西敌占区，组建地下党组织——中共卫西工作委员会。

　　46.2018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鹤壁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市政府提出了“1155”总体发展部署。

　　47.1965年7月2日至8日，中国共产党鹤壁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48.1978年5月7日，鹤壁市体委承办全国田径分区赛。这是鹤壁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比赛。

　　49.2019年2月7日，全省“三大改造”现场观摩暨转型发展攻坚工作推进会议在鹤壁召开。

　　50.2019年4月2日，位于鹤壁东区的中国鹤壁5G产业园举行启动仪式。

　　51.鹤壁市创建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标准化城市的创建目标是全省先进，全国一流。

　　52.鹤壁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申请考核验收应是2021年。

　　53.1994年鹤壁市被命名为省级卫生城市，2017年鹤壁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54.全国文明城市3年评选一次。

　　55.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56.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

　　57.党的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般为3年至5年。

　　58.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提出的关于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要求，牢记总书记重托，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在乡村振兴中实现的目标是农业强省。

　　59.在党员教育工作中，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基本精神、实践要求，增强政治自觉、理论自信和情感融入。

　　60.倡导社会关爱风尚，弘扬志愿者精神是指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61.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

　　62.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在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出重彩，必须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63.有人发现散发邪教宣传品，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制止，并在第一时间报警。

　　64.《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65.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66.党的各级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

　　67.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68.《党章》规定，发展党员，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69.“三会一课”制度的内容是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课。

　　70.《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四条，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反映了廉洁的高线。

　　71.党章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72.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73.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74.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75.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

　　76.《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机关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来抓，推动机关党的建设始终走在前、作表率。

　　77.《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78.留党察看期间，受处分党员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79.根据《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新闻工作者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滋养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增强社会责任感，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80.2016年4月，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安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81.根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地方党委应将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地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

　　82.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83.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84.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85.2019年12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2019年，中国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我们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和谐、开放的中国。

　　86.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87.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

　　88.河南“三大精神”是指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

　　89.宣传思想工作的“五大使命任务”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90.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要认真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决不能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

　　91.《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机关基层党组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以党支部建设为基础,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92.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93.我市提出“1567”党的建设高质量总体思路。“7”指七项重点工程，即政治领航、铸魂补钙、队伍培强、担当出彩、强基固本、激浊扬清、引领融合。

　　94.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要求，抢抓机遇推动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要挺起先进制造业这个脊梁，强化基础能力这个支撑，用好改革开放这个法宝，巩固粮食生产这张王牌，打造中原文化这个名片，抓住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奋勇争先。

　　95.“三大攻坚战”是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精准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

　　9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要严密防范和坚持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

　　97.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

　　98.《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和事业发展各方面。

　　99.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

　　100.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提出的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要求，充分认识保护黄河、治理黄河的重大意义，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4

　　1、内容：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包产到户;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撤销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以后开始，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所有制上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公有制经济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对外开放：1980年设立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开放了沿海经济开放区;到九十年代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港口城市、延边开放城镇、内地生会开放城市的开放体系。

　　2、意义：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5

　　第一步是创办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央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8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两项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迈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邓小平评价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第二步是开放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1990年4月，在邓小平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它直接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

　　第三步是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指出这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1988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中央还提出在这些经济开放区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结构。

　　第四步是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1992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沿江开放对于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我国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

　　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我国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6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40年了。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跨度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这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二、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四、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五、中国面对新挑战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内容范文篇7

　　新时代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旨在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应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汲取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力量，继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优良传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学习历史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走向未来。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强调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营养，这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现实要求，也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党员、干部学习“四史”的价值旨归

　　学习“四史”对于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科学掌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四史”是党员、干部的“营养剂”、党的建设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

　　1.推进自我革命，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营养剂”

　　加强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促进党员、干部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需要从“四史”中汲取丰厚滋养。

　　历史文献蕴含丰富营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经典著作史，经典著作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创作、传播并接受检验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到邓小平的《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从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到胡锦涛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再到习近平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阅读经典文献可以帮助党员、干部感悟真理力量、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

　　党内教育提供实践经验。我们党历来重视利用各种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毛泽东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新中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从1983年整党运动到1998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从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到2008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2010年“创先争优”活动到2013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2015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2016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借鉴党的历史上党内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是帮助党员、干部突出政治性和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

　　警示案例折射历史镜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中的警示案例可以发挥“惩前毖后”的作用。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从新中国初期发生的“第一大案”，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犯贪污腐败罪被判处死刑，到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查处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在内的多起举国震惊的大案要案。这些必须引以为戒、自我镜鉴的反面材料，就是历史提供的“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2.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修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四史”，有助于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员、干部练就过硬的政治本领，提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能力，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

　　提升党员、干部把方向的能力。把方向的能力事关党员、干部能否在大是大非、重大危机面前临危不惧，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成功挽救了第一次革命危机。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再次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一再证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问题，是关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败的首要问题。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清醒、客观地去分析历史，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规律，提高党执政的战略思维。

　　提升党员、干部谋大局的能力。谋大局的能力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从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出发，毅然放下政党恩怨，连续两次推动“国共合作”，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努力奋斗。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置身于历史视域中去思考、定位、谋划，提升深刻认识和自觉服从大局的能力，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提升党员、干部定政策的能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定政策就是从党和国家发展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是对党员、干部决策能力的考验。“政策是体现执政党性质宗旨的试金石，是反映治国理政水平的标志。”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从发展着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如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解决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三农”政策、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的宗教政策、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等。我们党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党的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学会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对世情国情党情进行科学研判，把握客观规律，解决现实问题，提高党执政的决策水平。

　　3.科学认识“三大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百科全书”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四史”中蕴含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经验与智慧，是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学习“四史”、把握“三大规律”，是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保证。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列宁指出：“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但后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的道路上接力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70多年，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学习“四史”，是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法宝，对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发挥着重要作用。

　　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16世纪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问世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已有500多年，先后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多国实践的发展历程，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发展图景。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无论其中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转变工作重心，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交相辉映。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帮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发展规律。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现实矛盾等各不相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又具有特殊性。比如，俄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其后又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淖的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无数次救亡失败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并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巨大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学习历史可以帮助党员、干部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

　　二、党员、干部学习“四史”的核心要义

　　社会主义先辈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进步、领导革命进程中，创造了科学的理论成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精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经验。“四史”是理论宝库，是精神荟萃、经验集成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借鉴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是学习“四史”的核心要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必备的知识、智慧和力量之源。

　　1.学习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史”是一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四史”，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这是党员、干部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深刻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弘扬精神——汲取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力量

　　历史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动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信仰信念信心是思想之光、精神之钙、力量之源，学习“四史”，就要汲取这些精神力量，将其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魂”。“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如李大钊、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蔡和森、左权、叶挺等为坚守信仰而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夏明翰在就义前呐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被捕入狱仍坚信：“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向导，党员、干部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信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该何去何从，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廓清了“左”和右的错误思想迷雾，坚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党员、干部要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不移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精神，离不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工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宣示着新时代的“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党员、干部学习“四史”，要从新时代的任务目标出发，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

　　3.借鉴经验——继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优良传统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学习这些历史，就是要以科学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继承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借鉴。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四史”，就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群众路线这一生命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党员、干部学习“四史”，就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精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总结两次成功、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并被写入七大党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努力，既有丰硕成果，也历经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纵观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就能够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就能够取得成功;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甚至严重挫折。党员、干部学习“四史”，就要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并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去。

　　三、党员、干部学习“四史”的原则遵循

　　党员、干部学习“四史”，重在抓住本质、明晰主线，核心是把握要义，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加强研读与思考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未来的连通，不断提升学习和研究水平，在汲取历史智慧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走向未来。

　　1.学习历史和坚定信仰相统一

　　学习“四史”，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到思、信、行一致，实现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

　　要学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四史”，要做到学思结合，“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学习“四史”，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正视自身的理论素养问题，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寻找差距，查摆漏洞，提升理论思辨能力，做到不仅能科学解释历史发展问题，还能以历史之光照亮现实之路。

　　要学而信。学是信之基，信是学之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党员、干部要带着信仰去学习，在学习中坚守信仰。党员、干部真学、真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要在思想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学习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自觉做好精神上思想上的免疫防护，经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

　　要学而行。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四史”，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解决中国问题、解决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学习“四史”，旨在为指导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党员、干部要在学习中增强本领与能力，做到知信行统一、学思用贯通，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

　　2.学习历史和把握规律相统一

　　社会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党员、干部学习“四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养成科学的历史思维，培养敏锐的历史眼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在学习历史中把握其中固有的规律性。

　　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在遵循历史规律中把握历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学习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党员、干部要学会对具体历史问题作出具体结论，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历史经验应用到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去，如果“药不对症”，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历史学习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需要做到既全面、整体地看待历史，又要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针对历史问题学会抓重点、抓关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光辉典范。学习“四史”，就要做到以史为镜，坚持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作为认识标准，不可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错误。

　　正确对待历史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历史总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交相呈现中不断前进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既有辉煌成就，也经历过挫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学习“四史”，就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同时做好走曲折道路的思想准备。

　　3.学习历史和走向未来相统一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过去，学习历史则是为了以史鉴今、昭示未来。“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学习“四史”，就要站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根基之上，借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成功经验，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累智慧、提供方案。

　　立足现实。学习历史、面向未来，要以现实为基础。李大钊曾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借鉴历史经验服务当下，才能行稳致远，增强对未来的预见性，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接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守正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奠基石，创新是守正的原动力。在学习历史中坚持守正，就是坚守历史正道，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学习历史中实现创新，就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学习“四史”，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开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

　　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是一种历史视野，是历史发展必然性认识的能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写进了党纲和决议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为之接续奋斗。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告诫全党：“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学习历史中走向未来，就是坚定信仰、把握规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孜孜以求、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