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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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本刊即将出版之际，得知刘得炎老先生去逝的消息，我们深感悲痛。刘老先生为青海群文事业默默奉献了几十个春秋，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有高尚品德的老人。此文虽是老人的亲人所写，但也是我们的感受，更是我们对老人的怀念。刘老先生走好……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文艺工作者，退休前在青海省群众艺术馆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1963年9月起，担任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会委员。1975年在乌兰期间，当选为乌兰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群众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曾担任中国群众文化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青海省群众文化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等。

初入艺术之门

我家祖籍互助林川，是个耕读世家。父亲于1933年出生在西宁。父亲小的时候，便非常喜爱绘画、二胡演奏等艺术，学校时经常参加相关活动。

1949年青海解放时，他在湟川中学高中部上学，1950年高中即将毕业，因为有艺术类的特长，学校建议他到文化单位工作。当时省文联，省文艺工作团正在筹建，便介绍他前去报道，那时担任省军管会文化处主任的陈秀山，兼任省文联筹备处主任及省文艺工作团团长，在了解父亲情况后，考虑文联正在筹备，暂时不需要人，于是分配父亲到省文艺工作团乐队工作。就这样他从一个年方17的学生，成为一名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土生土长的第一代专业文艺工作者。在文工团，父亲首先跟随从上海聘请的专业老师学习中提琴，后改学小提琴兼二胡。经过近半年的政治和专业培训，到1950年春节，正式登台演出。父亲记得在第一场汇报演出时，只见台下黑压压的一礼堂人。他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止不住心慌意乱，再加上刚解放的青海，群众对文艺工作尚存在某些不正确的看法，这些都更加重了怯台，演员们也出现误场忘台词等失误。父亲回忆说：他上台伴奏时，手和腿止不住乱抖。事后会上会下没少挨批评，但经过上级主管领导政治及业务教导考核，以及自身不断的努力，终于正式成为青海新一代文艺宣传员。

1953年，文工团正式改编为“青海省民族歌舞团”，父亲被调整到创作组工作，从事音乐及文字创作工作，随即深入湟中、湟源农村体验生活。那时候的青海农村，正处于全面土改之后，当农民在分到的自己的土地上以两家一副犁，三家一头牛的小农经济方式，努力为新生活而奋斗的时侯，整个农村形势已开始进入生产力大发展的变革前期，生活中充满了许多动人的欢乐和故事。作为一名刚刚踏上文艺创作之路的“新兵”，为赞美一代新农民在为开创新生活而奋斗中的激情，父亲创编了一部小歌剧《秋收》。剧本完成后，又以当地流行的地方小调，经过改编配曲，提交团部经审查后，进行排练演出。该剧受到了有关部门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热血歌颂柴达木

1955年柴达木的开发勘探，掀起了新的高潮，为了改变我国当时贫油的局面，为了富国强民，全国各大油田的精英齐聚柴达木，展开大会战。

歌舞团随省慰问团赴柴达木进行慰问演出。创作人员除参加演出外，要深入基层采访，编写小节目配合鼓舞宣传。那时候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到处狂风肆虐，黄沙漫天。人们没有房子住，全部住帐篷，当时的冷湖，茫崖，格尔木集聚了上千人。这些地方便成了“帐篷城市”。战斗在这里的人们，面对风沙干旱，喝不上水，吃不到新鲜蔬菜，没有联络工具等困难，没有退缩。许多勘探队员，仍然坚持大面积徒步勘查，许多人迷路被埋在黄沙中，为柴达木辉煌的明天，为了祖国的繁荣，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父亲回忆说：在访问中许多动人的故事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多少感人的激情，促使他写出了群众歌曲《把青春献给柴达木》。歌词完成后由歌舞团音乐老师张亚民谱曲，除在演出中演唱外，并派演员深入基层教唱，推广，成为当时柴达木地区广为传唱的群众歌曲。1956年被《歌曲》杂志作为“群众喜爱的歌曲”刊出。这首动人心魂的歌曲的歌词是：

柴达木的清晨

寒风吹起了嘹亮的歌声

我们踏上了征途

去揭开神秘的大门

可爱的柴达木（副歌）

祖国的聚宝盆

为了你辉煌的明天

我愿献出我的青春

任凭你风沙肆虐

排除万难勇敢前进

脚下将是明天的新城

我们是第一代柴达木人

（副歌）可爱的柴达木

祖国的聚宝盆

为了你辉煌的明天

我愿献出我的青春

见到敬爱的毛主席

父亲柴达木回来后得知，中央文化部决定于1957年元月举办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会演，歌舞团领导派父亲随舞蹈编导王毓信老师赴互助采风，创编参加会演的舞蹈节目。

他们在东沟、五十、松德一带听到许多土族老人讲述土族姑娘智降魔王的动人故事。据说很早以前在祁连山连城水磨的山洞里住着一个魔王，经常下山残害土族人民，人们几经斗争，无法降服。后来有几个聪明的土族阿姑，她们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美丽的彩虹服装，将手中的钢圈也伪装成彩虹圈，带上酒肉进洞降魔，她们几经周折，终于将魔王灌醉，围着它跳起优美的安召舞，趁魔王不备用彩圈将它套住，埋伏在洞外的土族小伙子趁机上前，杀死魔王。

父亲他们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觉得这个故事传说，内容生动，情节曲折，可以编成一个动作丰富，民族特色突出，配上优美动人的土族安召舞曲的小舞剧。后来因时间及客观条件等原因未能完成，只将舞剧最后的《庆功安召舞》，加以扩充完善，作为一个独立的土族舞蹈，由父亲重新编曲配器，和其他音乐及歌舞节目一起赴北京参加会演。

演出中由于安召舞和安召舞曲独具的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受到欢迎和好评，并选为汇报节目之一，为有关部门及领导进行汇报演出，并将该舞蹈伴奏音乐录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会演闭幕时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青海代表团被排在毛主席身后左侧第一排。父亲和同志们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伟大领袖，都激动万分，回来后久久不能平静，大家都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奉献一生。

青春奉献大戈壁

1958年，中央文化部在大力促进和繁荣文艺创作，努力提高专业团体艺术水平的同时，要求基层文艺工作者，面向边远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牧业区，学习“乌兰牧骑”轻装简行，为牧区群众宣传服务，丰富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

我省为落实这一任务，决定在海西，海南，玉树几个民族自治州进行试点。父亲怀着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无比热情，参加了玉树等地的试点工作。

就在父亲下乡途中，被紧急召回省厅文化处，征求意见，准备派他去海西州建队开展试点工作。当时这一决定对父亲来说，就意味着将要离开他刚刚步入，初见成效的专业文艺创作和演出事业，开始一项他并不熟悉，而又复杂的新任务。父亲给我们回忆说，那时他内心里的确感到有点失落和畏难。但当时文化处长韩景林对他说：“这项任务需要一个业务能力比较全面，又熟悉基层文化工作的人。地方可以由你来选，也可以暂不调离，先把队伍建起来再说。”事已至此，父亲也没再说什么，并且想到柴达木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热血沸腾的人们和气壮山河的故事，便决定先以文化处派遣的身份去海西州进行考察。

7月父亲到海西后有关领导都很热情和重视，让文教局接待安置，局长是个当地蒙古族干部，在表达欢迎和恳切期盼人才的意愿后，热情地给父亲介绍了许多海西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蒙古族文化习俗以及基层文化工作状况和困难，并给他配备了一名蒙古族干部当翻译，带他深入基层，进行考察。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去过宗家，巴隆，柯柯等牧业地区，参加了民间那达慕，赛马，祭敖包大会，了解了许多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和基层文化工作现状。在这次调查中，父亲了解了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的民族文化特色以及基层文化条件的困难和资源贫乏，但也被各族人民对文艺发自内心的的热情所感动。父亲曾多次给我们说过，通过这次调查他领悟到这是自己人生道路和工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把自己和群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踏入群众文化工作的新起点。

10月初返回西宁后，父亲即接受赴海西建队及试点任务。在省和海西州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繁复的创建专项经费预算审批，人员编制及工资预算，单位驻地基建，业务器材及设备购置，业务骨干选调，学员招收和组织业务培训等紧张的前期工作，次年7月一支近20人的短小精干的文艺队伍便诞生了，母亲也自愿申请，从省歌舞团追随父亲来到海西。经过向有关部门及州领导汇报演出后，暂定为“海西文化服务队”，一年后正式命名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文化工作队”，并立即赴各县、乡基层，特别是边远牧区巡回演出和开展文化服务工作。

后来柴达木工委并入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以后，文化工作队扩编改建为“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文艺工作团”，后又改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歌舞团”，根据州有关领导部门指示，除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重为西部厂矿演出任务外，深入基层为农牧民群众服务的主旨并未改变。我父亲当时在团部编导组担任组长，这期间除负责导演了几部话剧，歌剧如《红霞》、《三月三》……外，并将原在东部创编演出，反映蒙古族牧民生活的话剧《东风吹到索玛滩》重新充实改写，作为州庆献礼节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建州十周年时汇报演出。但是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带领小分队深入基层牧区演出和开展服务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歌舞团撤销，我父母亲双双调乌兰县工作，妈妈到县中学当音乐教员，父亲则被下放到商业局所属希里沟旅社当工人。

1973年落实政策时，组织决定归队，鉴于当时州文工团尚未恢复组建，县领导决定把他们调整到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又任命父亲为馆长。当时文化馆一共才4个人，其中一人还要每天坚守阵地，管理图书室。没有队伍和骨干，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便利用以往在基层工作的基础和关系，根据当时客观条件，争取县、乡及有关单位领导的重视及支持，在农村组建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学校建立学生业余宣传队，并经县领导的批准及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下选拔具有专长的优秀下乡知识青年，学校老师，机关单位业余文艺爱好者，组建县业余文艺宣传队，隶属县文化馆。有了队伍便突破困难，面向全县打开了工作局面。

父亲回忆说：纵观在海西23年的工作历程，不禁感慨万千，人生一世能有几个23年，岁月悠悠，思绪绵绵，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充满了几多成功和欢乐，几多困惑及忧伤，往事如云，实属难忘。23年中他带着小分队到过海拔4500米的德令哈北山哈拉湖地区，进入昆仑山中雪山耸立的五道梁，沱沱河……为了深入边远基层，他们走过多少风沙滚滚的茫茫沙滩，穿过多少绿草如茵的辽阔草原。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经常坐马车，骑马，骑骆驼，甚至徒步跋涉十几公里深入边远牧区，为那里的牧民群众演出。也在绵延三四百公里的公路线上，深入一个个养护公路的道班，慰问道班工人……演出时的观众有时候近千人把简陋的广场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有时候在茫茫戈壁，深山老林中的居民点上，观众还没有演员多。但最深的感悟只有一个，那就是：仅仅一个乌兰县，有多少农牧民群众居住在茫茫戈壁的绿洲中，广阔的草原上，深山老林里。他们渴求文化生活，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歌舞演出，他们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想到这些，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就会感到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你前面的道路有多长。

再负重任

1980年我父母亲被调入青海省群众艺术馆，报到后先让他们去参加“青海省首届藏族民间歌手讲习会”，这次会议是三中全会后，一项为推动和发展藏族地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举措，受到各级有关领导的重视。结业时班禅大师到会接见了全体工作人员和歌手。会后我父亲被分配到《青海群众艺术》编辑部担任“音乐”、“民间拾萃”、“民间故事”等栏目编辑。

1982年，中央文化部为加强和繁荣民族地区群众文化工作，准备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配备一部分“流动文化车”。省有关领导部门决定由省馆负责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试点工作。

文化车上准备配备民族乐器，电影及幻灯放映机，但必须要有一支具有一定文化艺术技能的轻骑队，才能掌握使用，开展工作。省馆领导考虑到队伍大了，不便于深入文化极端贫困的边远畜牧业地区，队伍小了，文化服务形式单调，无法充分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经馆领导及有关业务骨干反复研究，以组织一支4—5人的藏族文化干部轻骑队为好，并将汉族地区演出形式简便，艺术内容丰富的皮影戏移植过去，作为便于深入边远牧区的主要文化服务艺术形式。

但这项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省灯影协会就已作过尝试。当时省文联给所属灯影演出组配了一名藏族翻译，深入藏族地区进行宣传演出，但除了旁白解说是藏语外，其他形式和内容仍然是汉族皮影戏，没有被藏族群众所接受。

为了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馆领导经过反复考虑，从业务部室抽调了几名具有文学创作、音乐作曲、美术及熟悉民族民间文艺的业务干部，组建了“藏族皮影戏创研小组”。要求创研小组，以汉族皮影戏为样本，应用丰富的藏族民歌，借鉴民间藏戏的传统演出程式，重新创编出一个能为藏族群众所接受的“藏族皮影戏”。为便于今后陆续上演新剧目，音乐唱腔采用联曲体程式。1982年9月前后，小组开始进入研究创编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剧本问题，要求创作一部具有藏族民族生活题材，艺术风格的剧本。于是由我父亲执笔编写汉文学底本，由省广播电台藏文编辑奇木措担任藏文翻译。题材选取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唐蕃结成亲盟的故事。剧本主要歌颂了松赞干布平息雪域战乱，统一吐蕃，派重臣到长安迎娶文成公主到逻些（今拉萨）传播中原文化，共同建设吐蕃王国的雄心壮志。唱腔歌词则主要采用藏族民歌体裁，并溶进了藏族民间优秀“单汇”（相当于汉族民间谚语和成语）。音乐伴奏及唱腔音乐则全部用藏族民歌改编及创作，剧本命名为《千里迎亲》。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于次年春，由黄南州同仁县文化局选拔组织四名演员到西宁进行培训并现场操作排练，完成培训后，即聘请海南州文工团小管弦乐队进行场景音乐伴奏及唱腔音乐伴奏录音。然后经过试演正式向省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演出。

这次“藏影戏”试创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让我父亲负责全部业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业务面牵扯很广，艺术质量要求又很高，再加上对这次工作的理解不尽相同，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当时他精神压力很大时，也曾想过退缩。说起这些父亲不无感慨地说：当他感到十分灰心时，想起在乌兰县文化馆时，有一次带领业余宣传队到德令哈北山哈拉湖地区演出，那里的牧业生产队驻地十分分散，平均海拔大约都在4500米左右，交通不便，环境艰苦，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别说文艺演出，甚至有少数人一辈子没见过楼房是什么样。蒙古族牧民们一听说宣传队来演出，从几十里外骑马赶来观看，其中有一位年愈花甲的老太太，等她赶到时演出已经过了一半，演完后她拉着演员的手说：“我们人老几辈子除了唱几声蒙古长调外，谁也没见过歌舞，今天我来晚了，只看了一点点，你们能不能再给我唱个歌跳个舞，不然我要后悔一辈子”。那时演员们被老人家的渴求和真诚所感动，为后来的人又演了一场。当时父亲看着老太太那一边流泪一边看演出的激情神态，深深地沁入了他的内心，激起了一股甜甜的深思，群众的需求和赞许，是对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艰辛和付出最大的回报，也感到我们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想起这些往事，便决心坚持到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藏影戏《千里迎亲》培训和排练工作，当汇报演出结束后，创编工作得到了在场领导的肯定。

父亲回忆说：当他听到一位藏族主管领导在肯定创编工作之余，深情地说句“你们为青海牧区的藏族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后，10余个月艰难和委屈一下都烟消云散了。之后馆领导让他带领藏影戏演出队，到黄南同仁县，海北刚察县，海西天峻县等地深入牧业区进行演出，组织座谈，倾听藏族牧民群众对藏影戏的反映，进一步验证藏影戏创研成效。在各地座谈会上，许多藏族群众和干部说：我们藏族有了自己的影戏了。有的人还夸张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小电影”。青海藏族皮影戏终于得到了藏族群众的承认。但是仅仅过了短短的4年时间，藏影戏从首场公演观众达两三千人，轰轰烈烈的开始，很快走向了消亡。今天再回过头来重新反思，他认为问题在于：当时还没有深刻地领会到，一个新兴民间文艺形式，必须首先要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存活发展。其次，示范性队伍要有一批热爱，执着，愿意为它付出心血的骨干。再次，就是要不断地组织创编新剧目，特别是便于推广的小剧目。

新的起点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从理论上探讨群众文化发展前景和改革道路，也被提上日程，许多长期从事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专家提出建立“群众文化学”，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多方面深入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文化部群文司也倡导各地尽快成立“群众文化学会”以适应当前广泛开展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的形势需要。在这种形势下，省馆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室”担负这一任务，我父亲又从馆办公室调整到“调研室”。从一个群众文化业务干部，开始从事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我省东部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也面临着如何赶上形势，冲出困境，加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农村文化市场正在萌发，出现了许多农村文化户。如何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理论上为上级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这就是调研室主要工作和责任。于是他们调研室仅有的4名干部全部分赴青海东部各地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回来后写出了一篇题为《当前我省农村文化户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调查报告，阐述了支持和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户对深入开展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建议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从政策上，业务上，设备上给于大力支持和指导。以繁荣农村文化市场，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使我省基层文化馆站有限的人员和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报告上报到文化厅后，引起了厅领导的关注，指示由省馆负责筹备组织，张武明常务副厅长亲临主持，在湟中县召开了一次“农村文化户理论研讨会”。

1990年11月，我父亲已退休在家，因工作需要，馆领导让他去长沙参加由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和《中国群众文化辞典》编委会召开的编著工作会议。作为“特约撰稿人”参加了《中国群众文化辞典》编写工作。此后又应邀请参加了《青海百科全书》及《青海省志·文化艺术志》群众文化艺术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

当此父亲已临耄耋之年，他经常向我们讲述往事，回顾几十年人生历程，心中无不充满欢乐，忧伤，庆幸，愧悔……人生道路的曲折，工作中的艰辛，留下的只是像春雨一样的绵绵不断的回思。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人喜欢干什么，想干什么，自己无法完全决定，而要受当时的形势及客观环境的支配。这就是所谓的命运或机遇吧。而工作中的成绩和事业上的成就，则完全要靠自己的执着和勤奋。人总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贡献，这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的最起码的责任和良知。贡献不在大小，而在于你对社会的真诚奉献。只有这样你才能甘愿当一个哪里需要就紧紧地拧在哪里的小小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