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巅峰之“孔庙三碑”
时间：2021-02-06 07:51: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 要】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底蕴雄浑，但汉隶的产生无论从文字应用或者书法艺术角度去看，都是中华文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秦朝后期开始的“隶变”再到汉隶逐步走向成熟，隶书的演变过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三座被称之为“孔庙三碑”，将中国的碑刻隶书推上了隶书的顶峰，也是“八分书”成熟的标志。“孔庙三碑”的出现也是古代文字书法的一大变革，对后世书家研究隶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书法文化史上耀眼璀璨的明珠。
【关键词】中国书法 隶书 孔庙三碑
一、隶书的起源
秦朝就产生了隶书，之后发展到东汉时期，奠定了其巅峰地位。
据说，秦朝一个名叫程邈的徒隶，因为触怒了秦始皇而被收监，看到各位狱官以篆书来书写腰牌极为繁琐，就致力于实行文字改革，采取化繁为简，化圆为方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新的字体。深得秦始皇的心意，由此赦免其罪行，封为御史，明令官狱中通用该字体。由于程邈是个徒隶，且该字体专门在隶役中使用，也就将其称之为隶书。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出，相传程邈擅长写大篆，因为之前冒犯秦始皇，在云阳入狱，十年时间不但思考，对大小篆的笔法进行研究，写作了三千字隶书，被秦始皇所称赞，将其释放并任命为御史，且因为书写的字体用于隶人管理，就称之为“隶”。
篆书之后，隶书才得以兴起产生，所谓“大小二篆生八分”“隶书者，篆之捷也”，比较通俗地讲，隶书就是由篆书演变而来，即篆体演化而成。具体的变化过程分为两点：其一，字形结构的改变，简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将篆书字形结构进行简化;其二，书写方式的变革，将篆书原有的书写方式予以改变。这种改造的目的主要是简捷流变。这两个主要方面则是形成“隶变”过程的核心。具体而言，在书写时以方折直线取代了隶书圆转复杂的线条，加快书写速度。
二、隶变的产生
因秦朝统一后，政事杂乱繁多，圆转的篆书书写较慢，已经不适应当时繁忙政务的文字工作，于是以方折代替圆转的篆书文字应运而生，这就是隶书中的“秦隶”，它的出现也很适用于当时的社会节奏。“隶变”也悄然开始。从秦权量诏版文字我们便可看出，篆体的圆转已大部分以方折笔划所代替。《颜氏家训·书证篇》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农民掘得秦时秤权，旁有铜涂，携铭二所，其书兼为古隶。”它的历史从战国时期开始，始皇时代终，因历史较短，所以并没有保留大量真迹。
“隶变”的发生，意义深远，影响力巨大。由此使得书法的书写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使文字造型不断丰富，使得书法技能获得突破，进而使厚实的书法审美获得新的内容，成为后世学习隶书的主要源头。
西汉初年，虽然依旧沿用着秦朝大部分制度，但官方文字小篆的正统地位很快被“隶变”这一狂潮所取代，西汉初期的隶书也遗留着许多篆体的字形构造，而从汉武帝后期的简牍上，这种篆体得圆转曲线字形结构越来越少，这也由此可以认定已然进入汉隶成熟的时期，隶书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之后延伸到官方高级文书和重要典籍都开始推广隶书。隶书很快成为了百姓以及官吏们加封进爵、升官发财的条件之一。
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于统治者对儒学重视，对名节孝道推广，儒家思想逐步演变为社会的主流，进而演变为整个封建社会掌控人民的正统思想，统治者以及百姓尊崇儒学，这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因此，帝王祭祀孔子也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件，一时间修孔庙、设立碑文记载重要事迹、奏文等成为大事。社会上开始极为推行私学，经学的传授推广开来，对厚葬之风极为崇尚，所以，有关的碑刻有着十分众多的门类，直至达到巅峰。所以在东汉中后期大量的碑刻成为了当时书法家们展示书法才华与施展技艺的最主要场合之一。书法界和学术界一致认为，汉代碑刻隶书是隶书最为成熟也是达到鼎盛时期的标志。重要的典型作品以《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和《曹全碑》及歌功颂德、记录、纪念一些重大事件或重大工程诸如《石门颂》《西狭颂》等石刻成为汉朝摩崖中最负盛名，都是摩崖书法的代表作。
三、“孔庙三碑”及其价值影响浅析
最具代表性且被后世称为汉隶的最巅峰之作的要数：“孔庙三碑”——《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此三碑对唐代隶书、明清隶书等都有着重大影响，历为书家所重。这一碑刻有着极为严谨、规整、气势庞大、富于变化和漫不经心，带有很强的幽默感。其字形通常表现为宽扁的形状，横画较长，竖画较短，以突出“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动态感觉，将崎岖蕴于平缓之中。运笔过程十分果断，在转折处多数以提笔暗转或者果断提笔另写，气度适中。在笔画和章法的排列上显得尤为平衡，显现出多变的意趣，多元的变化而体现出无尽的妙处。何绍基称：“开后来隽利一门”。成为八分隶书实现规范化的顶峰。颇具影响力。
从已有的碑帖中可以推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已经初步具备风雅化、文人化和规范化等艺术特点，也充分展现了汉朝文人所蕴含的浪漫和洒脱艺术审美内在，其表现出显著的独立品质和美学特点进而成为后人学习隶书的榜样。尽管这三个石碑各有自身的特色，《乙瑛碑》的风格更为严谨，与其内容匹配度很高，体现了官方审美。和《礼器碑》比较起来，在笔画上更粗，厚重感更强一些，体现出丰腴的审美，对比《史晨碑》则显得更为雄浑，平实有缺。
《乙瑛碑》的全称又可以作《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
《乙瑛碑》的隶书，共计18行，每行40字。在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明确立石，原石在山东曲阜孔庙保存。汉隶最负盛名时以《乙瑛碑》极为经典。
此碑产生的背景是，东汉桓帝时，因为缺少专人对孔庙礼器和春秋祭祀的管理，孔子的第十九世孙孔麟就申请设置一名官员，专门管理此事。碑文中的两份公文记载：彼时的鲁相乙瑛向朝廷上报了这一事情，而他离任之后，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再次向朝廷请奏，皇帝批准新任的鲁相平参与选择合适的人选才担当这一职位，最终由孔子后人孔龢最终上任，并由鲁相将报告回复朝廷。
《乙瑛碑》的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述了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上报朝廷的奏折;第二部分，十分专业的公文，两人量洛阳宫（未央宫）上报的内容，将鲁相平根据诏书内容制定的选人标准予以介绍，明确将孔龢当选“百石卒史”过程予以详细说明，由此，该碑文也可以称之为《鲁相平奏诏选补孔龢为孔庙百石卒史状》;第三部分，赞辞，对前任鲁相乙瑛的行为表示赞赏。据《高唐县志》中记载，这位留存历史的有名的鲁相乙瑛竟然没有任何具体信息流传，而只有这一块碑刻流传下来。
《乙瑛碑》的结体生动不受死板形式的束缚，同时不打破整体的平正书风端庄平正，法度严谨，变化丰富却又不失素朴之趣，字势开展，古朴浑厚，俯仰有致，用墨沉细，字形丰厚饱满，用笔持重之中多显灵动巧妙，趣味甚浓，耐人寻味。深具庙堂之美。清代方朔认为，这三座碑文中《乙瑛碑》最为难能客观，字体方正浑厚，具备了官方认可的审美，也可以看做官员的典范。其整个碑文情真意切，成为汉隶中最可以效仿之作，具有真实的美感。其用笔结字规整，易于掌握。清朝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这样评论：“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何绍基对这一碑刻进行评价：“朴翔捷出，开后来隽丽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简言之《乙瑛碑》的字体雄壮沉厚之中又不失优雅俏丽，一笔一划看似简洁明了但却变化丰富。
与之相比《礼器碑》的笔画要细一些，但瘦劲刚毅，飘逸而不失沉着，规整却又畅快，向背分明，干脆利落，耐人品读。《礼器碑》的全称也可以称之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敕碑》。
汉永寿二年（156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碑身刻着文字。碑的正面一共16行，每行36字，碑的背面一共3列，每列17行;左侧有3列，每列4行;右侧则有4列，每列有4行。
碑文对鲁相根据帝王之意对孔庙进行修缮，添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出资设立石碑来赞扬这一事件。碑侧和碑的背面将所有捐资的官员姓名和钱数记录上去。成为汉隶作为点典型的作品之一。
这一石碑分为四面，正面、背面之分。碑的正面字体十分端正，章法以十分规律的形态排列。《礼器碑》中正典雅，法度森严，体势变化看似平淡，而结体细细推敲却并不简单，布局疏朗，而字字重心稳固，通篇骨力通达，神完气足。碑文的字体遒劲淡雅，体现出端庄而超然的意境。与《乙瑛碑》的俊秀，《史晨碑》的朴实比较起来，《礼器碑》表现出极为显著的风格，成为成功之作。
明朝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价：“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字的笔画所体现的妙处，并非笔和手能创造出来，在古朴淡雅面前，如果没有神功相助，就很难看出是人为之作，而所谓的“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却对其没有充分形容清楚。汉朝的各个碑刻出于结体的特殊命题，都十分近似，只有这一碑刻如同星汉，只能看而不能达到。
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汉史晨碑奏铭》，也可称之为《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也称《史晨后碑》，两碑内容同刻在一块石碑的两面。《史晨前碑》在建宁二年的碑刻之后，还可以上溯到建宁元年，在碑刻的背面篆刻。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用隶书书写，吴额，共有十七行，每行有三十六个字，后碑，隶书，共有十四行，每行共有三十六个字。这一碑刻成为最为有名的汉碑之一。
汉武帝时，孔庙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碑文对彼时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对上奏孔子的祭祀内容予以记录，对孔庙的祀礼有十分详细的说明。这一碑刻和《乙瑛碑》《礼器碑》并成为“孔庙三碑”，也预示着汉后期汉隶逐步规范化和成熟化。
史晨：字伯时，东汉建宁元年时成为鲁相，曾经用隶书立下碑刻记载了祀孔，立于孔庙，史称“史晨碑”。碑刻上的文字主要记载了东汉时的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对孔子祭祀的内容，分成了前后两碑，前碑记录着奏章，后碑则记载了飨礼之事，一直到现在全文保存良好，隶书碑刻显露出飘逸的风格，庄重而严谨，成为后来学习书法的经典代表。《史晨碑》的碑刻从字体来看结体规整，庄重优雅。笔势适中，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序，行笔圆润浑厚，庄严肃静的意蕴在其中，虽然挑脚已经具备了汉末方棱的气韵，却保留了一定姿态并不凝滞。清代的方朔表示《史晨碑》的书法有着高深庄严的气韵，遒劲内敛，结构和气度兼具，可以看做是经典的官方作品，有着极好的示范作用。（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的碑刻数量较多，但凡涉及的碑刻都有着各自十分突出的意境，可见古人对其赋予怎样的精妙改变。从东京的各个碑刻的结构去看，规整中有着无尽的变化奥秘，魏、吴的碑刻拓本稍有凝滞之嫌。《史晨碑》从整体布局去看，显得尤为一体化，井然有序，结字规整，体态秀丽匀称，用笔轻重分明，体现了一种极具严谨性的持重品质。清朝孙泽的《庚子消夏记》中对该碑刻予以了经典的评价，字体素雅洒脱，可以作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是汉代碑刻的最好作品。清代书法家王澍也表示，该碑刻体现了良好的“严谨”，可以成为初学者模仿的对象。
四、结语
隶书沿袭了篆书的经典气韵，为楷书的形成起到了开源的作用，书法界有“汉隶唐楷”的说法。可以想见，汉代隶书对后来书法的演变有着怎样的重要启发。而“孔庙三碑”无论从应用文字亦或是书法艺术方面来看，其出现是中华文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古代文字书法的一大变革，对后世书家研究隶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中国书法文化史上耀眼的明珠，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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