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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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三家村”一词不会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标识性词语，也是一场文字狱的代名词。

“三家村”本义是指居户稀少的村落。陆游《村饮示邻曲》诗句“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即出现“三家村”一词，意为偏远的小山村。康有为所作《唯心》中有“三家村学究，得一第，则惊喜失度”所用的“三家村”即为此意，由此引申出了“三家村学究”一词。“三家村学究”是一个谦辞，说明自己是小地方来的，只是在小地方算是个有学问的人。晚清小说《何典》中，有一个虚构的村庄名叫作“三家村”。据说这部小说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兴趣。在文学作品或网上社群中，“三家村”被用来形容三个人或三个不同团体的人所创立的机构或聚会的地方。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 “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成为“文革”文字狱的开始，“三家村”也由此成为“文革用语”。

邓拓、吴晗和廖沫沙

“三家村”的三家，一家邓拓，一家吴晗，还有一家就是廖沫沙。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1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1930年18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邓拓是党内一支笔，1937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19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此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邓拓也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而在“文革”中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村长’”，并因此而含冤自尽，成为“四人帮”1966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吴晗（1909～1969）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后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与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由于《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军人家庭。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加入“左联”。写作战斗性的杂文，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官僚和阔老爷的胡作非为，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他承担秘密工作任务，开展地下斗争。曾三次被捕入狱，都坚贞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1936年夏，经营救出狱。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沅陵创办《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第三、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后与邓拓、吴晗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上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遭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5、6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廖沫沙是“三家村”中唯一经历文革幸存下来的。1979年初平反昭雪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大量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1990年12月27日病逝，享年83岁。

“三家村”的成员，都是文人出身，他们的社会理想以及人格精神有着相似之处，这就使得他们组成了“三家村”。他们又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文如其人，从他们的杂文风格就能看出来。邓拓的杂文对时弊洞若观火，而且不畏权势，敢讲真话，体现了作者捍卫真理、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一个鸡蛋的家当》通过古代某“市人”妄图借一只拾到的鸡蛋而孵鸡、买牛、生犊，以一步步实现其发财梦的笑料，绝妙地讽刺了当时“大跃进”运动中“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用空想代替现实”的荒唐。此外，如《“伟大的空话”》、《三种诸葛亮》等文，也都推微知著、笔力劲健，坚持发出不为“左”倾思潮所迷惑的独特声音，给读者很大的思想触动。邓拓的另一类杂文显得视野开阔、气象万千，在向读者传播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同时，更注重陶冶其精神情操，修炼其道德品质。如《生命的三分之一》不啻当代的“劝学篇”，作者由《汉书》上所记载的一则史料谈起，在高度评价了我国古代女工善于通过加夜班而让生命多出三分之一的创举以后，又如数家珍般地列举秦始皇、晋平公、吕思礼等大政治家勤奋刻苦、夜读不懈的事例，启示和勉励人们珍惜光阴，坚持业余学习，让“生命的三分之一”产生最大的效益。吴晗的杂文多着眼于开掘、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美德，以促进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道德建设。《论民族英雄》以朴素通俗的行文方式介绍了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壮志；于谦临危受命、挽救民族的忠勇；戚继光练兵抗敌、保国安民的业绩以及文天祥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骨气；并指出我们应“怀着崇敬的心情，研究、学习他们，把他们作为榜样，批判地继承他们的某些优良品质。”《谈<三字经>》则通过具体数字的列举，表明影响深远广泛的《三字经》是一部“极小型的中国通史”。另外，吴晗还撰写了许多篇关于读书治学、评点历史人物的杂文，史料翔实、阐述严密，文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例证，尤其具有鉴赏的魅力。廖沫沙的杂文每每能灵活自如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常借助于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分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辩证唯物论。如《开卷有益和出井观天》简要回顾欧洲与中国的革命斗争史，并援引一系列例证，说明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只要开卷，就能有益”，而当我们从中学到了全面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以后，就可以“出井观天”，“而不至一辈子坐在井里当虾蟆”。

总之，“三家村”的杂文各领风骚，意象万千，涉笔古今中外，兼及文理各科，穿梭于历史与现实，行走在文化和哲理。或睿智幽默或犀利温润或飘逸洒脱，既物化世俗又意悟超然，蕴含深邃的思想和勇敢的现实批判精神。

《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说到”三家村”，就不能不说《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58年，毛泽东观看来自家乡的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个人物引起他的注意，这就是在《明史》里被讥讽为心理不太正常的海瑞。毛泽东找来《明史》阅读，个性鲜明的海瑞使他兴趣大增，甚至看后还觉得不过瘾，就表示要找历史学家来研究一下海瑞。海瑞是明朝人，研究他就要找明史专家，胡乔木找到吴晗，表达了毛泽东的意思。这样，1959年9月，吴晗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海瑞》一文，号召人们学习“海都堂”敢说真话、直言无忌的精神。

毛泽东这时提出宣传海瑞精神并非偶然。１９５８年党的“左”倾错误，使全国各方面工作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上报喜不报忧。１９５９年初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还提出应该提倡敢讲真话。毛泽东同意这种看法，还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批评。看了《生死牌》以后，他很自然地提出要宣传海瑞精神。

文艺界积极响应毛泽东宣传海瑞精神的讲话，北京京剧团著名演员马连良在１９５９年下半年约请吴晗把海瑞事迹编成一出京戏。吴晗见戏剧界朋友如此热心，又为海瑞精神所鼓舞，立即慨然允诺。可是，从写历史到写历史戏剧，是跨越了两个不同的领域，难度自然很大。《海瑞罢官》剧本于１９６１年１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文艺界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它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创新。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邓拓当时身为北京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以马南邨为笔名陆续发表杂文，后汇为五集出版。正如作者在第一集前的“两点说明”中所讲的：“办此专栏，将努力做到，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在为合集写的“自序”中他又说：“我们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邓拓的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刺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受到读者的喜爱。“文革”之初，林彪、江青等人，出于整垮北京市委，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阴谋，对《燕山夜话》最先举起了屠刀，把《燕山夜话》说成是“反党黑文”，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邓拓因此而含冤自尽，成为“四人帮”1966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倡导创办理论刊物。通知下发后，中央创办了《红旗》杂志，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创办起一批理论刊物。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领导下，也创办了理论刊物《前线》。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并组建了《前线》编辑部。

1961年9月的一天，《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并一起吃饭。就是在这次“约稿餐”，由邓拓提议定下了要三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并且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署名“吴南星”。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坚持了3年。

《“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评”三家村”》（姚文元），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的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三家村”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被打倒。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1979年8月2日，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平反，指出：撤销原中央专案组办公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这三位同志的正式名誉，恢复邓拓、吴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的组织生活。为受迫害致死的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凡“三家村”冤案受到牵连的同志和家属一律平反。

对“三家村”的研究，人们最初是明辨冤屈，主要是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然后开始对“三家村”的三个人个案进行研究，分别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个人经历、学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三家村现象”的研究，把他们三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现象，探讨“三家村”怎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三家村”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作用以及“三家村”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现在看“三家村”这段历史，其中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重视。 “三家村”的悲剧其根本原因在于极“左”路线，没有言论自由，因言获罪，没有法制。说到底，还是反封建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