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柳仙:不为日本人献唱的粤曲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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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远
“铁马纵横凝碧血,弹花飞溅化红云”。这是广东省广播电台20世纪90年代经常播放的一支粤曲抗战名歌——《热血忠魂》中的两句歌词,也是现在许多老年朋友仍然难以忘怀的两句歌词。
为什么数十年前的歌曲仍经常播放?为什么歌迷们如此记忆犹新?这就得从爱国女艺人徐柳仙谈起了。
徐柳仙籍隶广东南海西樵,原名徐振坤,1917年出生于香港。其父徐佐衡出自书香门第,原系南海文士,因屡试科举不第,乃忿而去经商,嗣以经营失败,家境中落。
徐柳仙自幼天资聪颖,3岁时,表姐萧卿随师学唱粤曲《桃花送药》,她在旁听着,表姐还没有学会,她却已能将全曲唱出。歌乐教师温森见她这般慧敏,主动教她《五郎救弟》一曲,两三日后,她又能背唱无误。其父平素与粤剧曲艺人士交游,同人得闻此讯,无不惊为天赋。从此,过耳不忘的粤曲“神童”之名,迅即传播于港岛歌乐界。每至亲友家,必令高歌一曲。
有一次,徐柳仙的母亲带她去香港北角七姊妹游乐场听唱粤曲。恰遇某女艺人失场,一时无人填补。该场负责人得知徐柳仙正在场中,乃临时央求她母亲允许她客串《五郎救弟》一曲。其母应允,当即抱她登台,置坐膝上演唱。她仪态天真,无半点惧色;
歌声圆熟,全合鼓乐节奏,曲音落处,满堂掌声雷动。这是她首次正式独唱演出。港刊对此曾评为“一曲惊四座”。其时她年仅5岁。该场司理见她能博观众欢迎,遂再求徐母应允于次日晚正式列入节目客串。次夕盛况如前。歌罢,该场赠以七尺红绸下系银牌九块的锦旗一面,另以红包封港银20元为“利市”,鸣放鞭炮,用轿车送归。这是1922年的事。
1929年,为了贴补家用,12岁的徐柳仙,正式以“童星”踏足歌坛,先后在香港莲香、高升等茶楼献艺。那时每歌一曲可得港银1.5元的薪金,每晚约唱两间茶楼。不到三个月,各茶楼竞相聘请,每曲酬资增至3.5元。每晚7至11时,可“跑场”唱四至六间茶楼。有时还得前往石塘咀區俱乐部继续演出至凌晨。一个刚刚12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下,靠自己的收入来赡养全家18口人,并以一颗粤曲新星的异彩光耀港、穗歌坛。
1932年,徐柳仙演唱了由著名画家邓芬作曲的《梦觉红楼》,风靡穗、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名声益盛。歌林比亚唱片公司发行此曲唱片之后,各方定购函电纷至沓来,致使濒临倒闭的歌林比亚唱片公司起死回生。此曲原系邓芬亲历情场之作,笔墨高雅文静,乐曲婉恻动人,加之徐柳仙的演唱艺术,使曲中感情得以充分表达,故于盛行歌坛之后,竟能一扫当时流行的滑稽庸俗之音。粤曲歌风,为之转向。
16岁时,徐柳仙灌唱《情泪种情花》《魂断蓝桥》《西厢记》等曲。17岁灌唱《再折长亭柳》《除却巫山不是云》《慧剑断情根》等曲。1937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继绝的关头,她灌唱了《热血忠魂》《血债何时了》等爱国歌曲。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8日即向香港进攻。香港沦陷后不久,徐柳仙夫妇潜往广州,避敌耳目。日军到处索寻徐柳仙踪迹不得,竟将歌林比亚等唱片公司所灌徐柳仙的唱片全部捣毁。后来,日军头目矾谷廉介得知徐柳仙避居广州,遂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前后达十余次,意欲迫令为其御用广播电台演唱,妄图达到笼络人心,瓦解中国人斗志之目的。当此时刻,徐柳仙与丈夫文荣林深明大义,相互勖勉,决心无论受到何种迫害,绝不为日伪电台演唱。
那时,她才24岁。当日本人问她“为何不唱”时,她从容答道:“中国正处国难,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日本军人叫嚣:“岂不怕死?”她笑着说:“中国有四万万同胞,死我一个女人算得什么?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女,还有许许多多听众同胞。”由于她在中外广大听众中享有盛名,日军不便公然加害。后来,日本人又把她叫到特务长官部,用手枪对其进行威胁。由于她坚贞不屈,日本人终不得逞。
这样一来,徐柳仙夫妇深感广州已非安居之地,乃决计奔回文荣林老家湖南攸县。当时粤汉铁路已经中断,如直接由广州北上,易被敌人察觉,于是决定由海路去上海,再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设法越过湘赣或湘鄂间中日对阵空隙返回湖南。不料一到上海,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相遇。文荣林与陈在大革命时即有旧交(当时汪精卫曾兼任第二军党代表),陈遂邀文参加汪伪政权。文荣林严词拒绝。但是,原拟由上海溯江而上回湘的计划,就不得不另作计议了。因为在汪伪特务的监视下,若西去,会被认为投往重庆,中途有遭暗害之虞。于是,夫妇俩佯装意志颓丧,不问政治,终日混迹赌场,赢则随意请人“吃红”,输则不惜一掷万金,以示家资富裕,无心求官,以释日伪疑猜。后又折返广州,改由西江入广西,再出广西辗转逃到韶关乘车回湘。
1942年秋,徐柳仙夫妇携子女终于回到攸县。当时攸县还是抗战后方,抗敌后援气氛较浓。徐柳仙回湘不久,就积极参与各种慰劳、募捐义演等抗敌和救灾活动。那时攸县湘东戏院的舞台设备简陋,甚至只能在煤汽灯下演唱,她毫不计较;
没有乐队和琴师伴奏,她就拿出随身带回的唯一乐器——扬琴,自弹自唱。1944年6月,攸县也被日军攻陷。徐柳仙夫妇携幼龄子女,颠沛流离,过起了他们一生中从未尝过的、有时甚至是全靠借贷维持山区农村的艰苦生活,然而徐柳仙夫妇毫无怨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柳仙只身返港做短时逗留后仍折回攸县,在攸县住了两年。1947年徐柳仙夫妇一同去了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下来,彼时,她仍由港穗歌坛争相约聘,还曾参加几部影片的拍摄。50年代,她以文武小生誉满粤剧舞台,先后在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澳门等地演出,演出盛况不衰当年。
60年代初,徐柳仙又重返歌坛。1974年文荣林在港病故。翌年,她在一次车祸中,折断了左手左脚。伤愈之后,她即与一些粤曲爱好者组织了“一庐曲艺研唱苑”,每周研讨粤曲艺术。在每年一次的演唱会上,她拄着手杖,迈步舞台,以嘹亮优美的“柳仙腔”,把人们带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意境中去,她始终把粤曲当成是终生不渝的事业。
1983年12月,徐柳仙应广东省和广州市文化部门与粤剧曲艺界的邀请,率香港曲艺演出团回广州进行艺术交流。演出前,广州友谊剧院的3天座票,竟在40分钟内被抢购一空。她在给观众的信中,曾一再表示,当从振兴祖国传统文化为念。
1985年,徐柳仙在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