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研究

摘要：

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出版物的繁复性和受众的普及性，为抗战歌谣的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抗战歌谣成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抗战救国”舆论的宣传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战歌谣;出版物;媒介场域

中图分类号：G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3013305

一、引言

场域，是人类行为模式的一种描述概念，是社会学家用于研究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关系范式。法国最富盛名的人类学界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 [1]。出版媒介场域则是以图书、期刊、报纸等各类出版传播媒介为主体，由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各个方面，如出版物、创作者、阅读者等共同构成的一个逻辑及运行规律的客观关系网络。抗战时期，出版媒介场域作为一种文献载体，承载了抗战歌谣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是记载抗战歌谣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抗战歌谣及抗战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媒介场域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演绎了抗战歌谣创作传播的历史状况，成为抗战歌谣作为文艺武器产出的输出渠道。出版媒介场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反映了抗战歌谣创作者、出版者、阅读者、传唱者等社会各个群体，以及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经济状况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场景。

二、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

在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出版物、创作者、阅读者等几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他们之间的运作形成了出版媒介场域的各个传播链条，以一种双向循环传播的方式，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抗战时期，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形成，为抗战歌谣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

与一般性的文艺创作相比，歌谣的创作相对简单。传统意义上的歌谣多是口头创作，而后集体流传。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中，歌谣创作不但有民间民众的创作者，更有大量的音乐家、诗人、作家等各类文艺工作者深入其中，还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各种军政教人员也都参与了创作。可以说，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全面、广泛。

在文艺工作者方面：其一，音乐家创作的抗战歌谣占有主要地位。重庆图书馆馆藏的冼星海关于抗战歌谣的专著就有《星海歌曲集》（桂林，新光书店，出版时间不详）、《抗战歌曲集》（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黄河》、《保卫祖国》、《反攻》（重庆，读者生活出版社，1941年）等。再如劫夫等著的《战地歌声》（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张定和等著的《抗战歌曲新集》（重庆，教育部第二社会教育工作团，1942年），陈原、余荻编著的《新歌三集》（曲江，图腾出版社，1942年）;贺绿汀作曲的《中华儿女》《募寒衣》《出征》《保家乡》《炮兵歌》《凯旋》等。其他诸如塞克、吕骥、光未然、刘雪盦、麦新、孟波、张曙、孙慎、聂耳等音乐家都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谣，散见于各种图书、报纸与杂志上。其二，作家及各类文艺家创作的抗战歌谣也占有一席之地。如萧而化、丰子恺编著的《抗战歌选》（汉口，大路书局，1938年），冰心撰写的《出征抗日歌》，欧阳予倩的《全民抗战山歌》，王统照的《上海战歌》，老舍的《王小赶驴》《大家忙歌》《出钱出力歌》，臧克家的《好男儿》，赵树理的《呸呸呸汪精卫》，赵景深的《三勇士》，易君左的《芦沟桥血战歌》，周令钊的《当兵打日本》等。其三，也有一些抗战歌谣由各类文艺家共同创作完成。如塞克、冼星海共同创作的《保卫芦沟桥》，陶行知、贺绿汀的《站起来，中国的小孩！》，郭沫若、贺绿汀的《出钱劳军歌》，郭沫若、麦新的《中国妇女抗敌歌》，田汉、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唐纳、聂耳的《自卫歌》等。这些文艺工作者通过自身的专业文化素养，借助于音乐的、文学的、艺术的专业技艺，提升了抗战歌谣的艺术境界，丰富了抗战歌谣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2]，也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歌谣的创作与传播。

在军政教人员方面：其一，在国统区的军政要员、行政官员、社会活动家等纷纷加入到抗战歌谣的创作之中。如陈果夫编著的《鹤林歌集》（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陈果夫作歌、唐学咏制谱的《合作歌》，陈果夫词、马丝白曲的《合作进行曲》，陈立夫、卢冀野的《抗战建国歌》等;再如冯玉祥创作的《抗日歌》《临沂大胜》《劝君节约建国》《快服兵役歌》《胜利劳军歌》《春礼劳军歌》《献金歌》等;于右任的《慰劳歌》《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歌》等;罗家伦的《抗战歌》《淞沪战歌》《空军东征日本凯歌》《远征军歌》《青年从军歌》等;潘公展的《总动员歌》，杨公达的《筹债歌》等。其二，在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群体中还涌现出一批中共高级将领的作品。如陈毅的《新四军军歌》《保卫郭村》《黄桥的新生》，杨靖宇的《四季游击歌》《中韩民族联合抗日歌》《东北抗日联合军歌》，李兆麟的《长白山歌》《高筑凯旋门》《露营之歌》，周保中的《红旗歌》《击溃侵略者》《说唱“九一八”》，赵尚志的《战斗歌》等。这些党政军教高层加入到抗战歌谣的创作队伍中，直接促进了抗战歌谣的宣传推广，使抗战歌谣得以迅速传播，从而带动了广大民众歌咏活动的深入开展。

此外，还有社会机构、工农兵群众等也都参与到抗战歌谣的绪著中。重庆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数据库中就保存有成都市民教馆编印的《抗战漫画歌谣集》（成都，1940年）、歌曲研究社编印的《大众歌曲选》（桂林，1943年）、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著的《秧歌曲选》（出版地不详，新华书店，1944年）、重庆青年夏令营编印的《青年歌曲集》（重庆，1944年）等数十种专著。再如解放区农民汪庭有创作的《绣金匾》，孙万福的《边区人民要一心》等。可以说，抗战歌谣创作群体的广泛性为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提供了原动力，为抗战歌谣出版物的繁复性创造了前提条件，继而推动了抗战歌谣受众面的扩大。

（二）抗战歌谣出版物的繁复性

出版物是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文本载体。只有借助于出版物，抗战歌谣的创作才能得以持续传播，出版媒介场域的网络关系才能得以构建。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形成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出版物繁复性特征，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抗战歌谣的广泛传播。

其一，抗战歌谣刊载的各类出版物不胜枚举。据重庆图书馆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专题文献调查研究，抗战歌谣在图书、报纸、期刊等各类出版物上均有大量刊载。通过对重庆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统计，在图书方面，至少有《救亡歌曲集》（许可经作曲，出版者不详，1938年）、《抗战虎啸歌曲》（韩一青编，西安，复兴出版社，1939年）、《抗战小曲》（羊驹编，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抗战歌谣》（王继章编著，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5年）等44种49册抗战歌谣专著。期刊方面有《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抗战艺术》《抗建》《战歌》《抗敌导报》《文艺阵地》《民族诗坛》《战时民众》《士兵周报》《文化动员》《川中学生》《战时中学生》《儿童月刊》《隆昌县总动员宣传周特刊》等70种71份刊载有抗战歌谣。报纸方面则至少有《大公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蜀报》《商务日报》《西北文化报》《甘肃民国日报》《华北新闻》《广西日报》《保山日报》《达县日报》《云阳公报》等46种56份大中小型的报纸刊载了抗战歌谣[3]。在出版媒介场域中，各类出版物为抗战歌谣开辟了较多的传播版面，为创作者和受众构建了一个共同的传播空间，从而有利于形成抗战歌谣广泛传播的文化氛围。

其二，抗战歌谣出版的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抗战歌谣的出版物既有抗战军歌的著述，如中央训练团编印的《复兴军歌集》（出版时间不详）、徐昭裕的《如何创作军歌》（《歌曲创作月刊》，1941年第4期），也有抗战童谣儿歌的著述，如华莺、章淑编著的《儿童歌曲》（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秦光银撰写的《抗战儿歌》（《宇宙风》，1940年第102期）;既有抗战民俗唱词的著述，如穆木天著的《抗战大鼓词》（汉口，新知书店，1938年）、舒真的《汉奸报》（《全民抗战》，1939年第11期），也有抗战合唱曲目的著述，如林路主编的《抗战二部合唱歌曲集》（桂林，抗战歌曲刊社，1943年）等。此外，还有抗战歌谣与研究的专著，如周钢鸣著的《战时后方歌咏》（汉口，黎明书局，1937年），前半部分收《歌咏运动的重要性》《怎样扩大救亡歌咏组织》《战时的歌咏工作》《怎样唱，怎样教，怎样用材料》等文章;后半部分收《义勇军进行曲》《新女性》《大刀进行曲歌》《锄头歌》等歌曲;还附有《怎样唱怎样教》《发声法》等文章。这些关于抗战歌谣的各种著述，既体现了抗战歌谣创作与研究的繁荣，也有利于促进社会民众对抗战歌谣的深入理解。

其三，涌现出一批抗战歌谣出版的系列丛书。据重庆图书馆馆藏文献，陈原、余荻先后编著了《二期抗战新歌·初集》《二期抗战新歌·二集》《二期抗战新歌·续集》《新歌三集》;萧而化、丰子恺编著了《抗战歌选》第1～2集;马祖武、张定和等主编了《抗战歌曲新集》第1～3辑，伊兰编了《战时歌曲：大家唱》二集，劫夫等著的《战地歌声》第1～2集，郑一编选了《抗战歌声》第1～2集，马丝白辑选了《战歌》第一集等。同时，也有一些抗战民俗唱词的系列丛书。如国民图书出版社刊印的“国民常识通俗小丛书”收录了一大批抗战传统唱词，包括老向编著的《募寒衣》、杨昌溪编著的《王铭章血战滕县城》、师辛编著《袁专员守土抗战》等十几种。这些抗战歌谣的系列丛书，也不乏再版者。系列丛书的涌现，表明了抗战歌谣创作的繁荣与出版物的多样化，也说明了抗战歌谣的传播已初具规模。

其四，抗战歌谣出版再版的程度化水平较高。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战歌谣创作出版就已蔚然成风。其时，刘良模编辑的抗日救亡歌曲《青年歌集》，在1935至1936年再版多达七次，销售两万多册[4]，影响流传甚广。再如重庆图书馆馆藏的冼星海的歌谣创作专著《保卫祖国》，就有重庆艺文研究会1938年版、重庆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等;《黄河》也有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版、广西生活书店1940年版、广西生活书店1941年版等多个版本。而陈原、余荻编著的《二期抗战新歌·初集》在桂林由新知书店1941年即开印到至少8个版次;其《新歌三集》1942年在广东曲江的图腾出版社也有再版。萧而化、丰子恺编著的《抗战歌选》1～2集，除汉口大路书店1938年版外，第1集在成都有越新书局1942年版，第2集更有大路书店的再版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再版的抗战歌谣说明了社会需求十分强烈，反映出抗战歌谣的流传范围之广与普及程度之高。

（三）抗战歌谣受众的普及性

受众是指抗战歌谣出版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反馈者与传播者，主要包括刊载抗战歌谣的图书、报纸与期刊等出版物的读者群。他们是抗战歌谣出版传播的起始目标和最终归宿。在抗战歌谣传播过程中，抗战歌谣承载着代表民族精神的公众意识，抗战歌谣的原文创作者和编辑出版的生产者构建了信息传播空间，而这都依赖于受众的阅读和传播。只有得到受众的认可，才能形成完整的传播系统，整个出版媒介场域的构建也才能最终实现。

一方面，针对工人、农民、士兵、市民、学生等社会各个阶层，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社会各类群体，都有符合各自特点的抗战歌谣媒介物出版。从歌谣内容上看，既有嘹亮军歌，如王季思的《抗战军歌》、黎锦熙的《铁军抗战歌》、桂矢甲曲的《步兵歌》，也有工农歌曲，如乡坝老的《劝买救国公债通俗歌》、梁木的《农人进行曲》;既有妇女歌谣，如光未然词、夏之秋曲的《女青年战歌》，忍冬的《妇女大众战歌》，王云階、刘雪厂的《好女儿歌》，也有战时儿歌，如老舍的《小刀儿》《拉大锯》，老向的《抗敌童谣》等。从歌谣出版物上说，既有女性读物，如《战时妇女》《妇女生活》，又有教育读物，如《江西地方教育》《社会教育辅导》;既有艺术读物，如《战时后方画刊》《抗战艺术》《抗建通俗画刊》，又有文化刊物，如《战时文化》《中苏文化》;既有军事刊物，如《四川兵役》《士兵月刊》，又有政经杂志，如《内政研究月报》《西北工合通讯》等。这些抗战歌谣的创作与出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也开阔了受众的视野，使受众从多方面了解和理解抗战歌谣。由此，一个以抗战歌谣为文艺形式，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题，以各类出版物为载体，面向全社会各个阶层受众的出版媒介场域逐渐形成。

另一方面，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推动了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在抗战大后方广泛深入的开展。其一，各种出版媒介刊载了数以千计的抗战歌谣，并在广大受众的阅读与传递过程中，使抗日救亡的歌声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地传播开来。譬如《中华》杂志上曾刊登一则抗战歌声专题图文：每一个护士都学会了抗战之歌，去转教受伤的士兵。其二，各种出版媒介催生了抗战歌咏会的发展壮大，其中不少著述是围绕如何创作抗战歌谣、怎样传授抗战歌谣、抗战歌谣的歌唱技巧，或是更好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而创作出版的。如赵清阁的《制作军歌之我见》、乔迁的《如何创作军歌及指挥歌唱》、刘良模的《怎样指导大众唱歌》、吴世璟的《怎样教士兵唱歌》、施兆启的《怎样教农民唱歌》、林石的《怎样教大众产生自己的歌曲》、张曙的《唱歌的声音与感情》等。再如刘良模编写的《民众歌咏ABC》则是专为歌咏运动骨干所写的工作手册，教授人们如何组织开展抗战歌唱与歌咏活动。正是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产生过程中，教师歌咏队、青年歌咏会、职业互助歌咏队各类歌咏组织团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随着抗战歌谣活动的广泛开展，让广大受众切身体会到抗战歌谣的信息资源，切实参与到了抗战歌谣的传播实践中去。

总之，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与创作者的辛勤创作分不开，正是源自创作者的作品，出版物才有抗战歌谣的信息来源。而由于出版物的刊载发表，又激发着创作者的创作欲望。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抗战歌谣在出版物上的刊载，传递给受众，再反馈给创作者与出版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过程。而在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抗战歌谣的信息传递也在不断地转化为抗日救亡的精神力量。对于抗战歌谣的传播情形，丰子恺曾谈道：“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5]可以说，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不仅传播了抗战救亡歌声，播洒了抗战音乐火种，更用战歌的嘹亮乐章唤起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日激情，点燃了各地的抗战音乐烈火，使抗战救亡歌声遍布全国，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民族解放战争[6]。

三、结语

抗战歌谣是抗战时期历史文化中颇具生命活力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很多经典的抗战歌谣依然传唱不息。诸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等，百以千计的抗战歌谣被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经典之作。这些抗战歌谣的深入人心，离不开出版媒介的广泛传播。抗战时期，在“文艺下乡”、“文艺入伍”、“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旗帜下，各种图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歌谣，从而催生了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并使抗战歌谣成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出版媒介场域是抗战歌谣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存在载体，是抗战歌谣创作者与阅读者、传递者共同构建的文化平台，也是抗战歌谣转化为工具武器的主要场所。

同时，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在抗战时期起到了“抗战救国”舆论宣传推广的重要作用。以图书、期刊、报纸为主体的出版媒介场域所发挥的场效应，为歌谣宣传抗战精神、民族精神及抗战文化，激励广大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持久抗战提供了有力保证，继而为全国人民各个阶层建立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心理防线。总而言之，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完整展现了抗战歌谣的历史发展全貌，开创出中国革命群众文艺形态的崭新格局;形象表现了抗战大后方全体军民喋血奋斗的光辉历程，增强了民众抗战的信心和决心;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文化内涵，演绎出了优秀的抗战精神文化，并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7]。

参考文献：

[1]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9.

[2]王兆辉，张冰梅，魏兵.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与流传的特征[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891.

[3]王兆辉，王祝康，张冰梅.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文献调研情况概述[J].抗战文化研究，2013（7）：251261.

[4]章华明，陈刚.刘良模与《义勇军进行曲》[J].天风，2010（8）：5253.

[5]丰子恺.谈抗战音乐[J].战地，1938（4）：35.

[6]王兆辉，魏兵，任竞.追寻聆听：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抗战歌曲专题文献研究[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9496.

[7]王兆辉，魏兵.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历史意义[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6769.

Discussion of Communication Publishing Media

Field on AntiJapanese War Ballad

WANG Zhaohui1， XIAO Jun2， YAN Feng3

（1.Chongqing library， Chongqing 400037， China;2.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6， China;

3.Chongqing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In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AntiJapanese War Ballad publishing media field， the creator of the widely popular songs， antiJapanese song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ublications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audience， provide a broad spac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song creation， which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spreading of balla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song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nti Japanese national liberation.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ballad; publications; media field

（编辑：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