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若干问题考释

1927年7月下旬，为了领导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前敌委员会，全面负责起义的筹备、组织、发动以及起义后部队的南下等各项工作。本文试对前敌委员会何时决定成立、何时何地正式成立、前委成员、前委主要的工作、前委结束的时间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尽量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关键词]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前委成员；南方局

[中图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20－05

刘乐燕(1978－)，女，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昌起义及相关党史；

陈洪模(1951－)，男，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昌起义及相关党史。(江西南昌　330009)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由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体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为起义而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近二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开放，许多文献的公开出版，人们对于前敌委员会的了解已经比改革开放前更加详细、准确。但是，关于前敌委员会的某些具体细节仍有进一步弄清真相的必要。本文试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尽量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并希望求得党史界同仁的指正。

一、决定和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的时间

南昌起义发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七一五”汪精卫右派集团宣布“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不得不退出国民政府。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分共”的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集中所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发动武装起义。当时曾一度希望争取张发奎，为此，中共中央于7月19日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实地考察形势。李立三、邓中夏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交流情况后得出结论：“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李立三等随即将这项意见上报中央。

“对九江谈话会提出的这些意见，中共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刻表示同意。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罗米那兹、加仑、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给予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仑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

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权威性著作《周恩来传》，上面的引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决定南昌起义过程中的作用。其实这里还有一件重要的史实：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决定委派周恩来为具体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并要求他立即赶赴九江、南昌，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不过书中的叙述对于这次重要会议召开的时间，提出了24日、25日两种可能性，我们不妨探讨一下这次会议究竟在哪天召开。

张国焘在起义后不久为自己辩护的信中，谈到了这次会议上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情况：“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在浔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为什么要暴动，当时虽没有详细讨论，可是已具体准备一切暴动的需要。……后来决定派恩来同志去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工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农民结合。”这里讲到的“后来”，应当就是指20至25日之间的“后来”，即25日。而这便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的时间。

关于25日是成立前敌委员会并派周恩来任书记的时间，还可以从《周恩来传》中找到旁证。书中介绍周恩来离开武汉情况时，引用了邓颖超的话：“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正因为周恩来在25日晚上匆匆离开武汉，这样才能够于26日在九江参加第三次九江会议，向在九江的李立三、聂荣臻等同志传达“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随即在九江的同志按照李立三所讲“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

关于在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的情况，也有资料可供参考。1957年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曾经为《解放军报》写过一篇说明稿，其中讲到：“起义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起义的总指挥部成立了在这个会上决定七月三十日晚上起义。”这篇稿件后来经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周恩来修改时对这一段增加了几个标点符号，并在前敌委员会之前加上了“党的”两个字，成为：“起义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在起义的总指挥部成立了。在这个会上决定七月三十日晚上起义。”由此可见，周恩来确认了前敌委员会是在总指挥部(即当时的江西大旅社，今天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内)成立的。

这里需要对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略微花点笔墨来讨论。聂荣臻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笔者认为，聂荣臻的这段回忆有的说法是正确的，如关于决定成立前敌军委及其成员的指定等叙述；有的却值得商榷，如他回忆决定南昌起义和前委成立的时间。

他回忆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决定，要在南昌起义，并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多年以后的回忆出现失误。因为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虽然有发动武装起义的设想，但此时尚未形成具体计划，更没有决定究竟是哪些部队参加起义，期间甚至还一度想争取张发奎一起回广东起义。如前所述，李立三、邓中夏等高级干部在7月20日召集第一次九江谈话会(聂荣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李立三根据大家的意见向中央报告，说明张发奎已经不可靠，共产党必须独立领导起义，并建议在南昌暴动。中央只是在接到李立三等人的报告后，才正式开会决定批准起义，同意把起义的地点放在南昌，并派出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这些过程从一些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在起义后不久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都可以清楚看到。回忆录对前敌委员会成立的描述同事件发生后不久留下的历史文献相比，两者之间出现一些不同的记载不足为奇。只要经过仔细考证，广泛参考其他各种记载，再加以分析，应当不难找到更符合历史真实的答案。笔者推测，聂荣臻极有可能是把周恩来接受中央任命后赶到九江同他的部分谈话与七八天前在汉口和他的谈话搞混了。毕竟，相隔数十年之后在回忆中出现这种情况也情有可原。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7月25日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并派周恩来为书记。27日大家赶到南昌后，在起义的总指挥部内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

二、前敌委员会的成员

前敌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机构，按照程序和组织原则来讲，显然只有中共中央才能决定它的成员。有的同志对此似乎不大了解，竟然提出7月19日在庐山仙岩旅馆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的同志推举李立三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这种说法不仅违反了党内基本的组织原则，而且把前敌委员会成立的时间也提前到中央尚未决定起义、更未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的7月19日。实际上，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刚刚从武汉赶到九江，根本不可能在庐山召集会议，更不可能在会上推举某人为前敌委员会的成员。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介绍他和周恩来筹划起义的准备时提到过前委的成立及其成员：“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赴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笔者按：指发动南昌起义后把军队带至广东潮汕地区建立根据地)，相机处理一切。”张国焘的回忆写于多年之后，撰写时手头也缺乏参考资料，因此对前敌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和成员的论述与实际情形有所不符，只能作为参考。比如，他在这里错把谭平山等列为前委成员，所以不能把他的回忆作为信史，完全照搬。

中共中央在7月25日的会议上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同时，有可能也指定了其成员，可惜我们暂时还未看到相关文献，不好妄下结论。不过在8月4日的一份中央给广东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已经对哪些人是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天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这份历史档案的公开解决了人们此前在此问题上所有的疑问，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成为无可争辩的定论。

不过，曾经一度有网络资料在介绍南昌起义的时候也把谭平山列为前敌委员会的成员。要说起来，产生这种错误也是有原因的。李立三在起义后不久的报告中便对此做过解释：“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尽管谭平山不是中央指定的前委成员，但由于他一直参加前委的会议，而且在有的会议上还很活跃，以至于李立三后来在记忆中也把谭平山当做了前委成员。他在1930年作党史报告时谈到南昌起义期间的争论：“第三个争论是土地问题。在九江时已有这个争论。……‘八一’以后，再讨论此问题——此时已组织前敌委员会——前委是国焘、恩来、平山、代英与我五人。”一些媒体可能据此以及张国焘的回忆，误把谭平山列为前委成员。

三、前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后，立即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赶赴九江，旋即与其他同志齐赴南昌，正式成立前委。前敌委员会成立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仅择主要几项简单介绍。

第一，确定起义的政治纲领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第二次九江会议上，李立三等就“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党权、政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这次会议对于没收大地主土地还有争论，“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以后在南下途中，前敌委员会还多次开会研究、制订和修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为探索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做了开拓性的尝试。

第二，抵制了张国焘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名义取消起义的企图。7月26日，武汉的中共中央收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最新的电报。这份电报对起义作了新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这份电报对举行起义的计划作了模棱两可的回复，从不容许俄国军事人员参加起义的话语来看，联共(布)对起义能否取得胜利还是颇为担心的，可是电报也指出如有胜利把握，可以依照计划武装起义。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对这个电报进行讨论后，决定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赶到南昌，传达国际的最新精神。张国焘在九江便连发两封电报，要前委等他到后再决定。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后，前委立刻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他的传达。张国焘在前委扩大会上借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的机会企图阻扰甚至取消起义，他的做法受到与会同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会议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终张国焘被迫同意前委同志的意见。起义照原定计划举行。

第三，筹划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1927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急迫和最关键工作就是领导武装起义。前委成立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27日前委成立的当天，便决定30日起义，因时间过于匆忙，30日起义实在来不及，后来根据情况变化几次改变起义时间。为了加强军事上的领导，周恩来不仅指派刘伯承担任参谋团的参谋长，自己也在参谋团担任职务。为了表达共产党对贺龙的真诚信任，周恩来在28日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亲自来到尚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驻地，向他传达前委关于起义的计划以及委任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决定，得到了贺龙对起义的全力支持。按计划，贺龙的部队在起义中担任攻打敌总指挥部等几处地点的作战任务，这些部队和参加起义的叶挺部队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向敌人发起攻击，圆满地完成了下达的任务，夺取了起义的胜利。

第四，落实中共中央起义前制定的战略计划，率领起义军南下广东。早在7月中旬，“我们的党曾经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以广东(一)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二)工农运动之核心，(三)财政之丰裕，(四)交通之灵便等等，因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就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在军中指导一切”。前敌委员会在指挥部队肃清了南昌的敌人后，将参加起义的所有部队改编，然后依照中共中央原定的计划，率领这支队伍南下广东，准备在广东潮汕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主力部队后来在广东潮汕地区受挫，致使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前敌委员会坚决执行中央指令的行动却是不应否定的。

前敌委员会成立后，还做了大量其他的工作，如领导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编军队，筹集资金，领导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击败前来围攻的敌军，帮助赣南一些县区建立党组织，在汕头建立革命政权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四、前敌委员会结束的时间

10月3日，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在广东普宁的流沙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有资料说，这天上午“起义主力部队陆续到达流沙，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决定起义部队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由海口分赴香港或上海”。其实这次会议除了布置撤退事宜之外，周恩来还在会上向全体同志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张国焘认为这是周恩来“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在许多同志看来，这次会议之后，前敌委员会才正式解散。笔者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还在(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设南方局的问题，并决定“可以前敌为南方政治分局”。8月10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6人组成南方局。8月11日，前敌委员会正在率领起义军南下的时候，《中共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中说：“临时政治局请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萍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之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由此可见，中央此时就已经做出决定，待前委与南方局相遇后前委立即取消，大部分人员加入南方局。至于前敌委员取消的具体时间，应当就是前委的同志遇到张太雷的时候。那么，前委是什么时间遇到张太雷的呢?

南昌起义军9月24日进驻汕头，张太雷得到此消息后再从香港乘船赶赴汕头。由此推算，他到达汕头应当是25日。张太雷自己在9月27日写给中央的紧急信中讲到：“昨日南方局会议，决议如下：国民政府名单暂不发表……南方(局)书记大家要推我×××因特立有问题，同志对他摇动不满意，但我又必须回港省。他们坚决留我……”这封信中清楚说出“昨日南方局开会”，即26日召开了南方局会议。张太雷25日赶到汕头，找到领导机关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然后召集大家于次日(26日)开会。从时间上来说，正好吻合。张太雷此信中的叙述也恰恰说明，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前敌委员会与他相遇后便取消了。26日的会议应当就是南方局正式成立的会议，而且与会同志对中央原来文件所定的由张国焘任南方局书记表示不满意。两天后，张太雷给中央的信中又讲到：“我原来是决定到汕后一二日即返港，但因此间同志硬留，南方局决定我担任书记，昨日小洋人亦主张我暂留。他们要我留的理由是因为此间党已失重心，各干各的。平(山)、国(焘)二同志均为同志所不满，恩来忙××××难顾及党的工作。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立三及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这封信中讲到四位前委成员中的三位，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都加入了南方局，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可见前委此时取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南方局成立距起义军主力失利时间相隔很短，只有短短几天，许多人还没有得到关于南方局成立的通知，于是大家以为还是前委在主持工作。由此来看，张国焘在他多年后的回忆中说，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还是以前委书记身份宣布撤退等事宜，也不奇怪。但那只是他个人的记忆，一家之言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是在192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的，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并要求他立即赶赴九江、南昌去领导起义。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赶到南昌，在起义的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内开会，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开始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前敌委员会的成员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前敌委员会结束的时间是9月26日。前敌委员会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坚定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领导和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建立人民军队、开创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前委成员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责任编辑：王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