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好“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时间：2020-11-22 07:51: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这两次重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不同，但要解决的问题是共通的，那就是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应该而且必须积极发挥引领社会风尚、陶冶人民情操、提升全民素质的作用。因此，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准时代脉搏，讲好时代故事，传播好时代声音；弘扬中国精神、尊重民族审美习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5）02-0032-03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T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这两次重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不同，但要解决的问题是共通的，那就是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一样，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一著名论断，从而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并由此出发，多角度、多层次阐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性和实现路径。
一、重提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背景分析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服务对象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都有过精辟的论述。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曾明确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T具，而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的这一思想，经五四运动的传播，已经为中国大多数进步作家所接受并付诸文艺创作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延安时期，随着大批作家到达延安，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流行，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为此，党中央于1942年4月27日发出邀请，决定于5月2日召开文艺座谈会，对延安当时的文艺现状与党发展文艺的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以达到端正思想认识、统一思想意志、沿着健康道路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目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重点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今天，习近平同志重提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其背景与延安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面临的形势较延安时期更为严峻。一是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一些作家迷失了创作方向，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这一追求目标的变化，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求数量而不求质量、求低俗而不求通俗、求高产而不求精品、求欲望而不求希望。二是受名利思想的影响，一些作家甘当市场的奴隶，缺乏基本的道德追求和艺术修养，从而导致其作品缺乏深度、高度和温度。三是受错误理论的引导，一些作家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从而导致其创作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脱离国情，成为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四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评论家生搬硬套西方的当代文艺理论，并以此评价中国作家的作品，脱离了中国实际、脱离了艺术的民族性，从而导致了以西方的审美为审美、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的现象。
針对上述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是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的。所谓文艺的社会效益，是指文艺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正面的、积极的效益，其传递的是正能量。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文艺作品更应该注重社会效益，这是由文艺作品的属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文艺区别于其他商品的最主要之处，就在于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甚至其意识形态属性要远远超过其商品属性。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就是这个道理。文艺从根本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其基本作用就是“文以化人”，但这种“化人”，并不是一般的说教，而是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家要关注当代现实，把理性的思考付诸笔端，用生动的形象打动读者，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争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纵观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史，凡是那些有成就的、为后人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作家艺术家无不如此。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汉魏风骨、盛唐气象，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批判现实主义，都是当时社会发展主流的真实反映。在中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一些文化先行者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白话文，开辟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新纪元。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强调文艺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功能。改革开放之后，大批作家、艺术家自觉投入到对“文革”的反思之中，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的文艺作品虽然还稍显稚嫩和肤浅，但它毕竟已经开始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等角度进行反思，这种精神仍然是今天所需要的。尽管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30年前大不相同，但这种真诚的态度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仍是我们应该继承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同时，更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种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和矛盾。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站在“思想者”和“灵魂工程师”的高度，认清白身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把准时代脉搏，高扬主旋律，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时代故事，传播好时代声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三、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尊重民族审美习惯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强调文艺创作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要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五十年代，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则从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指出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是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由此看来，文艺的民族特色问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决定着文艺能否存在和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虽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真善美的理解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而迥然相异，但其基本精神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文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虽然可以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艺术手段、表达方式、书写内容上可以有新的尝试，但首先要考虑民族审美习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艺术不同于科学。科学是没有民族形式的，但艺术不仅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形式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传统和民族审美需要、审美经验、审美理想的具体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就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使全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逐渐趋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骨，培养了坚韧的民族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生活习俗、伦理道德、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们反映了中国式的智慧，倾诉了中国人的情感，讲述了中国人的故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只有明确了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才能更加准确地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并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中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才能更加明确当代文化的前進方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和整合其他各种文化，抵制和消除落后腐朽文化的影响。
总之，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中央历届领导人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所担负的历史责任，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