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论析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0-0005-03

共产党员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撰写过很多著作论述过这个问题，其中毛泽东的著作《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为人民服务》等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一、1939年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

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命题是在1939年。这一年的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当谈到儒家旧道德之勇时，他指出那种“勇”只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1]。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命题是具有深刻历史背景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端正了自己的政治路线，结束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倡导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现实革命斗争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1936年12月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做好了准备。当全面抗战开始后，党又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开辟和领导了敌后战场的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要力量。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其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当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汪精卫亲日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很大动摇性。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

为了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挑衅，除了给予必要的军事打击外，从历史唯物论出发批判国民党的道德观，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道德观也是非常重要的斗争手段。

二、毛泽东通过《纪念白求恩》对为人民服务思想

在理论上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表达

1939年2月20日夜，毛泽东读完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给张闻天写信表明自己对该文的几点看法，批判了“三达德”的糊涂观念。毛泽东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基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2]毛泽东指出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的错误实质和后人的胡乱解释，仅仅完成了对剥削阶级道德观的支离破碎的为其所用的拆析，这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他对这三个概念重新定义，进行新的唯物论的改造，创立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于是，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又加上做事“忠实”等，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提出仁于人民大众和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新道德观，第一次在道德观念层面使用“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第一次从道德观念上显示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1939年12月12日白求恩大夫由于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在河北唐县逝世。毛泽东得知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后，极为悲痛。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共产主义的精神”。此文也是“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在理论上较为明确的表达。毛泽东在文中深刻地指出：“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3]这种精神，对于整个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极为需要的。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发出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的号召。毛泽东认为，做到这一点，一切工作以这种精神为出发点，那么我们最后“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这里由倡导“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进而阐发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含意是：共产党人如果有这种精神，并在实践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从这种精神出发，无论他的能力大或小，都可以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同时有益于人民也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人言行正确与否的尺子，是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另外，还告诉人们白求恩这种为中国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举动中体现出的高尚精神，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精神动力。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

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42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文艺界思想认识分歧较大。中央召开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毛泽东到会讲话，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4]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要解决的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问题。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5]毛泽东认为，对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们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潮流中，我们的文艺不可能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为工人、农民、士兵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上。也就是说，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的文艺必须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而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即为政党的党性。刘少奇也曾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6]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将其立足点转向人民呢？只有在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7]

其次，《讲话》阐述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文艺应该如何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先要正确认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所谓的普及与提高，都必须是基于工农兵基础上的普及与提高。概而言之，文艺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8]在毛泽东的表述中，再一次强调了文艺的价值指向——为工农兵而作，为工农兵所用。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

四、毛泽东通过《为人民服务》对为人民服务宗旨

全面、系统、深入地作了阐发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作了重要讲话。通过这次演讲，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教导我们：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要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第一，必须正确对待生死问题，“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0]。第二，必须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第三，必须正确对待困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1]第四，必须正确对待团结友爱。“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12]所有这些，不仅仅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格。毛泽东在演讲中还强调凡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人，不论职务高低，在其身后都要形成追悼、纪念的制度。从宗旨到制度，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进行深入阐释，这标志着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正式形成。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致的开幕词中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3]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4]

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提到“宗旨”的高度。在论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时他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5]这个要求虽说是针对人民军队说的，实际上是对全党的普遍性要求。因此，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党的唯一宗旨写入党的章程，是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党的七大以来，在党章规定中，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坚持的惟一宗旨。

继毛泽东之后，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来反复强调。在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领导人的宣传倡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共同认识并身体力行，形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社会风尚。时至今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针。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3.162-16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9.

[4][5][7][8][9][10][11][12][13][14][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57.857.863.1004.1004.1005.1004.1027.1094-1095.1039.

[6]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35.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研究”（批准号13ADJ002）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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