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需要九种解脱
时间：2021-09-27 14:28: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开宗明义地提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
据统计：1979—1984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提高15.19％，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从1985年到1988年，农民年收入增长率由15.19％下降到5.3％。1989－1991年，农民收入处于低谷时期，年均增长0.7％。1992－1996年，这五年是农民收入恢复性增长时期，年均增长5.3％。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难道说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吗？费税改革、机构改革、粮食改革、户籍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化、城市化、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的制定实施不可谓力度不大，措施不得力，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仔细观察一下当今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些政策措施还没有最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没有使广大农民朋友真正的富起来，如今很有一些地方农村的情况基本还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贫苦。这些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直至促成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的下发。相隔十五年的这一个“一号文件”力度前所未有，含金量十足，他的出台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春天。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不可治百病，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富起来更是如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致富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农民还需要九种解脱，有些问题还很值得注意，并且要在实际中认真加以解决。
一是把农民从小农经济意识中解脱出来
改革开放多年，在如今活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农民朋友仍局限在“种地打粮为吃饭”、“小富即安”等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里面。他们仍习惯于那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传统的种植结构，生产不讲究经济质量，不把资源当经济财富，种地不讲农业成本等等。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的影响着广大农民朋友，看看《大学生》杂志实录父亲的账单:
小麦：亩产400公斤，按每公斤1元算，折合成钱是400元钱。
交售公粮：80公斤
农药费：30元
肥料费：45元（化肥30元，磷肥15元）
种子费：15元
收种费：35元（包括机械所用柴油钱）
修路费：10元
建桥费：15元
建校费：15元
修河费：10元
总计：250元
这是我在乡下种地的父亲的一张账单，今年过春节回家，他一见我就让我看一下，还笑着对我说：“一亩地净赚150元，不错了。”
我想抱着父亲大哭一场，也想在他的账单上补充两点：
小麦从种到收用时：8个月（240天）
150除以8，每月18.75元，而每天呢，我可怜的父亲呀，每天起早贪黑，每亩地赚回0.625元钱。
如此状态还“不错了”，已经很满足了。看来这种小农经济意识已经很危险，好像成了不思进取的思想基础，中国农民需要从中解脱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接受洗礼，前进奔向全面小康。
二是把农民从普遍社会歧视中解脱出来
曾几何时“农民”一词在某些人眼里成了个贬义词，尤其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儿，累活儿，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做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现实生活当中，歧视、排斥、侮辱农民的现象却还是在不断发生，各种厌农、排农的意识和情绪弥漫、充斥在众多现代都市人、城里人之间，甚至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也妄自菲薄，非常讨厌、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好像一提自己的农民身份就掉价似的。从众多农业学校纷纷更改校名，从众多农学专业遭遇招生寒流，从众多农村大学生一旦跃出农门便改头换面，极力掩藏自己的农村背景。还有就是大量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城市工、农民工同工不同筹问题，如此这般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出门怕了，一怕遭受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难以承受，又投诉无门；二怕干活受累最后又分文没有；三怕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收费多，还动不动就被“送”回家。出门在外不容易就回家种地吧，还有太多太多的坑农、欺农事件，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劣质农具种种现象，都在清楚地展示、印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广大的农民朋友正在遭受着空前的普遍的社会歧视。本来就承受如此之多的农民，怎还能承受如此之重的社会歧视呢。不强求给予农民多大尊重，至少要有广泛的平等的国民待遇吧。我们的农民朋友需要在轻松的，社会给予的平等的环境中奔小康。
三是把农民从“秦汉时的耕犁”中解脱出来
历史的脚步已快步走进了21世纪，举目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是不容置疑，但看看我们的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山区农村，还在把秦汉时老祖宗的犁插入21世纪的土地。如此落后的耕作方式不能再继续了，当然不是说祖宗的东西都该扔掉，举此例子旨在说明我们现在有许多地区的农村生产生活各方面还很落后，无论用的还是种的，科技含量都很低，耕作用牛、收割用手、修路用镐，十里八乡的没个图书馆，乡镇的农业技术人员也是少的可怜，比起广大的农村人口这点农业技术人员实在是微不足道、杯水车薪。农村很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新的农业科研成果，而是科研与农业生产脱节，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所以类似科技“三下乡”的活动还要多搞，搞的力度再大，再深入一点，把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而且要想方设法的为广大农村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同时政府要把农村的教育搞上去，尤其现在针对农民的再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几乎相当于空白。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要求行业准入，要求任职资格，为什么我们泱泱上下五千年的农业大国对农村，农民的科技教育投入如此的不足。我们的农民需要从现有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尽快实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跟上时代科技前进的脚步，以科技的力量推动农村的小康建设。
四是把农民从“无米之炊”的困境解脱出来
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是思富想富，但苦于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没有门路、没有人才。这不但制约着农民致富，还影响了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甚至影响干群、党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例如：封山育林，舍饲圈养，是政府为了改善自然环境造福子孙万代的大好事，并为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广大的农民群众心里也是十分欢迎，但为什么还要偷着摸着起早贪黑的上山放牧呢？为什么还要我们的乡镇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山抓羊弄得大家都紧张呢？答案很简单，一是现有的羊不适合圈养。二是圈养没饲料。那为什么不换适合圈养的羊，不储存饲料呢？答案还是很简单，换好品种的羊无钱无门无路，储存饲料也苦于没有技术。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来做事了。农民想富可是资金有限，现在的农村信息还很不畅通，不通电话的地方还很多。那么我们的信贷政策是不是还要活一点，还要对农村对农民再倾斜一点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该为农民朋友再多提供一点致富的信息呢？科技干部是不是要多到乡村走走转转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呢？我们要相信农民是有思想、有思路、有发家致富本领的。相信一旦从“资本”上解决基本问题的时候，农民有了“米”的时候，自然能“炊”，而且定能“炊”好，走向奔小康的路也定会劲头十足。
五是把农民从城乡间的“鸿沟”中解脱出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加快，城乡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存在，而是越来越明显，成了不得不叫人担心的鸿沟，并且这种差距还不仅仅是收入上的，涉及到社会的好多方面。按照社会分工来看，农民也是一种职业，那为什么医疗、就业、教育、住房、使用公用设施等都与在城镇的“职业”相比大不一样。例如农村医疗，多年以来，好多农民朋友还没摆脱“小病忍，大病抗，抗不过了见阎王”无奈，相比之下我们的市民就好多了。现在还有好多地方一个农民的子弟，如果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了城镇，取得了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跳出了“农门”，那就是出人头地，满门生辉。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对于某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干部的处罚，往往是取消其城市户，回到农村。为什么会这样，“非典”时期捉襟见肘的农村医疗、贫乏的业余文化生活、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畅、公共设施的空缺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差距之大，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明显表现。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有农民自身的原因，那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方方面面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些差距找平，把我们的农民朋友从城乡之间的这道不应有的鸿沟中解脱出来，给每一个社会人一个平等的发展空间，全中国人一个不落的奔向小康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六是把农民从精神文明贫困中解脱出来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重庆开县井喷事故5000万元巨额赔款发到人均年收入仅千元的贫困山村高桥镇后，在这里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有的聚赌成风，甚至一夜之间把几十万元的赔款全部输光；有的为了获得孤儿遇难父母的赔偿金，亲属争相“抚养”，以致反目成仇；更有甚者，为了多获赔款，恶母竟将事故中生还瘫痪的儿子毒死……从中我们看到了部分人的道德缺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农村、农民的精神文明贫困啊！如此的灾难还不化悲痛为力量，抓紧脱贫致富奔小康，居然有如此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现在确实有些地方生活贫困土地少，打工又太远，也没有好去处，所以在闲散的乡村生活中滋生了许多与社会主义文明不相适应的丑恶现象。农闲了聚在一起赌博的、搞封建迷信的，还有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这些现象的产生在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起了阻碍的不良作用，它影响农民朋友想富思富的思想创造；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危机了农村改革的胜利成果；侵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肌体。从任何一个利国利民的角度考虑，都迫切需要快速得力的把广大农村的精神文明搞上去，使广大农民朋友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这就切实需要我们的政府加强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教育，丰富农村地区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把农民从精神文明生活的贫困中解脱出来，必须使“三个文明”在广大农村协调发展，才会有广大农村的长久繁荣。另外，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也需要精神文明做动力，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小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是把农民从“等、靠、要”的思想中解脱出来
贫困地区的很多长期困难群众，普遍存在一种等、靠、要的思想，他们甘当伸手派等救济，不思进取，没有不怕苦不怕累的艰苦奋斗精神，长期以来习惯了政府救济，社会救助。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的乡镇干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等、靠、要思想。他们不是专心致志的搞生产，抓增收，而是一门心思的伸手要。在河北省全省上下轰轰烈烈开展的“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宣讲团”活动中，开始就有许多群众对中央“一号文件”的宣讲、农村政策的宣讲等并不“感冒”，认为不给钱、不给物就是“耍嘴皮子”“玩虚的”，不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甚至有的乡镇干部也是片面强调给钱给物第一，宣讲其次。干部群众这样的思想状态很难使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落实好，就算给钱给物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不思进取的等、靠、要，许多人还是难以摆脱贫困，前几年不就有把扶贫用的周转羊、周转兔杀了吃肉的事情发生吗。这样的“输血”解决不了长久的“吃肉”问题，要想真正富起来，必须使其自身具有“造血”功能才行，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等、靠、要的懒汉作风；必须有来自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才行。扶贫救困不能片面的追求钱和物，更需要把贫困群众从等、靠、要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要不然贫困的农民群众将始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只要其从自身的骨子里迸发出脱贫致富的力量来，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再给予一定的物质和资金的支持帮助，脱贫致富何难，鼓足干劲的农民群众走在奔小康的路上岂不是如虎添翼。
八是把农民从那“一亩三分地”中解脱出来
大家可以算一笔帐，中国13亿人口中，70％以上是农民，大多数地方人均只有一亩地，而且还薄厚不均，看看《大学生》杂志实录父亲的账单中“每天起早贪黑，每亩地赚回0.625元钱 ”结果，姑且不论他计算的合理准确与否，即使再多一点，但如果只是靠增产促收，仅仅就农业抓农业，靠这人均一亩耕地，你种上再高产地粮食作物，再优质绿色地果蔬，要想实现小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用算，这大家似乎很容易就明白。所以必须把农民朋友从那“一亩三分地”中解脱出来，解脱不是不种地了，也不是都不做农民了，而是要把地种好地同时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这是要“两手抓”，一手向里抓，抓农业第一产业增产促增收；一手向外抓，抓第二、三产业的非农增收。而且向外抓的一手还得要过硬才行，现代社会不再是土里刨食吃的年代了，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农民从那一亩三分地中解脱出来，全面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充分利用我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农民的有序分流，减少农民的数量，使大部分农民合理有序的向城镇就业转移，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这样一来占中国70％的农民手里有钱了，购买力增强了，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又进一步促使农民转移加快，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周而复始，农民的数量减少，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富裕了，小康不就实现了吗。
九是把农民从政府的“家长制”中解脱出来
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习惯于为民作主，习惯于“家长制”，其实我们的农民朋友是有思想，有主见的，很多时候他们知道种什么赚钱，种什么合适，即使我们的农民确实不如政府“先知”，我们也不必大动干戈，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成规模、出成绩强迫农民拔掉刚刚长出的绿苗，栽果树、盖大棚，即使确实是为了农民的增收，也很伤农民的心，更何况有的地方官员根本就是为了一己私立，为了出政绩，结果是官员得虚名，农民遭实祸。就拿修公路来说，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但有些基层政府却把它搞成领导工程，因为领导在此“定点”，“家长制”，所以该修的地方他不修，不该修的地方他瞎修。本来资金非常短缺，当地老百姓不堪重负，还要花大把的钱在道路两旁栽种名贵花草树木。为了建成什么“经济带”、“精品区”，不顾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把温室大棚、精品果园、花卉基地，以及其它凡是有展示价值的“项目”，一股脑地排列在公路两旁。老百姓把这样的公路称为“参观路”、“旅游路”、“视察路”，好看不中用。路上没有几辆车跑，搞集资和摊派筹集修路款又增加了农民负担，为了把公路两旁“装点”起来又要折腾一阵子，再加上占用耕地、动迁民房、耗费民力的支出，农民的所得补偿不了所失。把公路变成了一条仅供人们观赏的“风景线”，成了标榜官员“政绩”的“纪念牌”。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基层政府确实该改变一下思路，多考虑考虑如何为农民搞好服务，少一点为农民作主的“家长制”作风，不再做农民的“父母官”，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
据统计：1979—1984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提高15.19％，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从1985年到1988年，农民年收入增长率由15.19％下降到5.3％。1989－1991年，农民收入处于低谷时期，年均增长0.7％。1992－1996年，这五年是农民收入恢复性增长时期，年均增长5.3％。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难道说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吗？费税改革、机构改革、粮食改革、户籍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化、城市化、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的制定实施不可谓力度不大，措施不得力，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仔细观察一下当今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些政策措施还没有最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没有使广大农民朋友真正的富起来，如今很有一些地方农村的情况基本还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贫苦。这些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直至促成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的下发。相隔十五年的这一个“一号文件”力度前所未有，含金量十足，他的出台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春天。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不可治百病，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富起来更是如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致富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农民还需要九种解脱，有些问题还很值得注意，并且要在实际中认真加以解决。
一是把农民从小农经济意识中解脱出来
改革开放多年，在如今活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农民朋友仍局限在“种地打粮为吃饭”、“小富即安”等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里面。他们仍习惯于那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传统的种植结构，生产不讲究经济质量，不把资源当经济财富，种地不讲农业成本等等。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的影响着广大农民朋友，看看《大学生》杂志实录父亲的账单:
小麦：亩产400公斤，按每公斤1元算，折合成钱是400元钱。
交售公粮：80公斤
农药费：30元
肥料费：45元（化肥30元，磷肥15元）
种子费：15元
收种费：35元（包括机械所用柴油钱）
修路费：10元
建桥费：15元
建校费：15元
修河费：10元
总计：250元
这是我在乡下种地的父亲的一张账单，今年过春节回家，他一见我就让我看一下，还笑着对我说：“一亩地净赚150元，不错了。”
我想抱着父亲大哭一场，也想在他的账单上补充两点：
小麦从种到收用时：8个月（240天）
150除以8，每月18.75元，而每天呢，我可怜的父亲呀，每天起早贪黑，每亩地赚回0.625元钱。
如此状态还“不错了”，已经很满足了。看来这种小农经济意识已经很危险，好像成了不思进取的思想基础，中国农民需要从中解脱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接受洗礼，前进奔向全面小康。
二是把农民从普遍社会歧视中解脱出来
曾几何时“农民”一词在某些人眼里成了个贬义词，尤其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儿，累活儿，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做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现实生活当中，歧视、排斥、侮辱农民的现象却还是在不断发生，各种厌农、排农的意识和情绪弥漫、充斥在众多现代都市人、城里人之间，甚至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也妄自菲薄，非常讨厌、忌讳自己的农民身份，好像一提自己的农民身份就掉价似的。从众多农业学校纷纷更改校名，从众多农学专业遭遇招生寒流，从众多农村大学生一旦跃出农门便改头换面，极力掩藏自己的农村背景。还有就是大量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城市工、农民工同工不同筹问题，如此这般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出门怕了，一怕遭受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难以承受，又投诉无门；二怕干活受累最后又分文没有；三怕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收费多，还动不动就被“送”回家。出门在外不容易就回家种地吧，还有太多太多的坑农、欺农事件，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劣质农具种种现象，都在清楚地展示、印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广大的农民朋友正在遭受着空前的普遍的社会歧视。本来就承受如此之多的农民，怎还能承受如此之重的社会歧视呢。不强求给予农民多大尊重，至少要有广泛的平等的国民待遇吧。我们的农民朋友需要在轻松的，社会给予的平等的环境中奔小康。
三是把农民从“秦汉时的耕犁”中解脱出来
历史的脚步已快步走进了21世纪，举目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是不容置疑，但看看我们的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山区农村，还在把秦汉时老祖宗的犁插入21世纪的土地。如此落后的耕作方式不能再继续了，当然不是说祖宗的东西都该扔掉，举此例子旨在说明我们现在有许多地区的农村生产生活各方面还很落后，无论用的还是种的，科技含量都很低，耕作用牛、收割用手、修路用镐，十里八乡的没个图书馆，乡镇的农业技术人员也是少的可怜，比起广大的农村人口这点农业技术人员实在是微不足道、杯水车薪。农村很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新的农业科研成果，而是科研与农业生产脱节，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所以类似科技“三下乡”的活动还要多搞，搞的力度再大，再深入一点，把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而且要想方设法的为广大农村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同时政府要把农村的教育搞上去，尤其现在针对农民的再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几乎相当于空白。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要求行业准入，要求任职资格，为什么我们泱泱上下五千年的农业大国对农村，农民的科技教育投入如此的不足。我们的农民需要从现有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尽快实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跟上时代科技前进的脚步，以科技的力量推动农村的小康建设。
四是把农民从“无米之炊”的困境解脱出来
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是思富想富，但苦于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没有门路、没有人才。这不但制约着农民致富，还影响了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甚至影响干群、党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例如：封山育林，舍饲圈养，是政府为了改善自然环境造福子孙万代的大好事，并为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广大的农民群众心里也是十分欢迎，但为什么还要偷着摸着起早贪黑的上山放牧呢？为什么还要我们的乡镇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山抓羊弄得大家都紧张呢？答案很简单，一是现有的羊不适合圈养。二是圈养没饲料。那为什么不换适合圈养的羊，不储存饲料呢？答案还是很简单，换好品种的羊无钱无门无路，储存饲料也苦于没有技术。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来做事了。农民想富可是资金有限，现在的农村信息还很不畅通，不通电话的地方还很多。那么我们的信贷政策是不是还要活一点，还要对农村对农民再倾斜一点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该为农民朋友再多提供一点致富的信息呢？科技干部是不是要多到乡村走走转转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呢？我们要相信农民是有思想、有思路、有发家致富本领的。相信一旦从“资本”上解决基本问题的时候，农民有了“米”的时候，自然能“炊”，而且定能“炊”好，走向奔小康的路也定会劲头十足。
五是把农民从城乡间的“鸿沟”中解脱出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加快，城乡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存在，而是越来越明显，成了不得不叫人担心的鸿沟，并且这种差距还不仅仅是收入上的，涉及到社会的好多方面。按照社会分工来看，农民也是一种职业，那为什么医疗、就业、教育、住房、使用公用设施等都与在城镇的“职业”相比大不一样。例如农村医疗，多年以来，好多农民朋友还没摆脱“小病忍，大病抗，抗不过了见阎王”无奈，相比之下我们的市民就好多了。现在还有好多地方一个农民的子弟，如果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了城镇，取得了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跳出了“农门”，那就是出人头地，满门生辉。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对于某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干部的处罚，往往是取消其城市户，回到农村。为什么会这样，“非典”时期捉襟见肘的农村医疗、贫乏的业余文化生活、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畅、公共设施的空缺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差距之大，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明显表现。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有农民自身的原因，那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方方面面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些差距找平，把我们的农民朋友从城乡之间的这道不应有的鸿沟中解脱出来，给每一个社会人一个平等的发展空间，全中国人一个不落的奔向小康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六是把农民从精神文明贫困中解脱出来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重庆开县井喷事故5000万元巨额赔款发到人均年收入仅千元的贫困山村高桥镇后，在这里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有的聚赌成风，甚至一夜之间把几十万元的赔款全部输光；有的为了获得孤儿遇难父母的赔偿金，亲属争相“抚养”，以致反目成仇；更有甚者，为了多获赔款，恶母竟将事故中生还瘫痪的儿子毒死……从中我们看到了部分人的道德缺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农村、农民的精神文明贫困啊！如此的灾难还不化悲痛为力量，抓紧脱贫致富奔小康，居然有如此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现在确实有些地方生活贫困土地少，打工又太远，也没有好去处，所以在闲散的乡村生活中滋生了许多与社会主义文明不相适应的丑恶现象。农闲了聚在一起赌博的、搞封建迷信的，还有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这些现象的产生在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起了阻碍的不良作用，它影响农民朋友想富思富的思想创造；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危机了农村改革的胜利成果；侵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肌体。从任何一个利国利民的角度考虑，都迫切需要快速得力的把广大农村的精神文明搞上去，使广大农民朋友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这就切实需要我们的政府加强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教育，丰富农村地区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把农民从精神文明生活的贫困中解脱出来，必须使“三个文明”在广大农村协调发展，才会有广大农村的长久繁荣。另外，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也需要精神文明做动力，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小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是把农民从“等、靠、要”的思想中解脱出来
贫困地区的很多长期困难群众，普遍存在一种等、靠、要的思想，他们甘当伸手派等救济，不思进取，没有不怕苦不怕累的艰苦奋斗精神，长期以来习惯了政府救济，社会救助。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的乡镇干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等、靠、要思想。他们不是专心致志的搞生产，抓增收，而是一门心思的伸手要。在河北省全省上下轰轰烈烈开展的“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宣讲团”活动中，开始就有许多群众对中央“一号文件”的宣讲、农村政策的宣讲等并不“感冒”，认为不给钱、不给物就是“耍嘴皮子”“玩虚的”，不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甚至有的乡镇干部也是片面强调给钱给物第一，宣讲其次。干部群众这样的思想状态很难使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落实好，就算给钱给物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不思进取的等、靠、要，许多人还是难以摆脱贫困，前几年不就有把扶贫用的周转羊、周转兔杀了吃肉的事情发生吗。这样的“输血”解决不了长久的“吃肉”问题，要想真正富起来，必须使其自身具有“造血”功能才行，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等、靠、要的懒汉作风；必须有来自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才行。扶贫救困不能片面的追求钱和物，更需要把贫困群众从等、靠、要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要不然贫困的农民群众将始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只要其从自身的骨子里迸发出脱贫致富的力量来，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再给予一定的物质和资金的支持帮助，脱贫致富何难，鼓足干劲的农民群众走在奔小康的路上岂不是如虎添翼。
八是把农民从那“一亩三分地”中解脱出来
大家可以算一笔帐，中国13亿人口中，70％以上是农民，大多数地方人均只有一亩地，而且还薄厚不均，看看《大学生》杂志实录父亲的账单中“每天起早贪黑，每亩地赚回0.625元钱 ”结果，姑且不论他计算的合理准确与否，即使再多一点，但如果只是靠增产促收，仅仅就农业抓农业，靠这人均一亩耕地，你种上再高产地粮食作物，再优质绿色地果蔬，要想实现小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用算，这大家似乎很容易就明白。所以必须把农民朋友从那“一亩三分地”中解脱出来，解脱不是不种地了，也不是都不做农民了，而是要把地种好地同时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这是要“两手抓”，一手向里抓，抓农业第一产业增产促增收；一手向外抓，抓第二、三产业的非农增收。而且向外抓的一手还得要过硬才行，现代社会不再是土里刨食吃的年代了，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农民从那一亩三分地中解脱出来，全面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充分利用我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农民的有序分流，减少农民的数量，使大部分农民合理有序的向城镇就业转移，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这样一来占中国70％的农民手里有钱了，购买力增强了，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又进一步促使农民转移加快，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周而复始，农民的数量减少，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富裕了，小康不就实现了吗。
九是把农民从政府的“家长制”中解脱出来
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习惯于为民作主，习惯于“家长制”，其实我们的农民朋友是有思想，有主见的，很多时候他们知道种什么赚钱，种什么合适，即使我们的农民确实不如政府“先知”，我们也不必大动干戈，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成规模、出成绩强迫农民拔掉刚刚长出的绿苗，栽果树、盖大棚，即使确实是为了农民的增收，也很伤农民的心，更何况有的地方官员根本就是为了一己私立，为了出政绩，结果是官员得虚名，农民遭实祸。就拿修公路来说，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但有些基层政府却把它搞成领导工程，因为领导在此“定点”，“家长制”，所以该修的地方他不修，不该修的地方他瞎修。本来资金非常短缺，当地老百姓不堪重负，还要花大把的钱在道路两旁栽种名贵花草树木。为了建成什么“经济带”、“精品区”，不顾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把温室大棚、精品果园、花卉基地，以及其它凡是有展示价值的“项目”，一股脑地排列在公路两旁。老百姓把这样的公路称为“参观路”、“旅游路”、“视察路”，好看不中用。路上没有几辆车跑，搞集资和摊派筹集修路款又增加了农民负担，为了把公路两旁“装点”起来又要折腾一阵子，再加上占用耕地、动迁民房、耗费民力的支出，农民的所得补偿不了所失。把公路变成了一条仅供人们观赏的“风景线”，成了标榜官员“政绩”的“纪念牌”。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基层政府确实该改变一下思路，多考虑考虑如何为农民搞好服务，少一点为农民作主的“家长制”作风，不再做农民的“父母官”，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