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闻人”银行逆袭记

黄沂海

查考过往“海上闻人”的发迹史，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于清末，成于民国，背井离乡，穷则思变。他们除了本身天资聪慧，发奋图强，商业禀赋与政治嗅觉兼备，颇为看重金融角色的体验，尤其善于利用和编织社会关系网络，在旧秩序冰消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构建的乱世关头，最大程度地发挥了闪展腾挪的跨界优势。最终，一改早年闯荡上海滩的局促困窘，长袖善舞，叱咤一时。

“水果月笙”和中汇银行

旧时上海滩的银行钱庄大大小小，就规模而言，中汇银行开业时注册资本仅50万元，实收25万元，只能算是“小阿弟”，但这家银行却远近闻名，原因并非宣传广告所标榜的“经营一切银行业务”，而在于它的老板讲出来吓人一跳：“海上闻人”杜月笙。据说中汇银行迁入新址办公时，申城金融巨头纷至沓来，竞相表示庆贺。其中，上海银行总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你说，这是一般的面子吗？

说到杜月笙，人们不由得满腹疑惑。这个从小在十六铺水果店当学徒，绰号“水果月笙”的小混混，后来由于闯得猛、玩得火、斗得凶，发迹成为叱咤黑白两道的流氓白相人，长期以来吆五喝六，蛮横霸道，污点斑斑，罄竹难书，怎么就“脱胎换骨”摇身变作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金融领袖，进而成为呼风唤雨、威震一方的政治风云人物呢？

其实，开办中汇银行，出自杜月笙在银行工作的门生和亲信的提议：“杜先生，侬用铜钿都是大来大往，为啥不开一家银行做大班，一来进出有账，二来临时需要轧头寸，也可以在自家的银行里调拨一下，来个自摸不求人！”话语间，夹杂着好些上海方言。老上海闲话中，确实有很多词汇来自商业、经济及金融领域的渗透，比如“大班”，最早是大banker（银行家）的意思;比如“头寸”，10枚袁大头摞起来刚好为1寸;还有，老上海人管议论叫“讲账”，管挣钱叫“摇账”，挖苦人听力不好，就说是“耳朵打八折”了。

杜月笙办银行，确有一举两得之利：一则为其鸦片贸易及黑色灰色收益开辟合法渠道，将钱洗白;再则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稳固的政治背景，甚或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段，进军银行业乃至工商业，跻身上流社会，将人洗净。毕竟，黑道生意摆不上台面，要获取上流社会的承认与接纳，需一脚踏进金融圈，与社会地位甚高的银行家称兄道弟，而选择银行业闯出一片天，杜月笙终于完成了做人的“转型”。当1936年中汇银行合并江浙银行，实力与日俱增之际，连杜月笙自己也洋洋得意地说：“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是曲蟮（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

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杜月笙“会做人”，可从他长袖善舞、上下通吃的交友原则中找到答案：从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到社会名流、金融巨子、工商大佬，甚至失意文人，他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杜月笙不像“土豪”黄金荣那般目光短浅，见钱眼开，而是出手大方，凡是认为日后用得着的人，一旦有求于他，当即解囊相助，从不推托。他帮陈光甫解除上海银行挤兑风潮之忧，助唐寿民的国华银行免遭政府取缔之祸，替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宋子良“两肋插刀”解决私家难题，从而赢得众多银行家的信任和感激。至于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之流，更是结为杜府豪门密友。有了这样一张足以操纵政界、工商金融界的关系网，加之有法租界做靠山，帮会黑势力垫底，杜月笙在上海滩可谓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无往而不胜。“人面、情面、场面”三碗面，吃得有滋有味。

为经营银行和扩大社交圈，杜月笙还改变了生活习惯，“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同时，他一改过去口叼烟卷、赤膊短衫的粗俗形象，衣着打扮、举手投足都变得温文尔雅，甚至大热天在家会客，也都穿着长衫马褂。他让门生弟子称他为“先生”，而不像黄金荣那样叫“老板”，档次立马显得不一般了。

1935年，中国金融界风云突变：早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突然宣布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春夏之交，政府相继兼并有发钞权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岁末，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放弃银本位制，实施纸币政策……这一年，受白银风潮冲击，银行、钱庄前赴后继纷纷倒闭，银行家备受煎熬，度日如年。然而，杜月笙却步步胜算：新任中行、交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钱业监理委员会理事，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再算上原有的中汇银行董事长等职务，使他不仅在银行圈根深蒂固，更成为蒋介石政权在金融界的代言人。

沪人口头禅“闲话一句”，表达了一种拍着胸脯果敢自信的承诺。当年坊间流传有“杜先生闲话一句”之说，显示了杜月笙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能搞定、善摆平的威势，一言九鼎，一刮两响！至抗战胜利后，杜月笙的触角已伸向工商、新闻、教育等诸多领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若问他身上究竟挂了多少个“董事长”、“理事长”的头衔，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啦。

过往的报章闲书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月笙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过一些贡献。这或许是“中国黑帮老大”的人生另一面了。

“赤脚财神”和四明银行

环顾民国申城租界，以各国名人命名的马路比比皆是，而华人能登上路牌者凤毛麟角，但有两位银行家却获此殊荣，一位是虞洽卿，一位是朱葆三。1936年10月1日，纵贯上海公共租界的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这是租界内第一条以华人姓名命名的街道。

虞洽卿家道贫寒，出生于宁波镇海乡下的穷困人家。自从做裁缝的父亲撒手人寰，全靠寡母做针线活支撑起整个家庭，因此虞洽卿一生对母亲极为孝敬。“跑过三江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15岁的虞洽卿隨同乡到上海滩“讨生活”，第一份工作是在瑞康颜料行做学徒。为了不弄脏母亲做的新布鞋，每逢下雨天他就赤着脚干活，发达以后便有了“赤脚财神”的绰号。

王阳明《物论》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从赤脚跑街的学徒，到如雷贯耳的大亨，虞洽卿实现人生逆袭，兼具智商、情商、财商，玩转人脉、文脉、根脉，可谓时也、运也、命也！

早在瑞康颜料行谋职时，这位宁波小伙子因精明强干、伶俐乖巧深受老板赏识，扶摇直上获得晋升，甚至还分到了一部分股权。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虞洽卿夙兴夜寐，苦心孤诣，外练筋骨皮，内练必杀技，在掌握一口熟练的英语后鱼跃龙门，相继成为德国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与荷兰银行的买办。这番变身，不仅意味着他昂首跨入洋行经理的行列，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事物和思想，还意味着其拥有了作为“洋行在华代理人”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可能性;而更实际的好处是薪金大幅提升，他每年的佣金高达上万两白银，为其日后在商业投资领域“布更大局、下更大棋”夯实了资本根基。

在虞洽卿的内心，一直深埋着创办金融实业的种子：“平生志愿，能拥有500万元资金，兴办实业。”在独资开设通惠银号“牛刀小试”之后，他于1906年率上海工商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短短半个月，对日本的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有机融合镂骨铭心。回国后，虞洽卿便着手搭建银行构架，厉兵秣马，整装待发。至于新创的银行如何取名，他认为家乡的四明山层峦叠嶂，泉源流长，象征着财源广袤，干脆命名四明银行，以示饮水思源的乡土情怀。1908年，在毗邻外滩的宁波路江西路口，募资75万两的四明银行盛大开业了。

“才露尖尖角”的四明银行，经营方式完全仿效钱庄的做法，以商业往来为主，但依仗虞洽卿“曲水穿桥路路通”的人脉关系，向清政府度支部成功申请了钞票发行权，初始发行额20万元。起先，面临外商银行的夹击，差点引发现洋挤兑风波，幸亏四明银行董事会大多为宁波老乡，在沪上一言九鼎，极具威望，在他们的号召下，宁波同乡纷纷施以援手，各大商号、钱庄等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潮渐趋平息，四明钞票也由此得到民众的信赖。由于政策借力，措施得力，经营给力，四明银行张罗得有声有色，逐渐发展为名列申城金融界前茅的“过江龙”之一，服务种类扩展到买卖有价证券及生金银等，1918年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家发起银行之一。

人强马壮，虞洽卿开始蘸墨描绘他的“生意版图”：在沪购置大量地皮蓄势兴办房地产，盘进英资轮船公司改名为鸿安商轮公司，独创三北轮埠公司发展交通事业，投资建造一条小铁路直通家乡龙山，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担任理事长，经多方选举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此同时，他还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据理力争调解中西商务纠纷，对社会公益和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热心参与赈灾捐助，筹建同济医院，创办“华商体操会”“万国商团中华队”，以组成自卫武装力量保护华商在租界的利益。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积极为军民提供经费，当时义军所发军饷，“大半由信成银行和四明银行所输出”;淞沪大会战，70万难民挤进弹丸之地的租界，他又奔走呼号，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自任会长，先后收救难民8万余人，发放81期给养，共计970余万元。难能可贵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于同乡来访，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富贵贫贱，皆一视同仁，尽可能解决其申诉请求，被老乡尊称为“阿德哥”。

“上海滩遍地黄金”，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中国军阀力量最强两大派系之直系和皖系，自是垂涎已久。但虞洽卿担纲上海总商会会长后，为维系市面处变不惊，打出“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的旗号，进而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受到沪上各界一致拥护。直皖二系一时无法吞食对方，又因北京政府和洋人的压力，不得已只好暂行妥协，各自退军上海一百里之外。至此，生意场在军阀互争地盘的复杂情势下，居然恢复了稳定和繁荣。这大概是“阿德哥”在短暂会长履历里干得最为光鲜的一桩事，也成就了他在商场、官场和洋场三方面都不可或缺的地位。

尽管面面俱圆、平步青云，尽管蒋介石对其一直礼遇有加，但虞洽卿执掌的四明银行，还是被觊觎多时的孔祥熙鲸吞虎噬。1936年，四明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孔祥熙控制的财政部加入官股3662500元，遂为官商合办之商业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全部改姓易代，四大家族的几只手牢牢扼住了四明银行的咽喉。

“五金魁首”和浙兴银行

说罢“虞洽卿路”，再走“朱葆三路”。这条毗邻外滩、不足二百米的小马路（今溪口路），系法租界当局为表彰朱葆三在社会公益和市政经济建设上的赫赫功绩而命名的。朱葆三何许人也？

因父亲突患重疾，家道中落，身处浙江定海的朱葆三颠沛流离到了上海，那一年他才14岁。寄身一家五金店干杂活时，他就意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于是白天跟着师傅照看店堂，晚上自学语文、珠算、记账乃至英语。凭着初学的商业常识和一口“洋泾浜英语”，业务上逐渐熟稔起来，还结交了一些洋人朋友。手勤脚快，少说多做，这般吃苦耐劳的学徒，老板当然赏识有加了。21岁那年，老板不幸命归黄泉，朱葆三顺理成章地挑起了五金店的担子。

天道酬勤，羽翼渐丰，而立之年的朱葆三用積蓄开启创业之路，择址新开河地区创设了独立经营的“慎裕五金店”，变“坐商”为“行商”，走出店铺找商机，主动承接大型建筑包工头批销，买卖越做越发达，甚而业务触角“漂洋过海”做起了境外生意。原来，他发现国内机械生产逐步兴起，脑子一转，“试水”进出口贸易，瞄准进口钢铁、钢管等原材料及五金机械领域，采用“先销后购”经营之术，先是“种草”国内订货会，然后向外国下订单，此招极具人缘和商缘。就这样，靠摸爬滚打起家的朱老板如鱼得水，名声大噪，很快跃升为上海滩顶级建筑五金供应商。

张罗五金商行的同时，精力充裕的朱葆三又搞起了放贷的“副业”。这时，朱葆三有位担任苏松太道的好友袁树勋，请他帮忙派员去道台衙门打理库银，碍于情面，朱葆三只好派自家五金店总账房顾晴川前往。这位总账房不是别人，正是后来风光无限的民国外交名流顾维钧的父亲。“行得春风有夏雨”，正巧，袁树勋陆续经手数笔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担保。朱葆三关照“内应”顾晴川，这些巨额赔款原本在交付海关之前，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何妨先拆放到钱庄里“老母鸡生蛋”。因为道台上缴的利息以官利计算，按行市计付的钱庄利息一般都高于官利，中间的差额颇具“盈利空间”。朱葆三掌控大额“头寸”的消息路人皆知，这还了得，每天清早，各大钱庄经理如蝗虫一般涌进慎裕五金店，意欲从中分得一杯羹。朱葆三非但坐收“摇账”，富贵逼人，而且呼风唤雨，“歪打正着”奠定了其在沪上银钱业的话语权。

“玩转”庚子赔款，让朱葆三大尝甜头，出手兴办银行似乎也水到渠成。细数这位“五金魁首”的银行游历，居然不多不少，刚好凑足“五金店”：1897年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问世，受财政大臣盛宣怀之聘出任银行董事，1907年投资改组浙江兴业银行并任总经理，翌年参股创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其间还投资了江南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华商业储蓄银行。

却说浙江兴业银行，最初系朱葆三等商界巨富为与英国人争夺苏杭甬（后改沪杭甬）铁路筑路权，而联手创立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之附属融资机构，起初拟取名浙江铁路银行，但考虑到倘若银行隶属于铁路，必会招致股本界限含混不清，众人一合计，翻牌为浙江兴业银行，寓“振兴实业”之涵义，性质属官商合办银行。朱葆三担纲银行“一把手”后，即在上海设立分行，不久发行银行券流通于市。由于浙兴银行在“保路抗争”中确立的热血形象，令无数百姓为之慷慨激昂，纷纷乐意使用浙兴银行券以示支持，因此存款额步步登高。况且，朱葆三非常注重稳健为上、实业为本的经营策略，现金准备较为充足，从不发放“人情贷款”，尽管遭遇几次金融风波，但还是经受住了市场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年终算盘一拨，除去七七八八开销，居然盈余一万余元，这对于一家“鲜肉级别”的银行来说，殊为不易。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914年，依托上海“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独特地理优势，浙江兴业银行对本行机构设置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将总行的行政和业务中心迁到申城，改上海分行为总行，变杭州总行为分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浙兴银行蛟龙临水，左右逢源，关注国计民生所需，扶植民族工商企业，拿下了钱江大桥、浙赣铁路等建设资金筹措的重磅项目，且在“状元实业家”张謇、“面粉大王”荣德生兄弟、“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遇到资金困难时及时予以“输血”，口碑与奖杯齐齐入袋，经营业绩五度位居全国各大民营银行之榜首……这一切，都同朱葆三奠定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

朱葆三的成功之道，不外乎一个“信”字。他一贯信奉传统道德，重视商业信用，以诚待客，以信服人，获得了业界内外广泛的信任与推崇。1911年武昌起义后，沪军都督府在上海滩成立，军饷告急，向各大钱庄借贷。谁知清政府和钱庄均“装聋作哑”，军方大怒，多方几呈剑拔弩张、擦枪走火之势。最终，由朱葆三出面致信清政府道台，先从钱庄存放在政府的“准备金”内划出10万两白银，以济革命军之需，又以私人名义向中外银行及钱庄告贷，不出一天筹到了200多万元巨款。这大概是朱葆三的财富人生乐章中最“燃爆”的一则插曲了。之后，民间广为散播：“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海派滑头”和日夜银行

要是生在今天，黄楚九堪称商业跨界奇才。那时的上海滩，流传着一句话：“黄楚九的生意，七十二行他占了三十六。”观其“事业拼图”，处处敢为人先，创下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 龙虎公司;第一家屋顶花园—— 楼外楼;第一家综合游乐场—— 大世界;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  《大世界报》;第一个医药“托拉斯”—— 拥有21个医药工商企业的黃氏医药集团，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因此人称嗅觉灵敏的黄老板为“百业经理”，又调侃他是“海派滑头”，做生意从这边厢“滑”到那边厢，泥鳅般的灵活顺滑啊。

回首16岁那年，祖辈行医的黄楚九，跟随母亲从余姚来到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包裹里揣着祖上传下来的一册药典。在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前，少年黄楚九摆起了药摊，买卖做得不咸不淡。由于人机灵，善来事，好噱头，他迅速炮制出“艾罗补脑汁”“百龄机”等创新药品，极尽夸张吹嘘之能事，居然让一帮有闲有钱之士“傻傻分不清楚”，以争购进补为时尚，使其一本万利，赚了个盆满钵满，摇身变作沪上民族药业之翘楚。1917年7月14日，黄楚九特意挑选了三十年前到临上海滩的日子，他的倾情之作“大世界”游乐场揭幕，睥睨云天的塔楼建筑，见证了穷小子华丽蜕变为大富翁的传奇经历。

金融乃百业之首，脑瓜里装着奇思妙想的黄楚九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领地。他寻思着，新办的这家银行一定要与别家不同，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精耕市场，细分人群，呈现差异化服务。说了算，定了干，1921年8月10日，吹吹打打声中，上海日夜银行在“大世界”东北角爱多亚路（今西藏南路宁海东路）闪亮登场。开业广告做得不拘一格：“24小时昼夜营业，恣意金额均可开户，不问行业，童叟无欺。”

怎么个“恣意金额”“童叟无欺”？黄楚九使唤小儿子去八仙桥招募了几位小伙伴，每人发给一元钱，关照他们到日夜银行开户存入，过一会儿再取出，就这般存存取取，兜兜转转，场面忙得不可开交。黄老板自导自演的这幕活剧，套路蛮深，效果却立竿见影，日夜银行“小屁孩也接待、一元钱亦受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方圆十里，储户纷至沓来，而“大世界”川流不息的游客更是一股潜在资源，大把钞票“麦克麦克”（上海话中“很多很多”之意）地搬进了柜台。

与日夜银行相得益彰的是黄楚九在“大世界”游乐场底层招商引进的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那个年头，证券交易所盛极一时，黄楚九“白天更懂夜的黑”，别出心裁地邀人开设了一家专门在晚间营业的交易所，吸引那部分白天没有时间参与投资的客户，晚上前来试试赢取财富。日夜银行的“配套出笼”，不仅解决了银行打烊早形成的时间差，而且交易所里每一笔买卖的收付事宜，都可以由该银行代理。24小时全天候敞开大门，资金结算无缝衔接，银行、交易所和“大世界”融为一体，三方互动，三方得益，连锁生意愈发红火，令人对黄楚九的“小九九”不得不击节赞叹。

手捧一副好牌，黄楚九打得顺风顺水。拥有“大世界”这块有口皆碑的“金字招牌”，如何将其“溢出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黄老板胸中自有韬略。于是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在游乐场内部辟出一家日夜银行储蓄部，推行“券利并给”的促销手段。即对于一次存入100元以上的储户，存款到期除了给付较之其他银行略高的利息，另外赠送“大世界”入场券若干，还可享用半价出租的“纯铜坚固新式保管箱”。入场券本是有价物，“大世界”门口很多摊贩“黄牛”当场予以收购，这种变相增利的方式，无疑让芸芸众生喜出望外。“肥水不流外人田”，漂浮在“大世界”内外的游资全都流入日夜银行的口袋。自开业至当年底，不足5个月，这家新开银行手到擒拿8.6万银元的净利润，股东个个心满意足。黄老板的一连串商业妙招，差不多可以写进经典营销案例教科书了。

面对日夜银行的存款如潮水般涌来，黄楚九萌生更大的企图。他雄心勃勃，豪掷巨资购下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等租界地块10余亩，势如破竹地建起180余幢楼房，又在浙江路宁波路建造3层店面房，打算撸起袖子在房地产“蓝海”劈波斩浪，大干一票。这还不过瘾，黄楚九的金库好似安装了永不停歇的旋转门，一口气再造浴德池、温泉浴室、萝春阁茶馆、黄隆泰茶叶店、九福堂笺扇庄、九福南货店、麦司凯糖果店、福昌烟公司、大昌烟厂等大小100多家商户企业，众商聚为市，烟火起成村，俨然是一个自带社区的超级商业广场。

正当黄老板踌躇满志之时，一场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猛烈袭来，申城百业萧条，家家鬼哭狼嚎。他旗下的一揽子生意每况愈下，房地产投机惨遭“滑铁卢”，资金周转失灵，加之竞争对手施发暗箭，企业“内鬼”釜底抽薪，内外交困，日暮途穷，黄楚九忧虑成疾，一命呜呼！日夜银行随即宣布倒闭清算，广大储户血本无归，而对其产业觊觎已久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则乘人之危，把“大世界”抢夺到自己的名下。

（选自《档案春秋》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