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魏南枝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抗议游行与社会骚乱在西方多国蔓延、经济衰退与大面积失业、粮食危机与人道主义危机、大国竞争激化和多边机制的困顿……各种不确定性的叠加在强化世界的脆弱性，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性拐点”，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百年前的1918年大流感、“一战”、1929年经济大危机等人类灾难。

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早已进入一个“去中心化”进程。冷战后形成的美式世界体系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特征，即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周围、其他国家或地区均属于“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今天，世界的“去中心化”主要体现为如下双重进程：其一，世界体系正在从“中心-边缘”结构慢慢向网络状结构发展;其二，国际秩序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双重“去中心化”进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政治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这些博弈已经让世界陷入失序的漩涡，亟待一场危机或新的革命来催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通过新的权力平衡和角色分配使世界走出困境。新冠疫情就是这么一场危机，它正在不断加速世界的“去中心化”进程。但“去中心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满了矛盾、反复和剧烈冲突，甚至可能使人类社会再度卷入巨大灾难。

世界的“去中心化”：从互洽到冲突

“（避免灾难性局面）唯一可选的途径，是由有组织的强制力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范围的国际秩序” [1]，这是波兰尼在“二战”行将结束时提出的解决方案。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形式上似乎符合波兰尼所构想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却仍是由强权国家主导国际秩序模式的继续。

“二战”后，美国通过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七国集团等，在西方世界行使了“类世界政府”职能数十年。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跨国资本力量（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共同推动了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冷战结束后，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前所未有地打破，世界各地都卷入了美式世界体系所力推的经济全球化网络，美国也实现了对全球的干预，雄心勃勃地要建立起由其主导的全球共同体。美国的世界领导者角色有利于实现其“山巅之城”的政治神学使命，世界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世界金融市场的“超国家化”发展证明了跨国资本的能量也在迅速膨胀，一个美国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利益双赢的格局似乎已经实现。

但引发危机的能量往往早已在表面风和日丽的“繁荣”时期积聚下来。与经济全球化同期发生的是，美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全面控制着美国的社会再生产，产业空心化问题不断加剧。在苏联这一安全威胁消失的同时，美国也失去了改善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动力，资本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劳资失衡日益恶化。为了让其他国家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不断开放本国市场，在成为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体的同时，制度性的鼓励超前消费正在不断透支美国经济的未来。以其军事霸权支撑的地缘战略为基础，美国利用在20世纪70年代就逐渐形成的对全球石油、粮食等基础性资源品的控制能力，塑造了以美元为枢纽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但同时也形成了结构性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产业链条和分配体系。

如果说英国向美国进行产业转移使得美国超越了英国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那么，“二战”之后的数次产业大转移也不断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20世纪50年代后對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实施的产业大转移使其成为“世界工厂”;20世纪60年代日本向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产业转移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并使部分拉美国家成为“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着美国、欧洲、日本等都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美国的军事霸权是跨国资本力量的天然同盟

虽然G7集团在美国的主导下往往“发出同一个声音”并掌控着全球话语权，但美式世界体系已经从“中心”向“边缘”进行了巨大扩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从“中心”区域向“边缘”蔓延的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式世界体系下全球经济产业链条和分配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的产物。“形势比人强”，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替代七国集团（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

虽然美国仍然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占据全球治理体系的强势地位，例如奥巴马时期倡导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高标准”为名把控世界体系的标准制定权;特朗普政府在“退群”的同时推动建立“全球贸易新格局”，旨在实现美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制定全球规则。但是，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已经在持续减退。而且美国和欧洲的产业结构相似性多过互补性，相互之间有着高度的竞争关系，因此难以内部协调一致，遏制或打击新兴经济体国家。结果，G7集团在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占比仅为45.77%，与1992年的68%相比已经相差甚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金砖五国”（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新的区域合作、区域组织和全球性非西方集团的兴起，表明世界体系正在从“中心-边缘”结构慢慢向网络状结构发展。

世界体系正在从“中心 - 边缘”结构慢慢向网络状结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全球战略重点大相径庭，但他们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加强美国国家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之间的结盟。原因在于，美式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是第二重“去中心化”趋势的结果。第二重“去中心化”是指国际秩序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极端组织等非国家性质主体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这种主体日益多元化趋势的最重要推动力是跨国资本力量的日益膨胀，例如有“经济联合国”和“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达沃斯论坛的主体就是跨国公司。[2]

资本天然地追求最高利润、最低成本和最少监管，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生产贸易的网络与边界，并通过垄断新市场攫取超额利润。因此，在产业链条不断向世界各国各地区延伸、新技术革命使得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跨国资本至少在经济生产和贸易层面，将产业相继向世界各地转移，全球生产体系出现混合型多层次分工的结构。这种产业大转移客观上推动了技术转移，使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向全球产业链条的中高端进军。

世人往往聚焦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却选择性地遗忘了跨国资本力量已经从国际秩序的“边缘”走向“中心”，华盛顿共识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金融资本。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的入围门槛已经超过很多国家的GDP。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在世界范围建立起独立于主权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与此同时，金融资本逐渐从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者，变为依靠自身交易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自赢利者”，也就是成为一个巨大的食利集团。[3]

随着资本自由度的上升和盈利性的增强，资本的全球性和跨国化的空间逐利性使资源在全球不断地重新配置，包括美国在内的主权政治国家的能力正在被跨国资本的力量所局限。[4]从奥巴马积极号召美国制造业回流，到特朗普的“美国制造业回归”，都可看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剧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间竞争。

如果说跨国资本和试图建立“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民主帝国”的美国推动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使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全球性企业得以逐渐摆脱各国政府与社会控制，并且正在推动着美式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网络状结构发展;那么，第二重“去中心化”进程则说明，随着跨国资本的权力的持续膨胀，全球性资本主义和美国的主权国家利益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不互洽，甚至存在着利益冲突。

霸权的危机：内部分裂与权力分岔

当然，资本主义——哪怕是全球性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连成一体的时候才能获胜，因为迄今为止只有政治国家具有在其领土范围内使用暴力的正当性地位。[5]美国的军事霸权更使其政治权力的触角可以向世界各国延伸，这对于保障资本的安全、维持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维护资本攫取高额利润和实现资本积累，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的军事霸权成为军工复合体和跨国资本力量的天然同盟。

与此同时，美国与跨国资本的利益联盟还体现于美国的金融霸权：美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制定者、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建立者、占据全球价值链条的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攫取超额利润的获利者、巨额国际投资净收益的受益者。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利用其金融霸权在全世界“剪羊毛”。例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把私人债务“国家化”来化解私人债务风险，然后把美国的债务“国际化”，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承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最终导致欧洲各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东亚国家陷入输入型经济危机。

这些对内对外轉嫁危机的做法，无疑造成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的内部分裂。从美国国内的维度看，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性下降，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公共伦理精神的缺失让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的“新阶级社会”，制约着美国自身长期竞争力的提升。[6]

从美国试图建立的全球性资本主义民主帝国的维度看，苏联这一共同安全威胁的消失意味着美国自身利益、体系利益和该体系内其他成员国家的利益不再高度相关;抵制多边合作、强调“美国优先”、采用差异化同盟外交的特朗普政府，更是让以欧洲为代表的盟国越来越对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失去信心。此外，当前世界体系的网络状结构发展趋向，使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交融的局面;而新兴国家市场体量的扩大，则意味着各国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降低。权力不是一种单向作用力（force），而是一种双向性关系（relation），因此美国越是对体系内其他国家采用单向的“支配”，就越会破坏全球性资本主义民主帝国的“彼此认同的基础”。

与此同时，自21世纪初以来，跨国资本的全球逐利性推动着全球资本和生产力不断朝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不再能完全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由此出现了美国绝对的军事霸权和相对的经济霸权之间的分岔。该分岔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主权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利益二者实现互洽的基础性条件：一是政治国家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保障资本实现其逐利需求;二是政治国家有能力持续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的不断积累提供动力。[7]

首先受到威胁的是第二个基础性条件，即美国自身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难以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的不断积累提供动力，此次疫情危机暴发后世界经济的走向也证明了这一点：2020年前5个月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前4位分别为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这表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在下降。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条因疫情危机而发生多处梗阻甚至断裂之际，中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助推中国在2020年4月重回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金融资本全面控制美国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恶果早已成为美国经济的痼疾，美国经济结构的“脱实向虚”实际上导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不断被削弱。尽管美国保持了在大部分尖端科技和尖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但产业空心化问题仍在继续。美国在长达44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对外贸易逆差，大量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例如缺乏防疫物资成为此次美国疫情防控的短板之一。

与2018年相比，2019年美国的GDP只增长了0.85万亿美元，而美债增长力度却超过了1万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经济是建立在庞大债务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债务基础上的经济运行，又建立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或者说美国的金融霸权之上。此外，美国的净私人财富在持续上升，而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却在持续膨胀，这说明公共财富为负;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显著下滑，资本收入在高收入人群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迅速上升，而特朗普税改后的所得税累进性却大幅下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家庭收入分配变化的预测》，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因联邦税收和转移支付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表明美国的财富再分配是一个“劫贫济富”的过程;种族不平等与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红州和蓝州、大都会地区和其他区域之间因为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同而相互区隔、差异拉大，使美国呈现多维度的社会分裂……

新冠疫情危机暴发前，高涨的美股市场就已经泡沫化严重。2019年美国企业利润较上一年度为零增长，而企业通过大举借债大量回购股票、推高股价，不仅使美股盈利难以达到预期，更加剧了企业债问题。疫情危机暴发后，美国股市一度因此发生过四次熔断。累计资金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的四轮纾困措施，以及美联储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虽然在短期内拯救了美股市场，实际上却是在滥用金融霸权地位来稳定美国金融和美国社会，无异于再次向世界转嫁危机。

建立在庞大债务基础上的美国经济运行，又是以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为前提的

然而，此次向世界转嫁危机并未有效提振美国的实体经济，但美国股市表现和新冠疫情之间关联度之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与美国自身经济基本面的关联度，已经远远低于其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关联度。可是，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却与美国自身经济基本面紧密相关。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周，新冠疫情再度抬头，数千万劳动力依靠失业救济勉强维持生存，上千万美国人需要食物救助才能解决温饱——美国由此陷入“抗议-抗疫-失业-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美国仍在继续对与高科技相关的中国企业、机构甚至个人进行“封杀”：针对华为修改出口管制法规中的“直接产品规则”、全面封锁华为的芯片供应链;以所谓“涉军”和“人权”为由，将中国相关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个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之所以如此执着，当然是因为大国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安全战略的重心;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战略界和精英层，也已经是跨越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共识。如果联系到美国的政治国家利益与资本利益保持互洽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政治国家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保障资本实现其逐利需求，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要保持其军事霸权，必须以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的绝对领先（即科技霸权）为基础。如果中国只是廉价商品的制造中心，政治上采用美国制定的模式、经济上为美国做工业配套、安全上依赖美国保障，哪怕工业产值远超美国也不会引起外部反制。但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整体高科技发展和高端制造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向技术强国“升级”。

美国要保持其军事霸权，必须以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的绝对领先为基础

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中国已经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垄断和围堵。例如华为掌握了5G的核心技术，而5G很可能是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在美国看来有助于中国赢得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主导权;同时，华为拒绝上市，这种企业文化抵制了美国与跨国金融资本联手对其进行操控的可能。对此，美国当然要充分利用其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制造材料相关技术方面的国际垄断地位来扼杀华为。

更重要的是，华为背后是庞大、完备、复杂和实际生产能力强大的中国工业体系。而美国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虽然超过中国，但从科技创新到实现工业生产之间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因长期以来的产业空心化而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美国动用国家意志和力量封锁中国攀爬高科技高峰的根本动力在于，只有牢固捍衛美国的科技霸权，才能确保美国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保障资本实现逐利需求，才能不激化政治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避免因内部分裂与权力分岔引爆美国霸权的危机。

不确定的未来：多重博弈加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式世界体系的“去中心化”进程就已经为世人所知，美国霸权体系的内部分裂与权力分岔也开始让霸权陷入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去中心化”进程将会加快速度，也将导致下述多重博弈的进一步激化：

首先，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会加剧。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主权国家和跨国资本之间的“公-私”关系，主权国家对资本的监管能力和意愿都趋于衰减，经济主权被经济全球化所削弱。疫情危机让世界多国深切体会到经济主权受限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例如特朗普表示“趁着疫情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马克龙也主张在新冠疫情危机解除之后重建“法国和欧盟的主权”。

但是，各国试图加强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为，势必会激化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正因为资本从美国市场获得的回报率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才有了跨国金融资本将消费资料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8]为了尽快走出疫情危机，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得不为流动资本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如此一来，流动资本必然会向这些国家强行规定帮助其获得权力的条件，通过某些迂回的机制，例如操纵选举、组织慈善活动等，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或操控。[9]

其次，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会加剧。美国目前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问题背后的一根主线，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较量。实际上特朗普的当选和特朗普政府的诸多议程设置背后，都体现出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独大的某种反弹。但是，特朗普也深受美国金融市场运作的影响，因为金融市场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各项公共政策，也决定了美国民众的私人财富水平，进而会直接影响其支持率和连任可能性。

新冠疫情危机使这两种资本的矛盾进一步凸显，2020年美国大选某种意义上不再以“精英-民粹”“建制-反建制”的区隔为最显著特征，而是美国“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路线之争的集中体现。如果说特朗普代表着爱国主义（孤立主义），那么拜登就被视为全球主义者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因为拜登认为：“我们将坚定地恢复世界秩序——这是美国的责任！”

再次，中国与境外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加剧。资本的本能是逐利性，为了逐利就具有当然的排他性。中国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以美国资本为代表的境外资本既被中国市场所吸引，又不满于中国企业占据中国国内市场能力的迅速成长。中国的内外资待遇趋于一致化，又使得外资基于各种外商优惠政策而长期享有的高盈利性的能力和预期都在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既是重要的资本流入地，也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迅速增强，不断冲击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权和定价权。不难预见，未来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长臂管辖处置中国企业的案例会激增。

最后，大国竞争会日益激烈甚至残酷。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不能指望靠经济依存关系避免冲突，虽然美国霸权遭遇危机，但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遏制中国都不会停息。因为既然内部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美国就只能诉诸外因或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来转移国内矛盾。自2019年开始，民主党和共和黨在竞选活动中都将中国作为抨击对象，都试图将对方党派描绘成“对中国友好”的软弱者，就印证了这一点。

今后，美国势必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中国内部和周边地区的局势复杂化和混乱化，推动其他国家与中国发生各种双边或多边争端。各国受困乃至受害于这种混乱秩序之时，对建立或者维护某种秩序就会存在共同需求或共同利益。这时候，美国通过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各国的安全利益保护者，对抗中国的新“霸权”地位，就有可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也许，这才是美国精英层所共同认可的维护美国霸权之道。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制度反思研究”（18BGJ061）的阶段性成果。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 黄平：《中国、世界与新天下观》，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3] 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4]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354.

[5] Fernand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4～65.

[6] Earl Wysong， Robert Perrucci & David Wright， The New Class Society：
Goodbye American Dre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7]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8] 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9]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ollier， 1961， pp.247～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