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与热情

任明

眼前这本以“倒叙”方式展开的“电视剧笔记”《凛冬将至》，将二○○二年至二○二○年的十八年光阴分作“四季”，以“第四季”打头，开篇正是我们刚刚送走的二○二○年春节假期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虽然冬日里的禁足现在回想已经恍如隔世，但毛尖的文笔具有“场景再现”的魔力：“口罩是早就没有了，双黄连的位置上，站着不服气的牛黄解毒丸和京都念慈庵。”疫情期间的各种药物，确实不仅具有拟人化的潜力，更不乏被“神化”的资质。“一个特别寂静仿佛刚刚完工的中国”，也不仅是摄像机镜头刚刚发现的宝藏，也值得被毛尖的文字加以保存（《一口气把话说完》）。然而，毛尖文笔的活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对情境的描摹能力上，更体现在对事物的美学本质的敏感与区分上。譬如对米兰达这位有点“花痴”的大号“英伦女郎”，毛尖如此分析她为何“满嘴跑火车”却总是能被观众和当事者原谅：“荧幕上的这些果冻女，看着就像这些年越来越普及的世界名画中那些拥有丰乳肥臀的仙后、仙女和小仙子，她们全裸的身体当然只关乎鸿蒙初辟的议题，不会涉及任何下流的念头。所以，从荧幕深处款款挪出来的胖女郎，她们的重口就像丘比特的射击一样，是一种淘气。”（《胖女郎的福利》）

淘气，是一种本性天然的与他人互动的渴求。在不同性质上，我感觉毛尖的这本电视剧笔记，也具有这种坦荡自然的态度—她二十年看剧、四十年读书看电影的资历，为这种态度奠定了专业水准。毛尖看剧，并非是受什么理论框架所指引，或束缚;她是作为影像爱好者，直观地写下自己的感受与喜好;她的表达能力，使得这种感受与喜好，无论对创作者来说，还是对观众来说，都弥足珍贵。对影视作品创作者来说，他们可以从毛尖这里，获得对观众观剧感受的最敏锐的描述，外加一位拥有文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善意建议与指引;对观众来说，毛尖替我们说出了那些我们感受到却说不出来的失望与不满，简直是善莫大焉。譬如，对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的荒诞人物与情节，这些年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网络语言“雷”来表达，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近乎“返祖”的语言倾向;毛尖以活色生香的文笔，在网络语言的丛林中，重新为我们召唤回共同的文化记忆：“短短一分钟，我看到霍元甲看到李莫愁，我看到降龙十八掌看到九阴白骨爪，我看到铁臂阿童木看到金刚、蝙蝠侠，白话文根本无法表达我的震惊，我想起《蜀道难》的开头：‘噫吁嚱！”（《抗日不用奇侠》）

她的行文是爽快而毫无保留的，恰如一位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的电视剧观察员。然而，撇开电视剧不谈，她的那些评论，即便就当下整体的影视剧创作倾向来说，也是精准与精到的。以爽快利落的文字，既关注细节，也关注整体的文艺生态与道德处境，这是从“文艺青年”成长为“文艺中年”的毛尖的本色，也是她在中国文艺批评界独到的价值所在。

偶像派与负能量

早在流量明星引起业界与评论界争议前，毛尖就已经注意到毫无演技的偶像派对中国电视剧生态的破坏。在二○一四年一篇评论《北平无战事》的文章中，她直截了当地写道：偶像派绝对是此剧的负能量。在《琅琊榜》最火的时候，她敢于说：“我看过来看过去，梅长苏的智识也就那么回事，到底是什么？脸蛋吧。”她指出偶像演技的核心问题是“没有等级差”。很明显，“等级差”这一说法比所谓“表演层次”更加戳心，更能令新生代“醍醐灌顶”;对实在无演技、无药可救的“小鲜肉”，她能畅想出一种颇具喜感的“未来”：“假以时日，表情包演技也能脱胎换骨成京剧那样的流派。”（《少帅和表情包的未来》）表达对新版《红楼梦》的失望，她会直率地说：“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重申，我们其实对新版《红楼梦》没什么要求，除了，姿色。”我没看过新版《红楼梦》，但“姿色”无疑是古典题材电视剧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美学概念。

虽然电视剧人人会看，但直言不讳的热情与勇气，却未必人人都有，甚至可以说，很少有人具有。对一些媒体谬赞的电视剧，譬如“传递正能量”、让观众看到了“新人类的成长”的《小爸爸》，毛尖指出此剧没过几集，就暴露了中国电视剧的一大致命缺陷：只要是主人公，再屌丝也是万千宠爱集一身，“而且全世界都学会让着中国影视剧里的屌丝了。文章狗屁一席话能让美国法官集体起立为他鼓掌，类似《中国合伙人》里新东方三剑客把美国人说得站起来，《温州一家人》中殷桃一席话把欧洲人说得站起来。”几行字，辛辣归辛辣，却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中学生水平的一点点温情主义能让帝国主义的老狐狸们眼泛泪光……”（《要啥没啥的小爸爸》）现在想想，类似电视剧中所表现的这种意淫，我们还真不少。

虽然在最近一次访谈中，采访者说毛尖在二十一世纪最好的革命历史剧里看到了“中国人、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的“合围”。“中国”是毛尖表示赞美的最高级（《毛尖谈电视剧：永远焦渴，永不了断》，澎湃新闻，2020年6月14日），但她并不忽略英、美、日、韩剧的亮点与好处。对国内方兴未艾的“霸道总裁”这一人设，她指出霸道总裁的英伦鼻祖“达西先生”，一路从《傲慢与偏见》走到《唐顿庄园》，“虽然性别和性格可以各种变化，行为举止从来都是有教养的轮廓”，但“总裁”们进入我们的影视剧之后，“他们的人设表现就一个词：锦鲤”。日韩影视剧作为“国家营销”工具，正在将其生活与文化推销给全世界：“他们的主人公玩的都是自家地方，吃的都是自家餐馆，而且吃得真香，三下五除二吃完，吃完还说声下次還要来吃。可瞧瞧我们，我们谈个恋爱要跑北海道，中国餐馆里，还没吃上先打上，而恋人吃饭一般都西餐化，因为红烧肉不如牛排好看。”是的，同样是偶像剧，同样有着各种华而不实与弊端，英美日韩的偶像剧成功地推出了各自的文化及青春效应，而我们的电视剧人物，往往连本国观众也难以说服。中国电视剧庞大的、惯性观剧的基底，在互联网视频的侵蚀之下，显然正处于加速流失之中。

只有编剧相信

对于大热的《长安十二时辰》和《九州缥缈录》，毛尖的文字似乎已足以揭示问题所在—略带夸张的比喻与比较，无疑也增强了说服力与效果：剃头匠女儿的妆容和话语比顶层子弟更斯文，地下社会的统治者非常奥赛罗，最低价的妓女有着最高级的志趣，将军的女儿倒混混似的—“往好里说这是长安的抖音状态，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部因为终点暧昧引发视角混乱、剪辑混乱、价值观混乱的剧”，“奇幻确实也蛮奇幻，大家来自九州三川，为了验证共同的情种身份，走进了剧组”。还有谁能将一部作品的问题及其根源，表述得更简要而形象呢？在这种伶牙俐齿背后，是她寄予热望后的失望，也是對国产影视剧创作日趋跟风与肤浅，却沾沾自喜的痛惜。

“讽刺”是毛尖最常用的修辞方式，这使得她的短文妙趣横生，常常从题目就开始“活蹦乱跳”。譬如评论对原著做了较大改动的《风和日丽》，题目为“只有编剧相信”;对那部风靡大江南北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题目为“一生一世就足够”;《欢乐颂》，题目应为“一曲金钱颂”—“编导全身心地歌颂有钱”。并且对其滥用“画外音”的套路与手段进行了分析：有钱就是“动人”、是“率真”、是“仗义”，有钱就有“欢乐”、有“爱情”、有“朋友”;“别的不说，剧中，四个姑娘之间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靠两位精英女的人脉和金钱达成……”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小时代》，这些作品似乎都在宣扬同一种友谊与梦想。在某种程度上，“拜金”与“无脑”也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并且二者目前都有日渐被“萌化”、被“美好化”的倾向。毛尖笔下对“天真烂漫”的讽刺，由是显得更加可贵：“中国的电视剧观众显然是全球进阶最快、阅历最广的，但是我们的电视剧主人公却从来不受岁月侵蚀，不仅保持天真，而且越来越烂漫，这是最近看《武神赵子龙》的体会。”

除了毛尖，还有谁能这么爽快利落地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毛尖的文章虽然短小精悍而好读，但并非对读者没有要求。她的影评要求读者有一定的看片量，以及对电影史与明星的知识，她的剧评则要求创作者与观众具有一颗热爱大众文化、尊重生活逻辑的心—我的阅读感受是：毛尖的（一部分）影评倾向于向读者普及冷门或趣味横生的电影史知识，其剧评却是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对编导及演员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表示不满。她或许也有以偏概全的时刻，或许也有为了戏剧性效果而不免夸张的时刻，然而令同行佩服的是其敏锐的感受与判断力。二○一二年在奥运会期间看国产电视剧，她忍不住发出“前者专业，后者不专业”的感慨，她给出的理由很难被反驳：“说到底，电视剧就是生活，而每一个观众，都是一个专业生活者。”（《〈浮沉〉之浮》）虽然很难算得上是“电视剧观众”，但这句话让我感到“心头嘹亮”。

硬现实主义

虽然对东西方的文艺作品都浸淫已久，作为“七○后”，作为受共和国文艺潜移默化影响颇深的毛尖，对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乃至共和国叙事是充满期待的。借二○一五年登上荧屏的《平凡的世界》，她呼唤影视创作的“硬现实主义”，并且为其下了定义，“这种硬现实主义的表现，在电视剧中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路线政策被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重新呼唤“硬现实主义”》）这听起来很不“自由”，但却是我们必须要正视与重视的现实。也许正是出于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这种认知，毛尖痛感当下影视剧作品的言之无物与浮浅，指出一些电视剧要靠观众以自身的存在与想象对剧情内容与人物进行“填充”，才能获得存在价值：“这真是影视剧的好时代。……观众用现实境遇充填平庸的剧情，使得靠颜值吃饭的影视剧也能变身时代寓言。如果影视剧够聪明，我们在这个时代中付出的情感代价，全部可以拿去用来升值它的政治面值。”所谓“聪明”，当然是一种讽刺，讽刺很多作品既没有生活，也没有情感，更没有理想。为了总也看不到的进步，毛尖在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但是，不要在直播平台理解美人的概念吧，也去看看古希腊戏剧照耀下的命运高峰，看看莎剧影响下的时代悍将，心头装了《盗御马》《战长沙》，九州才能成为维斯特洛。”《盗御马》和《战长沙》，分别是讲述清朝草莽与三国将士命运的传统京剧—毛尖所希冀的，并非是以希腊悲剧或是莎士比亚为圭臬。

在《又来白相上海男人》一文中，毛尖谈了近年来电视剧中上海男人形象的改变。然而不论是被塑造成沉稳坚定的地下党员，还是赛过福尔摩斯的“至尊宝”，这些新的荧屏形象，令毛尖感受到“新一轮白相上海人的开始”：“上海男人好像是以新形象站在了历史前沿，但骨子里却被塑造成了卖腐线人。而这种腐，失去了早年的先锋性，如今就剩下装饰性。就像苍白的崔中石在《北平无战事》的大批名角中一个人获得了说方言的权利，看上去牛逼，其实是大家白相上海闲话。”需要对上海男人被符号化、被消费化表示不满吗？毛尖表示并不—这是“文化资本”的一种体现，虽然她并不会采用这么布尔迪厄的表达。然而，在这篇谈上海男人、谈城市文化的短文中，细心阅读的话，仍然能读出她对当下电视剧创作缺少精神引领力的失望。

最爱哪一个？

在《最爱哪一个？》这篇评《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文章中，毛尖显示了她作为剧评人，对演员情感投入与表演“技艺”的要求，以及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因为孙红雷和俩女演员都没产生化学反应，所以，关于他到底爱谁，我们既无力从剧情得到答案，也没办法从演员身上获取信号。这是《正道》的遗憾。”故事、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的火花，是戏剧最本质，也是最真实的魅力。因为熟读电影史与文学史，她对大众的趣味颇为了解，指出能在民间引起反响的永远是历史上的“剩余物”，个人身上的“余数”：“嘉靖并不是昏君啊，他懂无为而治，懂君臣共治;严嵩也不全是奸臣，他有苦衷，有承担，心头也放社稷、放家国”（《大明王朝》）。读者与观众喜见伟人及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而不管这“另一面”是否真实存在;这是文艺大有作为之处，也是文艺的危险之处。

她喜欢充满生命力的人物，这从她最爱的美剧是《24小时》和《权力的游戏》中可见一斑。她声称：“我们绝不允许胖马丁弄死二丫，因为我们想一遍遍看她面对死神时说‘Not today。”而精神与物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无所有的杰克·鲍尔永远有力气号召我们‘再活一天。这个，一万季《小时代》也召唤不出这种激情。”这并非“口惠而实不至”，而是“拜金”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只能制造出更多问题。从这一点来说，老练精到的毛尖，又是理想主义的。

同为七十年代生人，读毛尖文字的亲切感，还在于她栩栩如生地以文字保存和重现了那一代的影像记忆：“翁美玲死的消息传到内地的时候，男生都跟鳏夫似的说不出话，女生则集体老了。”（《你真好看》）当“白围巾黑风衣”的周润发出现在地平线那一端时，她形容我们内心的感觉为“惊心动魄”（《再活一天》）—当然惊心动魄，那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为了看得见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却并不能真正感到满足的复杂的人，那是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情深”、什么是“遗憾”的银幕偶像。

就文艺界来说，真希望毛尖这样的写作者能够再多几位。然而作为一位偶尔也写写影评的人，我必须承认，毛尖写影评与剧评的勇气与热情，不是谁都拥有的;纵使有人能够拥有和她差不多的文笔能力，但也很难有那种直言不讳的勇气与热情，还有那些不计较“性价比”投入进去的肉身。《凛冬将至》，是对这一勇气与热情的记录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