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道教音乐现状调查

甘绍成　朱江书

【摘要】本文根据笔者在2007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对成都境内相关地方流传的道乐所做的调查，就成都道教音乐的研究现状、传承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道教音乐；
现状调查；
存在问题；
综合分析

【中图分类号】J6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092-8

成都道教音乐（以下简称成都道乐）也称川西道教音乐，是指流传在四川成都境内道教名山、宫观和各区市县城乡民间道坛中使用的音乐。该音乐历史悠久，其源头可追溯至1800多年以前东汉时出现的五斗米道斋醮科仪音乐。经过历代道士的传承，现已发展为融南北道教经韵之精华，汇名山道观古雅与民间道坛通俗之风，具有浓郁川西地方风格的传统道乐。

一、成都道乐的研究现状

成都道乐的历史悠久，流派纷呈、形式多样、曲目丰富，在中国道教音乐中有其突出的地位与影响。但由于诸多原因，成都境内的道教活动在上个世纪五十至六七十年代，曾一度中断或萧条：道教音乐濒临消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在政府宗教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成都的道教活动开始恢复，道教音乐的天籁之声又回响在川西道教的洞天福地和城乡庭院。1979年以后，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成都道乐开始受到国内外音乐、文化界的关注，其影响也逐渐扩大。1993年以来，随着“祈祷世界和平，护国佑民罗天大醮”大型法会、“全真派建国以来第二次传戒法会”、第一、第二届“中国道教文化节”的举办，以及青城山仙乐团、成都青羊宫道乐团在四川成都的相继成立，成都道乐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不仅在成都及其周边相邻地区广为传播，并且在香港、台湾、东南亚地区和日本、美国都产生了_一定影响。目前，随着人们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加强，成都道乐也受到各级政府宗教、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自2006年以来，成都道乐先后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6月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各级政府的保护。

对于这一文化遗产，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本课题负责人的甘绍成，就曾对境内的青城山和青羊宫道乐进行过考察；
1987年以后，他又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编辑的身份，与其他同仁一道，在成都主城区、龙泉驿区、温江、崇庆、大邑等地作过考察；
后来，因参与其他课题的需要，他又将调查范围扩展到了双流、郫县、新津等地，为后来编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道教音乐部分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而今，时间已过去20余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习俗的变迁，以及人们对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改变，成都道乐在诸多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将如何去保护和利用？都是需要我们通过重新调查并进行综合分析来回答的。

值得说明的是，为完成本课题调查任务，我们在2007年6月至2008年5月期间，曾对成都道乐进行了又一次较为深入的调查。此次调查的重点，主要在成都境内的双流、新津、蒲江、大邑、邛崃、崇州、温江、都江堰、主城区等地进行。调查的对象，大多是在当地道教音乐界有影响的道士，也有个别是与道教音乐有关联的退休教师、文化干部。既有年龄在92岁高龄的老人，也有年龄仅为21岁的青年。我们采用的调查方式，除个别走访、集体座谈、问卷调查外，还在实地对举办的道场活动进行了录音、录像和拍照，并结合查阅文献资料和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力求做到“收集全面，资料翔实，数据准确，避免遗憾”。

由于成都道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就曾在青城山天师洞搜集道教音乐。1984年以来，法中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艺术委员会负责人让·皮埃尔-吉来姆，中国音乐学院何昌林，四川音乐学院甘绍成，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董阳，都江堰市群众艺术馆蒋纯勇，台湾国立艺术学院吕锤宽，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曹本冶，日本京都艺术大学滝本裕造，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吴钊，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韩国汉城大学校韩明熙等学者，分别在青城山、成都青羊宫以及部分辖区考察道教音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编辑部的成立，通过组织和发动本地音乐工作者，开展对四川省民族民间器乐曲和宗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成都道乐的学术研究。

二、成都道乐的传承现状

（一）流派

成都道乐目前仍然保持以往形成的静坛和行坛两大流派格局。其中，静坛派，又称静居派，即全真道派。其道徒称为静坛派道士、静居道士、出家道士和住观道士。他们平时头上挽髻，身穿道服，不结婚，不茹荤腥，住在相对幽静的道观，过着集体且又安闲的宗教生活。该派使用的音乐属于全真道音乐系统，唱诵的经韵以“北韵”为主，演奏的曲牌以细乐为主，掌握的音乐多数为声乐曲，较少是器乐曲，音乐风格古朴、淡雅，宗教气氛浓厚，具有明显的道观色彩。行坛派，又称行居派，即民间火居道派。其道徒统称为行坛派道士、行科道士、火坛道士、火居道士、散居道士、在家道士。他们平日散居家中，可结婚养子，平时与俗人打扮无二，只在替别人做道场时才穿上道服。与静坛派道士相比，他们常过着日夜忙碌，行居不定，替人消灾的道场生活。该派使用的音乐属于民间火居道音乐系统，唱诵的经韵以地方韵为主，演奏的曲牌以大乐为主，掌握的音乐除声乐曲外，还拥有较为丰富的器乐曲，音乐风格粗犷、热烈，具有浓郁的民间道坛色彩。目前，根据教派创始人、使用科书、唱腔风格的不同，成都的行坛派又分为广成、法言、先天、灵宝、正一等道教坛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广成坛。以上两派音乐，我们分别称之为静坛道乐和行坛道乐。

（二）分布

据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成都的静坛道乐，主要分布在成都的都江堰市青城山、成都青羊宫、新津老君山、大邑鹤鸣山等道观；
目前，该派音乐已在原来基础上，将分布地点扩展至成都的彭州葛仙山、丹景山、阳平观、都江堰二王庙、八角庙、崇州上元宫、大邑川王宫，以及成都以外的绵阳、绵竹、江油、什邡、西昌、洪雅、安岳、宜宾等地的道教名山、宫观。

另外，成都的行坛道乐，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分布在成都的主城区、温江、崇庆、灌县（今都江堰市）、大邑、郫县、新津等，而目前，该派音乐除了继续分布在上述地区外，我们还发现了在远离成都主城区的邛崃、蒲江、彭州一带也有行坛道乐的活动，仅在邛崃市境内的牟礼、回龙、永兴、固驿等乡镇，不仅活跃着几支由广成、法言、先天坛派道士自由组成的道教音乐坛班，而且他们还经常往来于与邛崃交界的新津、彭山、大邑、蒲江等地举办道场活动。他们除各自经营着道场业务外，还在继续传承本派音乐。我们从调查中发现，目前成都行坛道教音乐的中心已不再是原来的温江、崇州两地，而是有着深厚道教文化传统的邛崃市。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境内目前仅广成坛道士就有50余人，先天坛道士约20余人，法言坛道士约10人。若加上还未统计到的相关人员，估计整个邛崃市现有行坛派道士约百人。

（三）类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成都道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

1.声乐类型

成都道乐中最有代表性的声乐类型是“韵曲”，是一种歌唱型的声乐曲。其特点是，旋律性强，调式、调性明确，曲调起伏较大，结构独立完整，采用咏唱形式演唱。根据曲调来源和音乐风格的不同，它又分为以下两类：

（1）北韵。是清代分别从湖北武当山、北京白云观先后传人成都境内全真道观中一种通用的韵曲。它的曲调风格古朴，行腔自然，不尚华彩，主要在成都的静坛派道士中流传。据不完全统计，北韵的曲目约有60余首。据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都静坛派中一部分老道士聚集在一起几乎全都能唱；
而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能唱北韵的静坛派道士则更多。其原因，一是由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唱简谱在成都名山、宫观开始普及，二是由于道观通过举办道教经韵培训班等方式，使静坛派道士唱北韵的传统继续保持下去。尽管北韵曲目有60余首之多，但常用的也不外乎40首左右。

（2）南韵。是清代以来在成都行坛派道士中流传的一种地方韵。根据坛派的不同，又分为广成坛经韵（简称“广成韵”）、法言坛经韵、先天坛经韵，灵宝坛经韵等。南韵的曲调风格古雅，行腔细腻，讲究韵味，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该韵除主要在成都行坛派道士中使用外，在静坛派道士中亦有使用，且数量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都流传的地方韵，仅广成韵，其唱词多见于《广成仪制》数百部科书中，统计起来约有200余首（包括同名异词同曲、同名异词异曲、异名异词同曲、异名同词同曲）；
目前，各地仍在使用的大约有几十上百首。

2.器乐类型

主要包括：

（1）笛子曲牌。是一种以笛子为主奏乐器，配以铛子、铰子、二星、引磬、木鱼、堂鼓等打击乐器合奏的器乐曲。据调查，此类曲牌在民国前后用得较多，仅成都主城区行坛派道士使用的就可多达100余首，其数量可以包括过去川剧音乐中使用过的大部分同类曲牌；
而静坛派则较少，曲目仅《小开门》、《柳青娘》、《汉东山》、《朝参》、《南景宫》、《迎送》、《将军令》等。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上两派仍在使用的曲牌仅5至8首。如今，此类曲牌在行坛道乐中已很少使用，而静坛派则仍在使用以往传承下来的《小开门》、《柳青娘》、《汉东山》、《朝参》、《南景宫》、《喜悦调》等。

（2）唢呐曲牌。是一种以吹管乐器唢呐为主奏乐器，配以大锣、小锣、马锣、大钹、板鼓、堂鼓等打击乐器合奏的器乐曲。据调查，此类曲牌的使用与笛子曲牌相类似，其曲目既有属于单牌体的《懒画眉》、《锦堂月》、《画眉序》等，合计约100余首；
也有属于套牌体的《粉蝶儿》、《醉花阴》、《拾牌名》、《大环柱》（简称“粉、醉、拾、柱”）等曲目。而今，目前各地能够演奏此类曲牌的行坛派道士往往因地而异，保留较多的地方如邛崃市牟礼、回龙等乡镇的一部分行坛派道士，他们还能演奏《折五枝》、《急三枪》、《人有缘》近50首曲牌；
保留较少的地方如温江、崇州等地行坛派道士还能演奏其中20首左右。

（3）锣鼓牌子。是一种由大锣、小锣、马锣、大钹、板鼓、堂鼓等打击乐器合奏的器乐曲。据调查，此类曲牌的使用亦与笛子曲牌相类似，其曲目数量共计约100余首。既有属于单牌体的《起幕锣鼓》、《长槌》、《鬼挑担》等；
也有属于套牌体的牌鼓类曲牌如《一封书》、《老牌鼓》、《三五七》等。如今，目前各地能够演奏此类曲牌的行坛派道士，其情况大抵与唢呐曲牌的演奏相似，保留较好的地方仍是邛崃市牟礼、回龙等乡镇的一部分行坛派道士，他们还能演奏《闹八仙》、《风摆柳》、《飞梆子》近30首曲牌。保留较少的地方如温江、崇州等地行坛派道士还能演奏20余首。

（4）管弦乐。是一种由箫、笙、二胡、中胡、琵琶、扬琴、古筝、中阮、大阮、铙钹、渔鼓、大堂鼓、编钟等乐器合奏的器乐曲。据调查，这是本世纪初青城山仙乐团、成都青羊宫道乐团成立以来，成都静坛道乐使用的一种钟鼓管弦乐队合奏形式。由于是一种新形式，除个别创作曲目外，目前所使用的曲目大多为加工、改编之作。曲目有《汉东山》、《八卦赞》、《南清宫》近15首。

至于器乐类型中所属的胡琴曲牌、铛铰牌子和法器牌子，因过去本身使用的曲目就少，目前使用的情况大抵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使用的情况相似，兹不赘述。

（四）谱式

清代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都的静坛派道士一直使用“当请谱”作为学习经韵的谱式；
1993年，为了培养四川各道教官观青年道士参加在北京白云观举办的大型法会，四川省道教协会遂聘请四川音乐学院教师甘绍成等人，在青城山举办音乐培训班，指导道士学习简谱。从此，成都的静坛派道士便在原“当请谱”基础上，采用简谱这一谱式学习经韵。此后，随着各道乐团的成立，该派道士在道乐训练中则更加广泛地使用该谱式。

另外，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都的行坛派道士一直采用的是“工尺谱”、“锣鼓谱”、“符号谱”以及口念“郎当谱”作为学习道教经韵和乐器演奏的谱式，并一直保留至今。

（五）组织

1.静坛派方面。由于该派道士通常在一个道观出家参与本庙的宗教生活，因而，各道观均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道乐组织。据我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见到的情况看，在当时成都境内的各道观，均有一支由经忏道士组成的坛班，有的坛班9至11人，有的坛班7至9人，有的则更少。如做大法事，其人数还可增加。坛班分别由1名高功、2名班首、数位经师担任，其任务主要是应酬本庙的法事活动，有时也应邀去其他道观做道场。目前，这样的组织结构仍然在上述道观继续保持，这可以说是成都全真道观中传统的静坛道乐组织。

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该派又相继成立了具有现代文艺团体管理模式的“青城山仙乐团”和“成都青羊宫道乐团”，其乐团成员分别由1位团长、1至2位副团长、若干位团员组成。随着道教乐团的建立，各道观都分别拿出一部分资金从本地音乐界借用或聘请师资，一方面鼓励青年道士积极学习民族乐器演奏，一方面提供专门时间让道士参加排练活动，还从外庙吸收部分道士参加道教乐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本地都江堰市青城山、成都青羊宫等道观已明显收到成效。自2004年以来，他们先后参加了在广州市星海音乐厅举办的“第五届道教音乐汇演”，在成都举办的第一、第二届“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在澳门举办的“2006中国道教文化推广周”，在台湾举办的“蓬莱仙韵颂太平——海峡两岸道教音乐会”，在香港举办的“第七届道教音乐汇演”等。

2.行坛派方面。该派道士一般无道观，平日穿梭于城乡间，专替丧家做道场，闲暇时，常聚合于附近小庙及茶馆招揽生意，既没有加入道教协会组织，也不过集体宗教生活，其活动相对灵活、自由。为了应酬民间道场，他们往往在掌坛师召集下，临时组成一个坛班。至于坛班人数，往往视道场规模而定，大的有20余人，小的有3至5人，甚至更少。其分工与静坛派组织相似，仍有高功、班首和乐师之分。只是与静坛派不同的是，行坛道乐中的每个坛班可聚可散，组合灵活，人人平等，即便人手不够时，也可以通过相互间客串来完成角色交替。根据各自的技艺，每个道士都可以轮流担任高功、班首和乐师，不像静坛派道士，所有分工都相对固定。此种情况，目前在我们所调查的多个区县仍然如此。

（六）技艺

在道场技艺方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无论静坛派和行坛派，他们在此方面均发生了变化。

1，静坛派方面。据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青城山常道观、上清官、成都青羊宫、新津老君山等，尽管有江至霖、刘理钊、张圆堂、刘明厚、童南荣、杨光华、曾翠云、曾小坤等老道士和老居士，以及20几位刚刚入道不久的年轻道士，能勉强对付早晚功课和部分道教科仪的演礼，但由于是在“文革”十年后，道教刚刚处于恢复阶段，因而他们在演唱、演奏和演礼方面，还显得较为生疏。如今，随着2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初以来，该派除了在人才数量上得到明显改观外，他们的道场技艺却有了明显提高，不仅更熟练地掌握了老道士传承下来的道场技艺，而且还在原来只会演奏笛子、铛子、铰子、二星、引磬、碰铃、木鱼、堂鼓等乐器基础上，涌现了一批会演奏笙、二胡、中胡、琵琶、扬琴、古筝、中阮、古琴、编钟等乐器的人才，在道场中大显身手，通过各自的实力参加省内外道教音乐会演出。除此，青城山、成都青羊宫还培养出几位能主持大型法会活动的中青年高功法师。

2.行坛派方面。众所周知，该派道士历来注重道场技艺，坛场上讲究“吹、打、唱、念、扯（拉）、写、做”七艺，对其中能掌握五至七门技艺的“五皮齐道士”、“全挂子道士”通常视为技艺高超的演艺人才。早在民国前后，成都各乡镇都拥有一些代表性人物，仅当时的成都县，就有东门的刘德山、王如山、曾吉山和北门的曾名高、蔡敬之，他们在当时被称作是“吹、打、唱、念、做”皆能的“五皮齐”道士。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行坛派道士开始重操旧业，各地仍有一部分这样的道士。从调查中发现，尽管此类道士在当时多数年事已高，但仍能自如地演礼道教科仪。然而，从现今调查的情况看，此类道士已日渐减少，许多道场技艺也随着“人走艺亡”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无法传承下来。在调查中笔者听说邛崃市牟礼镇老正街董家宅，当地还有一批信教群众为了祈祷一方清静平安，免遭自然灾害侵袭，每年农历二月期间，在会首董大娘或者家人的组织下，通过多方筹款请当地有影响的行坛派道士举办“清醮”法会，大约坚持了十多年。但随着近几十年成都民间传统大型道教斋醮活动习俗的日渐减少，甚至是逐渐地消失，行坛派道士参加做大型道场的机会也就愈来愈少，其道场技艺便日渐生疏，因而多数地方的道士，只能承揽到一天中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结束的所谓“火把道场”，或者从早上8点至晚上10点结束的所谓“连宵道场”。像过去常做的三天、五天道场，甚至七天、九天道场，各地举办的机会已日趋变少或者常年不做，致使现已很少有人能担当其中大型科仪的演礼。

以上情况说明，静坛派道士的技艺正在不断巩固与提高，而行坛派道士的技艺却在进一步退化。

（七）道务

民国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都的静坛派和行坛派道士在承揽道场业务时，各有自己的方式：

1.静坛派方面。该派在承揽道场业务上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可以依靠显耀的道观作标志，富丽堂皇的道教殿堂作窗口，充分利用一年之中轮流举行的庙会活动来吸引信众和香客主动上门求助，随喜功德。道观举办庙会，犹如民间举办音乐节会。通过这一窗口，除了可以展示道教的传统文化外，还可以向人们展演道教音乐。如目前在青城山常道观、上清官、成都青羊宫、新津老君山等道观，每年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分别举办上九会、上元会、邱祖会、老君会、慈航会、祭祖会、玄天会、吕祖会、钟祖会、药王会、夏至会、中元会、太阴会、九皇会、下元会、地母会、青华会、太阳会、冬至节、圆满会、灶王会及子时接驾仪等活动，只不过因道观的不同，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

除了举办上述活动外，为了扩大成都道教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从2004年起，各道观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每2至3年举办一次“道教文化节”，并通过这一活动向人们展示道教音乐、道教武术、道教茶艺、道教文物、道教书画等传统文化。至今，在成都已举办了两届。通过此项活动，必然给成都的道教带来无形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行坛派方面。该派道士过去在招揽生意时，通常利用茶馆作为服务窗口。一旦有了业务，出行方式近者靠步行，远者靠自行车，更远者靠搭乘公共汽车出行；
联系方式主要靠掌坛师传达或者电话座机通知。而今，这一现象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通讯方式的进一步提升，在该派道士中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招揽生意上，多数道士已不再像过去坐在茶馆中等待生意，而是靠所开设的道士花圈纸火铺作店招吸引顾客。如境内的邛崃、新津交界地带的永兴、回龙、牟礼等乡镇就十分普遍，笔者所到之处，能亲眼目睹到当地道士在丧铺门前悬挂道士招牌招揽生意的场景；
在出行方式上，多数道士备有在乡间小路灵活穿行的摩托车作代步工具，甚至有的还添置了小轿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在联系方式上，98%以上的道士都配备了手机，极大地方便了道场业务的开展。这充分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宗教政策的宽松，给成都乡镇道场业带来的繁华景象，可谓现代文明下的另外一道风景线！

（八）功能

据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成都的静坛派与行坛派，其功能主要是开展斋醮活动服务；
至今，除行坛派仍继续保持这一功能外，静坛派随着本世纪“青城山仙乐团”、“成都青羊宫道乐团”的成立，他们还利用道教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道教文化节、道教音乐汇演等活动搭建的平台，在剧场、音乐厅以及互联网向社会进行展演和宣传，让道教音乐这一传统文化，不再仅仅是放置于道教洞天福地伴随道教徒念经拜忏和修斋打醮的宣教工具，而是让其成为既服务于道教科仪活动，又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如成都青羊宫在2004年以后，除发行了由观内经师班录制的《太上玄门日诵早晚功课经》VCD、《玄风遗韵》道乐CD外，还利用观内自办的《青羊官道教文化网》，向群众介绍道教音乐基本知识和提供欣赏平台，为宣传和弘扬道教音乐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成都青羊宫不仅把《青羊宫道教文化网》作为宣传道教文化和道教音乐的窗口，而且还通过该网及放置在观内三清殿前的展板做宣传，明码实价地向信教群众公布青羊宫道观在斋醮科仪服务上的资费标准。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是从未见到过的现象。这反映了当今成都的静坛派，在让道教音乐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地方文化建设发挥作用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

至于在传承上，目前的成都道乐，仍然保持过去沿袭下来的师徒传承、家庭传承和教团传承等方式；
在训练上，仍然包括演唱、演奏、读写和仪礼训练等方式，兹不赘述。

三、成都道乐存在问题及其综合分析

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成都道乐在发展中尚存在以下问题：

（一）道士自然减员严重，道教音乐传承受到影响

与上个世纪80年代了解的情况相比，无论成都的静坛道乐还是行坛道乐，由于客观原因，老年道士自然减员日趋严重。

1.静坛派方面。建国初期，成都静坛道乐界曾经拥有一大批在道教音乐方面很有造诣的老道士。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青城山、成都青羊宫等道观，也仍然有一部分健在的老道士、老居士，如前面提到的江至霖等人，他们在传承全真道经韵音乐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道士均已相继作古，尚健在的也屈指可数。

2.行坛派方面。该派道士自然减员也非常严重，如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成都、温江、崇州、大邑等地采访过的10余位广成坛道士多已作古。今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现象还会继续加快。仅以境内崇州市为例，据当地老道士刘绍金讲，“崇州市行坛派道士过去在民国年间有—二百人，上个世纪80年代有数百人，目前有三四十人”。目前，有影响的老道士除尚有几人还能勉强参加道场外，有的已重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
有的年事已高，体力不支，已淡出道场。这一现象，目前在其他地方亦大抵如此。2007年5月，我们在双流黄水镇采访过的梁国顺道士，当时已有93岁；
大约在半年之后，这位老道士就已作古。

尽管目前在成都的邛崃、大邑、崇州、温江、蒲江、新津等地，仍有一部分具有一技之长的老道士，但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技艺大不如前，只能靠经营丧铺、看地测日，或者闲居中家中度命。

由于上述原因，成都的行坛道乐正面临“人才断层”、“人走艺亡”、“乐种加速消亡”等危机。

（二）不良风气影响，部分道士的道风、道艺退化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成都行坛派道士的经济收入也较以往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受社会浮躁之风的影响，真正愿意潜心下来学习道场技艺的人已不多见。例如，在目前成都各地从事行坛道教职业的年轻道士中，有的信仰淡薄、作风散漫，不愿再按照道教传统戒规行事，他们在举行斋醮活动前，既不戒口，也不净身，照常荤腥；
有的对道教技艺浮于表面，钻研不深，既不愿再去拜师学艺，也不愿苦下工夫、精益求精，只求奏响为原则；
有的对科仪程序随意简化，敷衍了事，举行道场时，既不愿照本宣科，也不按要求做足时间，甚至个别道士连念经也不下跪；
有的在道场活动中，衣冠不整，谈笑风生。久而久之，一些青年道士要么道风欠佳，要么道场技艺单一，要么掌握的曲牌数量不多，其本事顶多能应付一天左右的小道场。因而在目前的成都行坛派中，已很难找到以往常听说的“全挂子”和“五皮齐”道士，特别是靠近城市周边的部分坛班尤其严重。正如崇州市行坛派老道士刘绍金所说：“现在做法事与以前相比，连以前的20%都达不到，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有耐心来学习。”

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发现目前在各地行坛派道士队伍中，明显缺少会做大型法事，会吹笛子，会拉胡琴，会踏罡步斗，会书讳画符、挽诀、手印、舞剑和结幡的道教科仪人才，致使不少行坛派年轻道士在道风、道艺方面日趋退化。

（三）道士流动性大，道教乐社组织缺乏稳定性

众所周知，作为全真道系统的静坛派道士，历来就有云游参访的习惯，尽管不像那些整日奔忙在乡镇道场中的行坛派道士，他们也有与自然、社会进行交流的需要。正因为此，某些道士并不安于一地的道观生活，往往在宫观住上一段时间后便云游去外地道观挂单。这样一来，道士的流动性也就增大。久而久之，对道士本人来说或者有利于学习到很多悟道的真谛，但对某一道观来说，会增加道观在管理方面的负担。这一现象，目前在成都相当一部分道观存在。当今外面世界和现实生活对静坛派道士的影响更大，部分道士也会因为各种利益的驱使，利用自身的道教音乐特长，或者离开原住道观去外地道观寻求发展，或者还俗改从他业，致使某些道观所属的道教乐团在人员管理上出现短时缺人的现象。这也就给道教乐社组织造成了一定影响。因而，致使成都某些道教乐团中，不时有发生队员更换的现象。当然，造成道士离团外出的原因也并不只此，有些是道观在管理上尚缺乏更为有效的机制相关。

（四）行坛道乐未引起重视，相关部门对其缺乏保护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成都市的相关政府部门，一方面对本地行坛道乐的价值认识不足，一方面缺乏对行坛派道士的规范管理，更缺乏如何保护成都行坛道乐的相关措施，即便在以往成都市相关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书》中，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条文，因而令人担忧。具体表现在：

1.成都行坛道乐除了各级文化部门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编辑《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卷》，成都市道教协会组织拍摄《道教在成都》电视片和少数学者进行课题研究时受到关注外，其余时间则少有人问津。

2.成都从事行坛道乐的道士，政治上没有享受到与静坛派道士同样的地位，组织上没有人对其进行规范管理，思想上没有人对其正确引导，精神上得不到关心支持。例如，目前在成都各区县所属的道教协会中就缺少相应比例的行坛派道士参加，即便参加也是起点缀的极少数，他们可以说还是一个未关注的群体。

3.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成都行坛道乐，目前还暂未享受到与我国成都静坛道乐同样的待遇而被纳入保护之列。例如，目前在成都搞得热火朝天的第一、第二届“中国道教文化节”中，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由成都行坛派道士表演的道乐节目出场亮相，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正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该派道乐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因而成都道乐的发展也就极不平衡。

结语

历时一年的调查工作，我们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直接领导和支助下，在四川音乐学院主管领导和科研处的关心扶持下，最终得以完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用最大的努力，以尽可能客观准确的数据来报告成都道乐的现状，但由于时间、精力、财力等方面的因素，加之此次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等客观原因，我们仍然还有需要去进一步调查而暂时未能去调查的人和事。因此，本报告中必然还有一些资料还来不及加以统计、归纳和分析。对此，我们将继续在《文化部关于加强文艺基础资料抢救、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鼓舞下，利用今后的时间和机会来加以弥补，尽最大努力去抓好下一步对成都道乐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为四川地方文化建设做出我们的贡献。

（责任编辑 彭东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