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花妖故事与作者的精神寄托
时间：2020-11-16 10:02: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阮隐旭
摘要：《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花妖狐媚、鬼灵精怪的形象。作为其中重要一类的花妖身上体现了花性、人性和神性的完美结合。在以葛巾、香玉为代表的人类和花妖的相恋的故事中，表现了对于自然有灵的崇拜、对于高尚人格的赞赏，彰显了作者对于真、善、美的友情和爱情的赞赏。
关键词：花妖;葛巾;香玉
一、《聊斋志异》综述
清代作家蒲松龄穷其一生，以其卓越的文笔，辛勤耕耘，创作了一篇又一篇短小精悍，但是极富有艺术感染力，脍炙人口，引人入胜的包含了狐鬼精魅，虫鱼鸟兽、花精木怪，异人异事等的故事。在他极具想象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调之下，所状之人，所写之事都带有神秘奇异的色彩：狐鬼可以幻化为人，跟人发生浪漫的爱情故事，虫鱼鸟兽可以成精，万事万物都有灵性，知喜怒哀乐，懂人情世故。作者妙笔之下那个不可思议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中，似乎万物有灵，地位平等，人与狐鬼精魅可以相知相恋。作者在《聊斋志异》中，借鬼怪狐魅、花神山精，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大胆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讽刺科举制度的虚伪、腐朽，抨击封建礼教的毒害人性。[1]同时也表现了对于男女自由恋爱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他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还有一些小故事劝诫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思想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2]”他所致力于讽刺的，应该也是他所“愁”的。“披萝带落，三闻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3]”这段话中作者也对自己在故事中有所寄托的情怀做了相应的阐述，其愤世嫉俗、不满现状的深刻用意在其中可以略见一斑。
在众多的故事中花妖狐媚等也是作者书写的一重要对象，在他笔下描写了一系列花妖如《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妖三娘子，《葛巾》中的菊花精葛巾以及《香玉》中的牡丹妖香玉、耐冬花妖绛雪等。这些花妖都兼具有鲜花的品质，美貌如花，品性也如花，同时兼具人的性情和仙魅的神性，是花性、人性和神性的完美统一。虽然，唐宋时期，从一些文人墨客们的诗赋中就可略见一斑其关于花妖的书写和想象。如唐代白居易诗云：“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宋代也有林逋的“梅妻鹤子”之谈。爱花以至于将花想象为自己的妻子也是一种浪漫而奇特的想象。并且，在六朝鬼神志怪、唐之传奇、宋话本、明之神魔小说等的袭流下，巨魔小怪、狐仙花妖，已成为文学创作和巷闾闲谈的平常事物，以花为妻（友），在文学作品及民间传说中有所涉猎，但是对花妖的描写，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集大成者，他系统全面地刻画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花妖形象。[4]在《聊斋志异》中《葛巾》、《香玉》篇堪称为写花妖的名篇。
《聊斋志异》中对于花妖形象的塑造与民间树妖花神的崇拜有着重要的关系。民间信仰“万物有灵”的观念，民众相信即使是花草树木也都有灵气，年深日久便能修炼成精，能够幻化人形，混迹人间。作者在塑造植物精灵形象的时候，既有借鉴民间信仰的成分，如树木年深日久可化人形，具有神术异能，虔诚信仰能造福人类等，又突出了其道德化，人格化的特点，进行艺术加工，使笔下的植物精灵颇具人情，同时又不忘点出其异类的特点。其中《葛巾》、《香玉》篇就體现了其花性、人性和神性的共生。[5]
二、花性、人性和神性的共生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像极花的特质，在作者别具匠心的花妖取名上，就可以管窥一二，如《葛巾》中的葛巾，作者依照《群芳谱》记载，“葛巾紫，花圆正而富丽，如世人所戴葛巾状”。此外作者还在他们身体特质上抓住了其与花的相似之处，更彰显了其做为花妖的与花在特质上的共同性，极大的增强了其生动性和传神性。在《葛巾》篇中写葛巾“异香竟体，脂肤软腻”身体有异香也是花的一种特性。《香玉》中的白牡丹妖香玉，作者写她一身“素衣”，如花枝摇曳多姿般“盈盈而入”;“妾弱质，不堪复戕”暗指花易凋零;还写她“香风洋溢”。[6]这都与牡丹花的特性相互契合。而红衣飘拂、意态温雅的美丽女子绛红乃是耐冬树神，据《崂山志》记载：“明永乐年间有张三丰者，尝自青州云门来，于崂山下居之，居民苏现礼敬焉。邑中初无耐冬花，三丰子海岛携出一本，植现庭前，虽隆冬严雪，叶色愈翠，正月即花，花蕃艳可爱，今近二百年，柯干大小如初，或分其株蘖别植，未有能生者。” [7]这种耐冬树正月寒冬的时候繁花满树，其不畏霜雪的凛然精神与冷艳的气质在文章之中也颇有展现。作者通过写她们身上与花相通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她们的奇特性，为她们的身世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为幻化成人的身份覆盖上了一层瑰丽的“妖”的面纱，给她们赋予了浓郁的浪漫离奇基调。
花妖本为妖，但在其身上却又到处彰显着她们的人性：她们知规矩、懂礼仪、有分寸，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间尽彰显大家闺秀之风范。但是其在思想上确有超越人的一面，她们大胆奔放，敢于挑战礼教和权威，打破世俗禁锢和人自由恋爱结婚生子，勇敢地追求她们向往的幸福，这一点是无数禁锢于封建礼教中的世俗男女们所钦佩而无法付诸于实际行动的。除此之外，她们身上并无任何出格越矩之行让世俗之人可挑剔批判反而却展现了令人敬佩的思想品格，闪烁着人性的道德光辉。
生而为妖，有凡人不具备之异术，略施小计去取得自己所需之物品对其而言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却安分守己从不祸害他人、损人利己，更多的是隐藏起自己的超凡能力，做平凡的“人”，这样能为却知其不可为而抑之，亦是其人性之高尚的表现。。例如，葛巾的善良贤淑，在得知常大用重病的情况下，亲手调药让妪送至床前。机智而又有勇有谋，面对着数十盗寇，临危不乱，仅以几句话就将盗寇们劝退。香玉的热烈痴情、绛雪的善解人意都无不令人为之而动容。又如预知未来的能力。葛巾在大寇到达之前就预知到了他们将会遭遇及劫难，于是提前做好了相应的准备;香玉预知到自己即将遇难于是提前告知了黄生去搭救。香玉幻化和起死回生的能力，她既能变换为一个三四指许的小美人端坐在牡丹花之中，又可飘然而下成为如常人。这些变幻、预测未来和死而复生的能力自古以来都是被人类所崇拜而视为神仙能力的一种体现，让他们具有这样的超能力就为她们的身份更增添了一抹神性色彩。
花的特征与神性的结合使这些女子身上增添了诸多神秘色彩，让她们在身份上与人类划清了界限，成为人所敬畏害怕的妖。但她们又是充满人性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充满了人情味，为人处世上散发着人性道德光芒，显示了其作为人的可亲可近的一面。花和神的特性附加于具有高尚德行且美丽多情的“美人”身上，为其塑造了妖娆可人、极富个性、令人同情、怜爱的善良可爱的花妖形象。
三、花妖故事背后的精神寄托
蒲松龄笔下的神怪精灵，花妖狐魅，既非万物有灵或灵魂不灭的说教，亦非物的自然属性的图解，而是托物写人。作者运用想象和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在摄取物的习性和形体特征的条件下，赋予它们以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按照人的习俗、人的社会关系来描写，因而又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和爱憎好恶。这些形象又拥有超凡入圣的神力，他们不受生活环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束缚，而成为忽敛忽纵、时隐时现、变化莫测的神靈。[8]这些形象也寄托着作者的一种向往和想象，是作者的一种情感寄托。
虽然同是牡丹花妖，但是《葛巾》和《香玉》却拥有完全不同的故事结局和思想感情。《葛巾》篇中葛巾既温婉贤淑，但也有刚烈倔强的一面，爱的时候轰轰烈烈，一旦自己的感情被怀疑，即轰轰烈烈的死去，其性格之刚烈，也着实令人为之感叹。作者在故事的末尾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少府寂寞，以花当夫人;况真能解语，何必穷其原哉？惜生之未达也！” [9]在这一出爱情的悲剧之中，作者在感叹了常大用和葛巾的爱情悲剧之后，对常大用这样执着的纠结于葛巾是否为人的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批判，表示遗憾，在作者的心目中，，情投意合，锦瑟和谐非常重要，而不必在意对方的真实身份，即便其为鬼狐精魅，那又如何，感情才是最珍贵的的东西。可以在这样的感叹中捕捉到，作者对于敢于突破自己身份限制，执着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女性是秉持着一种赞扬的态度的。他对于女子要求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摆脱一味逆来顺受、被选择被玩弄的状态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于那些局限于身份牢笼中的男子如常大用之流则给她们一个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以示对其行径的不满和讽刺。
《香玉》篇中的牡丹花神香玉与黄生相恋，但不幸的是香玉被墨兰氏掘移径去，便日渐萎悴，黄生知其为花妖，已经死了，觉得怅惋不已，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哭泣，其用情之至深，感动了花神，允许香玉再生。而痴情的黄生竟然至于死后也化作了牡丹，惟愿与香玉长相厮守。香玉为其中的牡丹花妖，但是她美丽多情，她与黄生之间虽然只有一夜之情谊，但是却从一而终，一旦被人移走了，便自行枯萎了。在黄生化为牡丹被不知情的道士的弟子砍伐之后，她随即就殉情了。他们的爱情之至深，令人无比感动，就在于她满足了那种男子希望有情投意合又美丽动人的爱人能够始终陪伴在他们左右，而女性也希望以身相许的男性能够坚守誓言，不变其初心，生死相依的美好爱情的理想和愿望。在至深至浓的爱情面前，“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人神的界限将会消弭，其灵魂能够相互交融是最丰富的想象，也是及其相爱的有情人们的愿望，长长久久，生死相依，虽死犹生。
而在这篇中，同样感人至深的还有人世间另外一种感情：友情。在痛失密友的情况之下，绛雪还来陪伴安慰自己密友的恋人，直至密友重新复活，她又落落大方的撮合成全他们。自始至终都与密友之恋人黄生保持着一种“以君交，以情不以淫”的原则，以至于黄生感慨：香玉吾爱妻，绛雪我良友也！而此友在朋友黄生被无知道士砍死之后，也追随者自己的密友，殉情而死。如此这般，生时与其共担忧愁，死后也不苟活的至真至纯的也着实令人感动，可敬可叹。
如果将两篇的男主人公拿出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清楚的发现，《葛巾》篇中的常大用最后妻离子散一场空，而《香玉》篇中的常生则在则能够善终，即便死去也能得到心爱的女子和良友的陪伴。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异类身份的在乎程度，是否能够达到“达”的境界，做到旷达，只专注于情，而忽略所爱的女子的身份特征。这在总体上也反映了作者希望男女之间的爱情能突破门第等世俗观念的限制，对婚姻自主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在作者的笔下，一草一木都具有感情，花妖精怪被道德化和人格化，有七情六欲、会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她们走下了民间崇拜的神坛，走出了被顶礼膜拜的生活，主动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谱写着人神相恋的美丽恋曲。作者将颇具有传奇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花妖与现实的普通人的生活相结合，在浪漫主义中又凸显其现实性，将自己的情感等融汇于中，让读者既能深入的沉浸在其精妙绝伦的爱情故事中，又从其虚幻之中感悟现实的哲理，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哲理性。
参考文献：
[1]《聊斋志异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杨柳著第83页。
[2]《得家书感赋，即呈孔集、树百两道翁》，见《聊斋诗集》
[3]《聊斋自志》蒲松龄
[4]《晚照临开解语花———由《聊斋志异》中花妖形象谈起》尹利华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5]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从书马瑞芳主编《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王平等著
[6]《晚照临开解语花———由《聊斋志异》中花妖形象谈起》尹利华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7]《崂山志》卷五《仙释》，即墨：新民印书局，1916年刻本明黄宗昌修。
[8]《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孙一珍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第78页
[9]《聊斋志异》蒲松龄著-北京军事谊文研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