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养老模式前路探究

陈怡伊

摘 要：经济全球化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思考在互联网深入普及的背景下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和变革路径，并分析数字政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养老治理;变革;工具价值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0.035

0 引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数字技术、软件、传感器和纳米技术相结合形成的网络物理系统使得人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导致了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建立数据信息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受到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养老服务的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养老服务资源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与居民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处于一种长期不匹配的状态。“互联网+养老服务”的出现，为我国养老服务模式转变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近几年国内外对于“智慧养老”的研究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增加。国外更重视“智慧养老”影响的研究，而我国则更加重视研究服务模式，包括几点：（1）对“互联网+养老”模式的概念的辨析。（2）分析“互联网+养老”模式的优劣势。认为“虚拟养老院”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进行信息化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理论应用以及分权、参与理念。（4）对于“互联网+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的讨论。目前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服务不规范、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是“互联网+养老”的主要问题，少数注意到“互联网+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隐私安全的威胁。（5）“互联网+养老”模式的发展建议，要将政府、制度、企业产业、民间组织的资源优化组合、合理配置。

“互联网+养老服务”的产业发展离不开两个核心问题的讨论：一是“互联网+养老服务”价值定位的问题;二是“互联网+养老服务”按照什么样的模式进行。

1 “互联网+养老”与民政服务

由上文中的叙述可知“互联网+养老”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协调合作，实现数据信息共享。不难发现，民政服务是对“互联网+养老”模式进行价值定位的关键因素。根据已有研究分析，大致可以总结出导致民政治理服务发生变革的三种因素——价值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工具理性对于追求社会效率有所助益，但是这对于结果、效率和量化标准的过分追求使我们忽略了社会分配的公平的重要性，因此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公共问题并维持社会稳定。而新公共服务，将重心置于公民权益和公共性的整合与实现，通过对人文价值与公共情怀的关注，实现价值与工具间的二元平衡。两者的交流碰撞，推动着民政服务的延续与发展。组织因素对治理模式变革的影响也更兼显而易见，政府就是本身作为一種组织形式存在，并影响治理模式的发展。对于技术要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术为组织提供的工具价值的层面，这种想法虽然注意到了技术因素作为治理工具时对于民政服务的变革的影响，但有些片面。这种观点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一种潜力。例如，韦斯特在对技术进步的历史考察中阐述了印刷术、电报、电话等重大技术创新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及绩效的巨大影响，而当前的大数据更是催生了人们对数字时代新治理模式的极大想象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治理模式变革因素的探究最终会落到对民政服务的绩效目标的讨论。而如果我们系统的看待影响民政服务模式演变的三个因素，会发现它们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系统的关系。而“互联网+养老”作为一种基础社会保障，受到国家民政服务的直接调控。明晰民政服务的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切入“互联网+养老”模式。

2 “互联网+”养老服务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民政服务”面临养老模式服务生态和养老服务能动性转变的双重挑战。机械的将互联网运用到养老服务中，或是照搬照抄美国或日本的养老模式，而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思维，不但会使养老服务模式的重组面临巨大阻力，还削减了“互联网+养老服务”的效率和安全性，加大了我国传统养老模式变革升级的难度。

互联网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在其推动人们对于价值的理性思考的同时，也将价值本身包含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激情摒弃掉，并最终可能为了不断趋近于工具理性而因此牺牲掉，受到价值理性束缚的行动。尽管工具理性对于治理的效率提升非常有益，但我们需要警惕由于过分追求工具理性而走向技术至上和制度崇拜，并因此摒弃了人文精神和意义追寻的价值。但正如涂尔干所言，技术进步对于治理模式的影响，不仅仅是其作为工具价值时带来的治理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还包括了人文精神和人类对于未来的某些愿景。也正因为此，如何理解技术进步所蕴含的理念内涵及其影响，对于建立“互联网+养老”模式的文化内涵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工具离不开其背后的核心文化价值选择。例如，在研究考察了TCP/IP协议发展历程后，科尔蒂认为使得TCP/IP成为网络通信协议的是人们对于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属性甚至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事实上互联网对于当前养老模式转变的影响正在于此。组织可以将一种技术工具进行整合，使其成为组织自身的一部分，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是组织更加稳定。然而互联网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却对既存的传统养老模式和养老观念产生了影响，并且使之变得不稳定了起来。因此想要促进养老模式转型，一方面，加深民政服务对于养老“开放、共享”理念的理解和引导，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养老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不断推进以促进创新为目的的养老上下游相关产业建设，提升养老服务数量与质量，推动养老方面的“供给侧改革”。

3 推进治理模式变革过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相互融合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理论，最早用来描述人的行为，他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是不可分割的。然而任何时候.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因此不论什么时候都不存在能超越历史的哲学理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理性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分离，而这两种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比如片面性和抽象性，以及它们作为工具被使用时，使用者因理解不到位而导致的操作失误，导致了理性管理的异化。能否推进治理模式变革过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相互融合？如“互联网+养老”模式推进过程中，是否该指定评估标准以评估一个地区养老模式转变的效率？从一方面来说，定量评估考核扶贫成果本身没有错，只是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扶贫的评估体系，让评估体系更加科学、准确。而另一方面对这种考核，考核很容易使相关的负责人员疲于应付考核，一切以完成任务为导向，而这会成为效率最大的阻碍。这种思考也放映了民政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是否应当建立指标，怎样建立指标。这两种观点看似各有各的道理，然而实际上，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工具理性缺乏价值理性的基础。如上文中所描述的例子，建立养老模式转型评估指标，会因各地的养老指标不同、数据依据的可靠性良莠不齐使评估有失公正。这种依赖碎片化的信息和数据得到的评选结果，难免会有些偏颇。特别是当评估缺位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管理部门对于评估指标和数据来源不能有效把关，其结果很难客观公正。所以当前阶段，如何保证决策的公正、科学性，“互联网+养老”转型高效进行？首先，以科学严谨的价值理性为主导，才能避免这种理性管理异化。缺乏价值理性的监管评估制度难以体现对人文价值的关怀，长此以往也就难以形成一个公正的氛围，最终使得人们对于养老模式转型的信心受挫。因此在推行“互联网+养老”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明确目的和价值追求，在这个基础上将定量和定性两种评价方法结合起来。想要实现民政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工具理性的支撑是必要的。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将会无法实现，只有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其次，推进养老数据整合，扩大数据库、保障数据安全才能让“转型”没有后顾之忧。

4 美国的数字政府的借鉴意义

如何扩大“互联网+养老”的数据来源和数据交流能力？美国的电子政务可以看作是政府工作部门将纸质的任务和流程转变为数字任务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简化和自动化政府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高与公民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提升政府透明度加强问责，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数字媒体中政府通过参与建立社交媒体方式等，将社交媒体变成政府机构内部，政府机构之间交流和共享信息的桥梁。允许其大规模的协作共享，以及在从地方到联邦的各级政府中建立集体情报。使得每一位公民都能参与到信息的交流和传递过程中来。

数字政府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发展“互联网+民政服务”的过程中也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比如如何将搜集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将其用于决策，如何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整合数据，如何对社交媒体进行管理等。

5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了解到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相互割裂分离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最近民政服务升级来说意义重大，即指定监管评估标准时，不仅要考虑技术工具的效率，还应该关注评估体系本身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由此，基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平衡，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思路：（1）建立多方参与的信息与数据交流机制，利用主体间性的思想，通过公众与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的相互沟通，首先促进公众转变思维方式适应“互联网+养老”模式的文化内核。（2）民政部门对收集到的量化的数据结果，进一步质化调查研究以避免因为对数据的过分依赖而导致的误判，并且着眼于在宏观方向上进行引导，统筹和协调各个组织之间的合作。

6 总结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变革的过程中也应当关注技术工具的文化价值并将其内化为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而在完善“互联网+养老”模式的数据收集交流时候，可以借鉴数字政府参与社交媒体构建的做法，但不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的“互联网+”的道路。

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纵观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不难发现，工具价值和理性价值之间的不匹配一直存在。互联网对于传统民政服务的影响不言而喻。能得到的信息越多，如何获取、甄别筛选和分析这些数据也就变得越重要。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民政工作也要相应做出调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借此来完善养老治理机制，提升民政服务能力，这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互联网技术不应仅仅作为一个技术因素，它也应当呈现出其背后所含的文化符号，将技术与工具理性对等是一种十分片面的做法。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其性质是中立的。“互联网+”养老模式的转型升级，必然是需要在一元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中反复权衡，最终吸收它们所有的优势。

7 讨论

蒙茅斯大学的学者盖·奥克斯认为目前对于韦伯的二分法的研究始终没有考虑到其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且他认为韦伯对于价值理性和价值工具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但是由于本文主张不应将两者割裂看待，因此对本文的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保证信息安全本文还没有得到结论，目前初步的想法是建立反诈骗体系，并加强问责。

参考文献

[1 ]段静茹.工具与价值的转换和公共行政的转折 [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0，（02）：32-38.

[2 ]Hood CC，Margets H Z.The Tools of Government in the Digital Age [J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8，86（4）：1129-1150.

[3 ]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 [J ].社会学研究，2010，25（05）：1-30+243.

[4 ]Bits T.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J ].Durham，NC：Duke，2008.

[5 ]Chun S，Shulman S，Sandoval R，et al.Government 2.0：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itizens，data and government [J ].Information Polity，2010，15（1，2）：
1-9.

[6 ]Oakes G.Max Weber on value rationality and value spheres：Critical remarks [J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2003，3（1）：
27-45.

[7 ]陆怡婷.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的社区服务平台建设——苏州市沧浪区虚拟养老院的运作机理及其可复制性研究 [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27（05）：98-101+105.

[8 ]高祖林.政策网络视域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苏州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J ].江海学刊，2013，（03）：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