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黄冈秘卷》之“秘”：历史、传统与现实

林沁馨

内容摘要：本文试从历史、传统与现实三个面向中读解刘醒龙作品《黄冈秘卷》之“秘”。就历史的面向，《黄冈秘卷》在“大历史”之外开辟了“小历史”的书写路径，对历史复线进程的书写进一步赋形了黄冈的地方文化记忆。在传统的面向中，“贤良方正”是又一“秘”。《黄冈秘卷》对于精神文化原乡的寻找，也是在唤归足以为子辈赋能的“父亲的能量”。在现实的面向中，刘醒龙在现实主义写作和现实经验层面反向给予了“寻秘者”以答案。

关键词：《黄冈秘卷》 历史 传统 现实

从早期“大别山之谜”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到九十年代创作中现实主义根基的奠定，刘醒龙在已有创作的基础上，寻找着更为成熟的创作视点。《黄冈秘卷》作为刘醒龙继《圣天门口》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以其丰富的意涵拓展了湖北文学的高度和宽度。本文即试图从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角度对《黄冈秘卷》进行读解，一窥其中的意蕴空间。

一.历史的面向：“大”历史与“小”历史

解《黄冈秘卷》之谜，首先着眼于历史的角度。《黄冈秘卷》提供了两种历史的视域。“大历史”所体现的是小说的整体历史格局。小说对老十哥、老十一及老十八的形象塑造有更多意涵，暗含着历史的诸多可能线程。“小历史”指向的是小说以黄冈为核心的书写路径。

（一）人物关系：“大历史”的复线进程

贯穿小说大段篇幅的结构性要素——诗句“三江从此分南北，谁向中间是主人”可以成为解《黄冈秘卷》之谜的第一个线索。诗句暗示着历史“三江”之分的可能，而终于“合”于“主”。小说中着重描写的老十哥、老十一以及老十八，即代表着历史的诸多可能的线程。老十哥是高度“组织化”的形象，在受到国教授的政治启蒙而投入党组织的怀抱之后，老十哥对党组织的感情是与《组织史》密切联结的。在他身上所显现的，是正统的革命历史。老十一则全然不同，他一生的关键词由财和色所贯穿，有着让资本无限增殖的本事，他的一生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资本扩张史的投射。老十八是个乡贤，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他对于修《刘氏家志》的持久不灭的热情，他的人生轨迹或可看作乡土历史的行进过程。

在这分与合的诸多可能性面前，革命历史与资本史之间，革命历史与乡土历史之间，呈现出各种矛盾的缠绕与对抗。首先，从老十哥与老十一的复杂关系中，可以窥见革命历史与资本现代化历史的对抗与缠绕。老十哥和老十一自出生即呈现某种“暧昧”关系，同年同月同日出生，老十哥叫刘生志，老十一叫刘生智——完全音同的名字而仅仅只有用字的差别，或许早早就暗示了两者间的“共生”关系。然而，“志”和“智”的差别本身就带有巨大的离心力，撕裂了脆弱的共生圈。“一体两面”的老十哥和老十一之间，很早便有了隐隐的裂隙。在林老大被镇压一事后，祖父的对老十哥说的话即带有某种预言性质，“老十一会是你一生的伙伴，若有要紧事情时，一定不能完全信任老十一。若要稳妥的话，这辈子你都要提防老十一。”两人间的裂隙彻底被撕开是在他们一塊儿去武汉做工之后，老十一因在汽车上刻“打倒腐败贪婪的狗官”而被警察抓走，谎称自己是“刘生志”，最后导致老十哥被关入狱。在狱中，老十哥没有等到可以救出他的老十一，却遇到了国教授，此后彻底走上了革命之路。对组织的无限忠诚与热情，也是在这一刻开始的。而老十一却在老十哥被关进监狱期间娶了纺织厂老板的女儿小娴，开始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步。

这似乎完全对抗性的关系中又包含着纠结与缠绕，这一点，可借老十哥对于轿车的矛盾态度来窥知。老十哥对于轿车的“恨”之切，来源于在狱中时听到的国教授的一番话，国教授说“不要去喜欢那些轿车，那是一具具活棺材！”。然而，矛盾处在于，老十哥对于轿车的态度，却始于一种“欲望”，且始终没有完成对“欲望”的逃离。十几岁时，老十哥“为了能摸一把停在路边的轿车，不惜等待整整一个下午”。十五岁的老十哥也曾立誓要为刘家大塆争光，当大官坐轿车，把名字印在家志上。此后，老十哥的命运和“福特车”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被捕入狱，是因为福特车。而在被释放准备回刘家大塆时，又在十字路口见到了一辆福特车。见到车的老十哥快步下山，顾不上被绊倒后身上的灰，便又“一头钻进福特车里”，以上种种，完全足以说明老十哥潜意识中对于福特车依然有种渴望。“福特车”作为一种象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符号性所指。老十哥对于轿车的矛盾态度，即使到了老年，依然可以从“我”的叙述中得到佐证，“我们的父亲实在与众不同，内心深处对轿车的奇妙感觉，让他在年近老迈时，去北京开会，见到一辆红旗轿车，还要情不自禁地冲上去，狠狠地摸上一把。”这些似乎都暗示着革命历史进程与资本发展史之间不可分的关系。小说结局中，老十哥和老十一的“和解”也正表明了，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局部的对立得以“和解”：老十哥并非“偏执地对代表工业化水平的轿车咬牙切齿”，反而“最清楚‘路和桥如何能真正实现‘人行车走的含义”。

而在革命历史和乡土历史之间，两者的关系一方面得见于老十哥和老十八的关系之间，另一方面也直接投射于老十哥对于“文本中的文本”——《组织史》和《刘氏家志》的“选择”中。老十哥在离休前后的时间里，对连续两次专程过来商量续修《刘氏家志》的老十八所表示的态度是极度抗拒的，他的高度组织化的人格自动将其自身排除在《刘氏家志》之外。而这之后，从母亲的口中，又可得知老十哥的另一种态度，“你伯过去一直对有些登记表上的籍贯一栏有意见，总说有组织在，要什么籍贯，现在反而倒过来了，别人不看籍贯，他自己还要提醒一下。”革命历史与乡土历史间的复杂关系即借老十哥的矛盾纠缠的态度得以显现。在小说末尾，还可注意一个颇为精巧的细节，即少川所发现的，在《组织史》和《刘氏家志》中，刘生志的名字均出现于第二十七页，这或许也正暗示着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共生与联结。

（二）“黄冈要素”：“小历史”的文化记忆

《黄冈秘卷》的第一“秘”，在于它在“大历史”之外另辟了“小历史”的书写路径。小历史作为大历史的补充，描述与记载的是地方的人物与事件，是大历史的余波、影响和尾声，是地方风俗的变迁，以及不见经传的传说等。《黄冈秘卷》中对于历史的表现，不同于刘醒龙的另一部长篇《圣天门口》中的书写。《圣天门口》展现的是天门口在二十世纪初至六十年代的斗争，体现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清晰的整体历史格局。而在《黄冈秘卷》中，历史的呈现更多牵系于“地方”，历史演进的书写进一步赋形了黄冈的历史文化记忆。

在南帆看来，历史话语重视的是“记”，文学话语显然注重“忆”。“记”必须精确、详实、客观，不可由于各种原因而虚构或者删减各种情节;“忆”同样力求真实，但由于个体情感的介入，回忆可能篡改现实。刘醒龙在创作后记中也谈到，“《黄冈秘卷》更多的是一部‘面对故乡的害羞之书”。也有学者认为《黄冈秘卷》属于“方志叙事”，通过化用中国传统的方志来观察表现乡村世界，从而嵌入历史的纵深。《黄冈秘卷》是通过为黄冈作志，以对地方记忆的唤醒来嵌入历史发展脉络，建立起黄冈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在这个层面上，通过许许多多个的“黄冈志”，甚至得以构筑起整体中国历史的秘密。

进入小说细部，我们可以看到散落于各处的“黄冈要素”。譬如方言的使用。小说中使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嘿乎”“不嘿乎”，以及由此衍生的“嘿啰乎”与“不嘿啰乎”。“嘿乎”不仅是被老十哥和王朤挂在嘴边，也被老十一作为巨大的书法作品悬挂在办公室里，它不仅是一种地域标识，更是一种情感指认。此外，还有对父亲称呼为“伯”的语言习惯。即使举家搬到与黄冈老家有两百公里距离的大别山中，即使招致当地人的嘲讽与讥笑，也要“在异地异乡继续将父亲称为伯”，这是自祖父辈起的坚持，由子辈孙辈代代承系。对于“伯”这个称呼的由来，小说中分别有祖父和紫貂两人的解释，而不论是哪一种解释，其旨归是相同的，都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固守，对黄冈精神的面向。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对于巴河藕汤的令人垂涎的描写。这很容易联想到阿城《棋王》中对王一生“吃”的描写。“吃”何尝不是对文化记忆的唤醒呢？在《黄冈秘卷》中，最擅长做巴河藕汤的人是看似距黄冈人的精神文化内核最远的老十一，老十一做藕汤，需要“一个人呆在厨房里，守着一只砂罐和一炉子炭火”——这是小说颇具张力的设计。在临近小说结尾时，借紫貂之口讲述了巴河藕汤的秘密，巴河藕汤的关键是巴河藕，而巴河藕在小秦岭是长得最好的，这原因在于小秦岭能够“包含华山之险，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峨眉山之神秘，昆仑山之磅礴”而小秦岭前的藕塘“水质清的时候像喀纳斯，纯的时候像纳木错，亮的时候像九畹溪，温柔的时候像西湖，多情的时候像天池”。这些描绘中固然有作家情感投射下的美化成分，却也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巴河藕汤是黄冈食之精粹，而巴河藕汤中又包含了如此之多的中华大地的精粹，从而构建了黄冈之精神与中国精神之联结。

二.传统的面向：“贤良方正”作为“文化原乡”

革命也好，资本也好，历史的进程无论多么交叉繁复，最终都会回归原乡，秘卷是黄冈之秘卷，“黄冈”既是造秘者，正如小说开篇便写少川的女儿北童要“杀”过来一探《黄冈秘卷》之究竟;“黄冈”也是解密的最重要的通途，引向叙述者“我”之寻“秘”。但向谁寻呢？这是理解《黄冈秘卷》极为重要的一点，在小说外部探寻教辅材料的发行机制的结构框架之下，暗含的是地方人格心理结构的内核。小说向我们显现的是，要寻“秘”，是要向“人”寻，向人的性格寻。寻“秘”也就是精神文化上的寻根。

（一）“我们的父亲”：寻找“精神文化原乡”

这里，我们将“我们的父亲”的外延扩展，用以指代父亲这一辈人，也即“我们的父辈”。小说中提到的老十哥、老十一、老十八，这在性格外在类型上似乎完全不同的三类人，实际上有着相同的“黄冈性格”的内核，在共同的精神内在中呈现出不同的表象特征。老十哥、老十一、老十八三类人并非对现实人物的直接刻画，却共同构成了对黄冈人和“我们父亲”的间接讲述。刘醒龙曾说，“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是对人性的启蒙”。求贤、求圣、对“贤良方正”人格的叩问与探寻是打开《黄冈秘卷》的钥匙，正如刘醒龙本人所言，“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作为“我们的父辈”的老十哥、老十一、老十八其实都在人格心理结构的扭结中实现对“贤良方正”的回归。老十哥的一生是高度“组织化”，而对组织怀抱着无限景仰与热忱，甚至在旁人看来完全是“一根筋”的，而对组织的异乎寻常的“执拗”实际上是对黄冈地方文化人格的高度显现，是“可以低头，可以弯腰，绝不下跪求饶”。老十哥在晚年时，精神建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震荡——当他发现自己的离休金是由老十一代发的，当他意识到毕生所信赖、奉献和依靠的组织居然是无法百分之百信任的，这无疑抽空了老十哥的精神脊梁——但在小说中，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老十哥的黄冈人格中的“执拗”并未将他撕裂，而是在圆转中修补了组织人格的痛苦的裂隙，“真的束手无策时，凡事执拗的黄冈人，反而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小说清晰地表现了老十哥的精神危机的化解过程，“我们看到父亲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了《组织史》，他盯着‘组织二字看了好一阵，又用双只手指轻轻抚摸了好一阵，再在自己怀里抱上一阵，随后轻车熟路地翻到印有自己简历的那一页，将上面那段文字瞪大眼睛看几遍，再闭上眼睛看几遍……”在无言中，老十哥完成了组织人格和黄冈性格的和解，“他在坚守和妥协之间的犹疑，或可视为后革命时代理想信念坍塌的征兆，亦可视为以另一種方式更为深沉坚守的决心”——在后续南门大桥的修建中，老十哥无疑表现出了更为“执拗”的组织人格。当然，“在黄冈人的性格中，能让他们干预执拗的显然就是贤良方正。没有贤良方正的底气，胡乱执拗下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老十一在人格结构上是与老十哥完全不同的一类，爱钱财，爱美色，对这两者有“执拗”的“智”，却看不到他的“志”。但老十一绝非十恶不赦的坏蛋，他的内心深处住着的是长期不安的灵魂，这是小说接近结尾时借紫貂的口说出的，“每天夜里都要听他在梦里被人追杀，让人折磨，发出来的哀求声……你晓得梦里追杀他、折磨他的人是谁吗？是老十哥！是你伯！是刘声志！”梦作为潜意识的隐现，让我们看到的是深埋于老十一内心的罪感和忏悔意识。小说最后，老十一对老十哥说“这几十年，别看我一直对你不服气，那只是爱面子，其实我心里最佩服的人是你。我刘声智不过是那供人乘坐的轿车，你刘声志才是刘家大塆的路和桥”，老十一的肺腑之言达成了与老十哥的和解，实际也是他的人格结构的扭结的舒展，完成了黄冈人格正统的回归。

比较之下，老十八是更为超脱和淡然的，没有受“外力”所袭扰的黄冈文化人格的原生型。他一生所“执拗”的事，也不过是重修《刘氏家志》。在文化与传统的面向中，可以说，老十八所代表的乡贤的品格，更接近于黄冈人的“精神原乡”。

（二）从“我们的祖父”到“我们的父亲”：永续的线索

黄冈秘卷不仅是“我们的父亲”一代对“贤良方正”的寻找与回归，更是承续着“我们的父亲的父亲”的身上的贤良方正，以及传至“我们”一代人身上的，有待历史见证的贤良方正。

小说中讲从刘家大塆走出来的祖父，有时候真如乡村贤哲一样让人猜不透。而这种猜不透并非是先见之明，是骨子里排斥某些东西。这种坚执，这种“带着困苦的执拗”这也是从刘家大塆到全部黄冈男人们相同的秉性。

祖父的长孙，即“我”这一形象显然带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当“我”追溯“能够吮吸三江四水八面来风”的浩荡的生命之源，追溯笔端的文学精神之源时，祖父于“我”是“心灵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可以鄙视一切庸俗的私利与卑劣的嫉恨”。祖父于“我”也是连着乡村与故土的根系与血脉，“不管文学如何的博大无垠，只要自己不丢失那枚钥匙，我想我是能够走下去而且不迷路的”——这把祖父提供的钥匙，不仅开启文学之门，也足矣打开黄冈秘卷的秘密之门。从“我们的父亲的父亲”到“我们的父亲”再到“我们”，“贤良方正”是一条永续的线索，“浩然硕贤总是要以某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流传”。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作家对于祖辈、父辈的致敬。而这一点，是与启蒙文学以来对父亲（祖辈、父辈）形象的书写大相径庭的。“我们的父亲”不同于现代性事业中批判的专制型、愚昧型的父亲，也不同于革命文学语境中等待革命规训的父亲，不同于后启蒙文学时代的审父、戏父、非父、无父的倾向塑造的荒诞、丑陋的父亲形象。《黄冈秘卷》对精神文化原乡的寻找，也是在寻找和唤归足以为子辈“赋能”的“父亲的能量”。在这个意义上，刘醒龙“我们的父亲”的新中国革命父亲形象的重塑是颇具反思性的，同时也印证了刘醒龙对于文化“优根性”的书写，如果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中仅仅只有“劣根性”的部分而没有“优根性”，那么两千余年的泱泱文明究竟又是以何种方式承系的呢？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后启蒙文学时代，有了太多“勇敢地抛弃”，而或许“真诚地继承”也是同样紧要且必要。

三.现实的面向：现实主义写作与现实境遇

解《黄冈秘卷》最后一谜，着眼于现实主义写作以及现实境遇的两个层面。在现实主义写作的层面，刘醒龙寻找到了富有包容性的现实主义写作策略的可能。在现实境遇的层面中，刘醒龙给予我们的是“如何透过小说回到生活中的我们”的精神启示。

（一）现实主义写作：延续性与可能性

《黄冈秘卷》延续着刘醒龙一贯的“有方圆、有根须、有境遇”的现实主义写作，如刘琼所言，其创作是在现实的肌肉中注入主体意识，服务于其理想中的君子人格的塑造。在延续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刘醒龙也在探寻现实主义的新的可能性，《黄冈秘卷》少川和北童这一复线中所体现的新历史主义的写作特征即可视为一佐证。但同时，《黄冈秘卷》也是对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纠偏，与新历史主义后来呈现的“由于其逐渐加重的虚构倾向，由于其刻意肢解历史主流结构的努力，而走向了偏执虚无的”困境而言，刘醒龙保持着警惕感，通过对贤良方正的内在人格内核的书写和对地方文化记忆的唤归，如刘艳所言，他“兼具了作家在历史的阳面写作的正当性和共和国所需要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二）现实境遇：回到生活

而在现实境遇的面向中，承上文所提到的小说对于“我们的父亲”形象所作的转换的努力，刘醒龙曾针对此谈及，我们“必然会无法抗拒地继续接纳维系父辈的生命过程，那些由物质变成的精神，以及由精神变成的物质。父亲是如此，父亲的父亲也是如此，透过小说回到生活中的我们，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也终将是如此。”而“透过小说回到生活”，是我们不断“解秘”的过程的最终立足点。

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作者在小说中所塑造的“我们的父亲”的形象是如此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那么他为何不像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高大全”一类的主人公形象让人感到乏味？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的父亲”是“英雄”，小说的诸多情节，譬如意外阻止了一场暗杀、纵深跳入水库解决突发情况、洪水来临大堤将溃之时带领群众排除险情，如此种种，无不让“我们的父亲”身上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光环。而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是“远离”我们的，相反的，“我们的父亲”就像是个“执拗”地生活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小老头。小说中大量着墨的是“我们的父亲”离休之后的生活，在最普通寻常甚至“不得志”的生活中，他依然“执拗”：关心地方的发展与建设，不让子女坐私家车，见面都是干部式的握手，甚至把家庭生活过成了组织生活的翻版。可以说，“我们的父亲”的“执拗”却是一种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他不得志而不郁郁，对于“贤良方正”的精神内核的固守让他始终得以保持完满的信仰自足状态——让“英雄”的“我们的父亲”回到生活中去，这是小说在“反潮流”地赞美祖辈父辈而避免单一化空洞化所做出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弥合了英雄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界限”，“将英雄的旗帜精神自然地流淌到日常生活中”。在社会有序发展的阶段，我们如何定义英雄，我们如何书写英雄，我们如何成为英雄，这是刘醒龙在现实境遇的层面抛出的问题及给出的答案。此外，刘醒龙对传统优根性的书写，也得以让我们寻找到“超越于文学之外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文情怀”，对“贤良方正”的坚守是一条路径，不是每个人都可成“圣贤”，但它足以唤起我们内心贤良方正的初心，在信仰崩塌的时代选择相信——正如刘醒龙的作品一开始所打动我的，他写“等到我一步一步地离开茅草与水稻，千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才发现缭绕在身前身安后的全是文学情愫。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其文学情怀的本源。”

四.结语

对《黄冈秘卷》的读解即是“寻秘”。就历史的角度看，《黄冈秘卷》在“大历史”之外开辟了“小历史”的书写路径，对历史复线进程的书写进一步赋形了黄冈的地方文化记忆。在传统的面向中，“贤良方正”是一关键。小说对于精神文化原乡的寻找，也是在唤归足以为子辈赋能的“父亲的能量”。在现实的面向中，刘醒龍在现实主义写作和现实经验层面反向给予了“寻秘者”以答案。《黄冈秘卷》中历史、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与融合所构筑的庞大的意蕴空间，使小说本身有了多重的解读可能，也启示着当代文学的创作的更多可能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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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