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孤立”：风暴眼中的土耳其中东政策
时间：2021-01-12 04:29: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唐志超
2020年10月27日，土耳其总统、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出席在安卡拉举办的一场正发党执行委员会会议。
当下的土耳其在中东似乎有点形单影只：由于近年来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特立独行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行动，二战后土耳其中东外交的传统与原则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颠覆，而土这一中东新政也使自己在中东陷入“光荣孤立”的尴尬境地。
四面出击致使处境孤立
土耳其与中东地区各国关系曾是“和谐一片”。除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外，即便是被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普遍视为“敌人”的以色列，土耳其也早早与之建交，还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推动下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是土耳其中东外交转向的重要转折点。之前，土耳其政府执行的是“与邻国零问题外交”，致力于与地区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不久，土耳放弃了“零问题外交”政策，开始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一跃成为影响和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叙利亚，土耳其积极支持叙反对派，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最后发展到直接出兵叙北部。面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局变动，土耳其也不甘寂寞，干涉埃及内部事务，抨击塞西搞军事政变，同情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导致土埃关系由暖转冷，并日益滑向对抗。近年来，土耳其又将手伸向海湾，踏入沙特“禁地”，在卡塔尔建立军事基地;在沙特、阿联酋、巴林三国与卡塔尔断交的外交危机中旗帜鲜明支持卡塔尔;在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上向沙特发难。这导致土与昔日战略伙伴沙特、阿联酋闹掰，并开始与之在地区展开全面对抗。在利比亚，土耳其也深度卷入，先是支持推翻卡扎菲政权，然后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大力支持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反对由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东部国民军。2020年土还直接出兵利比亚，一举打破了国民军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持续数月的围困，致使利比亚战场态势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在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上，土耳其严厉抨击以色列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对抗，土以战略合作关系也成明日黄花。对邻国伊拉克，土耳其动辄出兵越境打击伊境内的库尔德势力，遭到伊拉克政府和国际多方的严厉谴责。在东地中海地区，围绕油气资源权益、海上边界划分以及地缘政治利益，土耳其与埃及、以色列、希腊和塞浦路斯的矛盾急剧上升，对抗不断升级，外界普遍担心东地中海可能引爆中东地区新冲突。此外，在伊朗、也门、黎巴嫩、索马里、苏丹、突尼斯等国也可以见到土耳其活跃的身影。
现今的土耳其犹如一头独狼，在中东各地四处奔跑，虽然表面上地区大国作用彰显，但实际上则是形单影只，处在非常孤立的境地。“阿拉伯之春”爆发近十年来，土耳其昔日朋友遍中东的情景已经不再，土耳其与很多原地区盟友和伙伴翻了脸，与叙利亚、埃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以及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东部政权结下了梁子。土与伊拉克、伊朗的关系亦时好时坏，有合作也有冲突。目前在中东地区称得上土耳其盟友的国家，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卡塔尔，另外“半个”是总理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重返中东：从“欧洲化”到“中东化”
公元9世纪，原生活在亚洲东部阿尔泰山—蒙古高原一带的突厥人开始进入中东地区。最初，归化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主要充当各伊斯兰王朝的雇佣兵。后来，逐渐适应中东的突厥人开始反客为主，先是建立塞尔柱王朝，后来又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现代土耳其人也由此逐渐形成。13世纪末，自奥斯曼帝国兴起开始，土耳其人逐渐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民族和中东的主导政治力量之一，主宰着西亚北非高加索东欧等地区多个民族的命运长达6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惨败并分崩离析，国破家亡的土耳其人被迫在安纳托尼亚建立了缩小版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并在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开始走上了“脱亚入欧”的发展道路。从这时起，土耳其不愿再接受“中东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身份，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尤其是在二战后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后，土耳其“欧洲化”“西方化”日益加速，积极谋求加入欧洲的各种机构和机制，更加不愿与中东沾边，在外交上對中东事务的兴趣锐减。可以说，20世纪就是土耳其“去中东化”的世纪。
不过，在进入21世纪后，这个进程开始发生逆转。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2002年大选胜利并开始上台执政，成为土耳其由西向东转、“回归亚洲”的历史转折点，埃尔多安也开始带领土耳其“重返”中东。伊拉克战争及其给土耳其带来的冲击、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遭遇的一系列挫折，都是促使埃尔多安下决心扭转“欧洲化”历史进程的重要驱动因素。不过，正义与发展党尤其是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土耳其属于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对土耳其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认知的转变是根本源动力。在埃尔多安看来，土耳其是兼具欧亚双重属性的特殊国家，“突厥”和伊斯兰身份是土耳其的天然属性，土开国以来秉持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和世俗化、外交上追随西方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土耳其必须对长期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指导思想的凯末尔主义进行历史性修正，并对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土耳其，以及一个迥然不同于以往的土耳其新外交政策：强调土耳其的独特地位和大国作用，谋求与西方的平等关系并适当保持距离，谋求恢复土在中东、高加索和东欧等地区前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历史性作用，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发挥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的领导性作用。土耳其最近在纳卡冲突问题上力挺阿塞拜疆，某种程度上就是“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的最新体现。
土中东新政催生中东新格局
土耳其重返中东无疑将重塑中东政治生态，推动地区国际关系和地区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并对地区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土耳其的新中东政策既反映了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对土国家身份地位的深层认知，也是土外交因应当前国际和地区格局剧烈变动而做出的重大调整。
从国家实力看，土耳其在中东无疑是个“大块头”，其领土面积、战略位置、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教育水平、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都是数一数二的。政治、文化方面，土耳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吸引力，长期被西方打造为伊斯兰世界民主和世俗化的样板。土耳其不仅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也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北约成员国。从综合实力看，土耳其在中东仅次于以色列，领先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在美欧远离中东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在中东缺少有力约束，可以放手一搏。
从土耳其的战略意图看，中东外交属于土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核是“新奥斯曼主义”，志在谋求地区大国身份。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成为土耳其的必然归属，重返中东既是为了找回属于自己的存在，也是要为了重新成为中东舞台的主角之一，进而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而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中东陷入剧烈动荡的背景，则为土耳其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土耳其开始在中东持续发力，试图填补“权力真空”。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对中东秩序构建也有自己的雄心。埃尔多安不止在一个场合公开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区秩序不合理，对土耳其极不公平，而现在则到了“清算历史”和“重建秩序”的时候了。土耳其多处插手，尤其是对叙利亚、伊拉克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动作，包含有伺机“收复”昔日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盘算。此外，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模式”极为自信，将模式输出作为土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土耳其和阿联酋、沙特在中东的争斗也是模式之争。
2019年底以来，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争夺不断升温，其中尤以土耳其与希腊两国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图为2020年10月21日停泊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钻探船“卡奴尼”号。
从土耳其中东政策实施看，外交干预性、军事化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直接出兵或是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还是在东地中海问题的对抗姿态，亦或是就一系列外交议题与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大国交恶，都凸显了土耳其当下中东外交咄咄逼人的态势，可谓规模、力度空前。
土耳其中东新政主要目标是维护土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但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地区霸权主义特征，“泛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色彩凸显。土耳其的“回归”给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其打破了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伊朗占据中东政治舞台中心的局面，土势必成为塑造新中东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土耳其咄咄逼人的地區干预政策也给地区稳定带来重大挑战，使得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解决更趋复杂化、长期化。土耳其与地区国家关系的剧变严重冲击了地区国际关系体系和地区权力格局。土耳其、阿联酋、沙特、伊朗和以色列等中东地区五强争霸中东，构成了当前中东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特征，也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背景。阿联酋、沙特、埃及、以色列四国与土耳其在中东多地（卡塔尔、索马里、叙利亚、巴勒斯坦、利比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展开激烈角逐，对抗不断升级，严重危及地区稳定。
土耳其中东新政能走多远还不得而知。截至目前，土的外交政策在中东一些地方取得重要进展，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明显受阻。埃尔多安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依然享有很高声望，但土耳其的地区声誉也明显受到损害，土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亦受到不小冲击。展望未来，虽然土中东政策面临不小国际压力，但其延续与否最终还将取决于土国内政治发展，取决于埃尔多安及其所率领正义与发展党的国内政治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