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建国大业》中营救张澜的真实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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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国大业》以上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直至建国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为背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再现了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为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其中,《建国大业》中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被成功营救的情节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由陈道明饰演的主持营救工作的国民党军官阎锦文,更是以其扮酷的造型、机智的言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历史上的阎锦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张澜、罗隆基究竟又是如何脱险的呢?

两位出人意料的功臣

阎锦文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四川涪陵人,1914年出生在江苏江阴。阎锦文早年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加入帮会组织,得以结识帮会头面人物杨虎,以后成为杨虎的亲信。抗战胜利后,他依靠杨虎的关系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担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而这个稽查处正是军统(后来的国防部保密局)在上海的公开特务机关,专门执行搜捕共产党员和反蒋人士的任务。据有关资料记载,阎锦文曾参与过对共产党员王孝和的逮捕工作,1949年4月,阎锦文还参与指挥了对震旦大学进步学生的搜捕活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帮会头目、军统特务,竟然会在关键时刻救下了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使这两位政治家逃脱了蒋介石的毒手,确实有些让人匪夷所思。提到这些,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关键人物——阎锦文的上司杨虎。

提起杨虎,那更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杨虎,字啸天,1889年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杨山乡一个贫穷农民之家。杨虎原姓胡,两岁时母亲患病去世,生父无力抚养他,就把他卖给了同村年过半百且膝下无子的杨允龙夫妇,取名杨德顺。杨虎小时候曾在私塾读过一年书,12岁时到宁国西街魏天源药店当学徒。17岁时,杨虎因站在店门外看马戏团表演,忘了锅里正熬煮着中药,致使煮沸的中药溢出锅外淌得满地都是。杨虎害怕受到老板惩罚,便离开药店投奔清军守备营当了名勤务兵。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杨虎被宁国府都司杜中义看中认做义子,以后又被推荐送入清军武弁学堂和两江讲武学堂学习。杨虎以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反清讨袁,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贴身卫士兼秘书。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革命,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杨虎率领卫队顽强抵抗叛军,他手持双枪,冒着枪林弹雨杀出一条血路,指挥卫兵背着孙中山突出重围,登上了永丰舰安全脱险。杨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代理海军司令、孙中山总统府参军兼卫队长、北伐军第二军军长等职务,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授予陆军中将,曾被孙中山誉为“一员虎将”。

杨虎早年长期混迹于帮会组织,他在上海黑白两道都有一大批徒子徒孙,遍布于警察、宪兵以及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由于杨虎与蒋介石早年都是孙中山的亲信,两人的关系一度很亲密,孙中山逝世后,杨虎追随蒋介石还与其结为拜把兄弟。1926年杨虎赴江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1927年,杨虎任上海警备司令,并被蒋介石委任为“清党委员会”委员,杨虎利用“清党”之机,先后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谋杀共产党人陈延年、宣中华多人。在蒋介石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杨虎更是积极屠杀革命志士,成为蒋介石的帮凶。但这在之后,杨虎与蒋介石的关系渐渐疏远,抗日战争时期,杨虎欲谋求陪都重庆警备司令之职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逐渐对蒋有了不满之意。以后,杨虎通过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与周恩来接上关系,逐渐转变成共产党的密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杨虎由重庆返回上海,他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经常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保持秘密联系,组织起“兴中学会”,推动上海的爱国民主活动,做了许多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

1946年5月,国共和谈期间,阎锦文去杨虎家拜望他,恰巧遇到正在拜访杨虎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杨虎当即向周恩来介绍说:“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叫阎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恩来也利用这个机会对阎锦文进行了一番教育,和他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希望阎锦文能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多做点事情。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只要你们为人民做过事情了,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阎锦文深受启发,也担心将来万一国民党政权失败了,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为他后来能够积极营救张澜、罗隆基打下了伏笔。

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

1947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全国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地公开掀起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浪潮。1949年1月,时年已77岁高龄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声明,斥责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张澜的声明得到了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仇视和报复。为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危,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在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等人的安排下,一批民主人士被秘密送到了解放区。

国民党一看拉拢不成,便开始对民主人士进行秘密绑架和暗杀。1949年2月24日,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葆真为迎接解放加紧策反工作,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一起被抓的共有30余人。5月9日,王葆真被判处死刑,暂缓执行,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出狱。5月12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黄竞武(黄炎培次子)在中央银行被特务逮捕,18日被活埋在监狱里。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曾伟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就在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杀人的恐怖气氛中,张澜和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都因病住进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虹桥疗养院,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的负责人、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隆庆派出3名杀手也住进了疗养院,日夜对张澜和罗隆基进行监视,等待接到命令就处决张、罗二人。

中共上海地下党得知张澜、罗隆基落到了特务手中、生命危险的消息后,便用电台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指示:“务必全力营救。”周恩来同时指示李克农:“上海一解放,马上护送他们来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营救任务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认为,想营救张澜、罗隆基,杨虎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中有得力的部下。如能得到杨虎的鼎力相助,营救行动成功的把握就大多了。

当吴克坚把周恩来的指示转告给杨虎时,杨虎很爽快地答应照办,他随后把自己的两名亲信——自己的女婿周力行和阎锦文叫到他的公馆,要求两人务必把张澜救出来。

周力行当时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是稽查处处长何隆庆的顶头上司。阎锦文当时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周力行和阎锦文当即向杨虎立下军令状:就算豁出命来也会完成任务。由于担心杨虎出面活动影响太大,就指定他的夫人田淑君充当周、阎营救张澜的联络员。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余公里长的战线上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了国民党的巢穴南京。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就在南京解放的当天,离开溪口匆匆赶往上海。

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的当天,就紧急召见了一批军政要员,一方面是给部下打气,另一方面就是要屠杀一批革命志士,以泄心头之恨。他给毛人凤发去密电:“……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来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其中就包括民盟负责人张澜和罗隆基。

5月3日,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他的浦石路(今长乐路)官邸对自己的亲信、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他们制定了一套行动方案,密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大队长、特务聂琮执行暗杀张澜和罗隆基的任务。

聂琮随后命令手下特务刘克琪制定暗杀计划,他们最初准备用匕首把张澜、罗隆基刺死在虹桥疗养院。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务们也不敢再这样公然行刺了,于是计划把张澜和罗隆基绑架后,抛进大海沉尸灭迹。

5月9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召开各警备大队负责人会议,稽查处处长何隆庆亲自布置,要求第三大队将张澜和罗隆基逮捕。会后,第三大队大队长聂琮就带领十多名特务赶往虹桥疗养院,将张、罗所住的病区包围了起来,准备将两人押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并电话通知阎锦文到场。阎锦文到后,看到了满面愁容的张澜、罗隆基,深深感到事态的严重:如果张、罗被捕,再去营救将比登天还难。这件事不能出半点儿差错,如果稍有闪失,不但救不了张、罗二人,自己和周力行、杨虎恐怕都得把命搭进去。他心生一计,就在医院给周力行打去电话,说张澜和罗隆基病情严重,不宜关押;否则,万一在处决两人的命令下达之前,两人病死在了看守所里,恐怕不好向上峰交代。建议仍让两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外面派上特务严加看守。周力行对这个建议当然表示同意,聂琮见上级同意这个意见,也顺水推舟地将监守的任务交给了阎锦文。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是由毛人凤来亲自向阎锦文下达的暗杀命令。实际上,贵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根本就不是阎锦文这个小人物能够接触得到的,向阎锦文下达暗杀命令的是时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刘方雄向阎锦文传达了保密局毛人凤的指示:要阎锦文做好处决张澜的准备。计划将张澜和罗隆基绑架后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上绑上大石头抛进大海,沉尸灭迹。至于具体处决日期、从哪个码头出江处决,则要听候指示。过了10天, 5月24日上午,刘方雄命令阎锦文:当天深夜10点,将张澜送往十六铺码头,连人带车驶上102号汽艇,然后将张澜和罗隆基沉入江中。

阎锦文接受命令后立即向杨虎作了汇报,随后带着自己的几名亲信赶到虹桥疗养院,准备换下何隆庆布置的值守特务。恰巧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接到了随军撤退的命令,眼看上海就要守不住了,大小特务们都不愿意放弃这个逃生的机会,阎锦文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顺利地换下了原来的值守特务。

阎锦文随后找到张澜和罗隆基,告诉张澜:“毛人凤已下达命令,今夜要将两位先生沉江。我奉命令前来救两位先生脱险,请您相信我,一切听我的安排。”但张澜和罗隆基对阎锦文的身份表示怀疑,担心这是特务设下的圈套,不相信阎锦文所说的话。时年已77岁高龄的张澜更是大义凛然地表示:“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就在这里!”阎锦文只好告诉两人,自己是奉杨虎之命来救他们的。但两人仍对阎锦文的话半信半疑,阎锦文就把杨虎夫人田淑君的电话告诉了他们,张澜和罗隆基在给田淑君打过电话后,终于证实了阎锦文的身份,于是开始配合营救工作。

当天晚上9点,阎锦文全副武装,驾驶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大轿车,一路疾驶开往虹桥疗养院。当时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上海市区内已经戒严,所有路上国民党军队都布设下了哨卡。在行动之前,阎锦文已经得到了当夜通行的口令,一路通行无阻。

进了病房,阎锦文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上车,我是奉令移解,不得拖延。张、罗因心中有数,所以带好随身物品,迅速离开病房上了轿车。两人一上车,阎锦文便跳进轿车,发动引擎呼啸而去。为保证安全,潘云龙、庄儒伶将张澜和罗隆基夹坐在汽车后座中间。阎锦文驾车穿过重重哨卡,直驶杨虎公馆。

车驶进杨虎的公馆,阎锦文打开车门刚刚跳下,突然看见十多个身穿便衣的人员手持手枪、冲锋枪等武器站在台阶上,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阎锦文不由大吃一惊,以为发生了变故,连忙拔出手枪准备应战。这时,杨虎的夫人田淑君走了出来,对阎锦文说:“阎先生,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阎锦文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这些身穿便衣的武装人员都是解放军战士,是杨虎请求地下党派来的,是专门来接应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的。张澜、罗隆基安全脱险,而此时,上海市区还正在激战中。

张澜和罗隆基在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遇到了阎锦文无疑是幸运的。蒋介石在败逃台湾前后曾经下达了多个暗杀的命令,甚至连介绍杨虎与周恩来结识的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也死在特务的枪下,而张澜、罗隆基能够安然脱险,并担任了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阎锦文在其间的作用是巨大的。

杨虎、阎锦文的归宿

蒋介石得知张澜和罗隆基被阎锦文营救出去之后,大为震怒。他亲自下令悬赏百两黄金通缉阎锦文,并派保密局少将科长朱山猿执行逮捕阎锦文的任务;同时,阴谋捕杀阎锦文的全家老小,以泄其愤。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早已料到这一点,迅速将阎锦文的家属转移到安全地带,全家人才避免了杀身之祸。朱山猿则于上海解放初期被公安局捕获,依法枪决。

解放后,阎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专员。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都必设家宴招待。按照张澜家宴的规矩,都是由其夫人代为接待的,但只要是阎锦文来,张澜都一定会亲自做陪。这对阎锦文来说也是一种殊荣了,由此也可看出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给张澜留下的印象。后来阎锦文以天津大中华橡胶公司驻华北机构负责人的身份长驻北京,并受邀担任了宣武区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阎锦文受到迫害,以致家破人亡。文革后,在落实政策中,阎锦文既未要求经济补偿,也没有要求退还被抄房产,只是向全国政协提出要求:将其由退休改为离休。确定他是退休或离休,表面上看是能否享受离休待遇的问题,实际上则是界定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大事。对此,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自作出批示:阎锦文先生所述情况,我还记得。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随后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算起,由此他获得离休干部身份,安享晚年。1985年,阎锦文去世,享年71岁。

引导阎锦文走向光明的杨虎,后来的经历则耐人寻味。除了营救张澜、罗隆基之外,杨虎还掩护、营救过爱国民主人士章伯钧、王葆真、朱蕴山和胡允恭夫妇等人。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命令在沪要员一律撤往台湾,杨虎拒不随往。中共方面考虑到他的安全,当即设法使之迁往北平,受到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1949年10月1日,杨虎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应邀担任政务院顾问,中央政府对他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安排他在当年的恭亲王府居住。然而在民国时期长期手握重权的杨虎对此却不满足,他不甘心手中没有实权,反而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进行叛国通敌活动。1955年7月,杨虎授意老部下、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敬明代笔,分别给日本重光葵和台湾蒋介石写信,要求蒋介石“反攻”大陆,并表示自己愿意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内应。案发后,杨虎被捕受审。195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3年2月,改判无期徒刑。1966年3月,杨虎在北京复兴医院病故,终年77岁。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