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收入标准的测度、影响与合理性分析：兼论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发展阶段

朱兰　马金秋

摘要：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定符合自身收入阶段和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收入标准是判定一国发展阶段、发展状态和增长动力的前提条件。本文以中等收入门槛为例，通过梳理文献和统计分析归纳收入标准的决定因素，进而定量分析不同收入标准对“中等收入陷阱”识别和动因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中等收入转型难度。研究发现：收入门槛的界定依赖于收入分类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组合，进而直接影响中等收入国家数目、“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的判断;使用不同的收入标准，中国目前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且跨越高收入门槛的难度和时间不同。不同收入标准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问题，宜匹配恰当的收入分类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不可随便混用。本文为与收入阶段相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分类依据和数据支撑。

关键词：收入标准;分组门槛;中等收入陷阱;新结构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引起了众多的国际争议，是当前WTO改革和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行业的发展处于世界前沿，属于高收入国家;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之间依旧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HDI发展指数较低，屬于发展中国家（马莹，2019）。但自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国际上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2019年，美国以“总理事会决定草案”的形式明确WTO成员符合以下任意条件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1）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国家;（2）正在加入或者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3）20国集团（G20）成员;（4）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总额不低于05%。其中，收入标准的确定直接关系一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定，进而影响了其适用的WTO规则以及在其他国际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中国能否跨入高收入门槛？不同的收入标准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未来的增长前景会具有怎样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目前研究较少。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捷径是遵循经济体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林毅夫，2014）。但是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工业化”）这种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林毅夫，2014）。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战略也有所不同（王勇，2017）。Lin & Wang（2020）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生产服务部门的角色是不对称的，不发达的生产服务部门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是制约性因素，但当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未能及时实现与经济结构转变相适应的产业升级，经济体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定，还是依据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制定最优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前提都是收入标准的界定。而从定量层面，如何划分一国所处的收入阶段，学术界尚无定论。世界银行最早参照贷款业务的分类标准，按照人均GNI（Altas法）将各国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一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和门槛 ，比如绝对分类法和相对分类法，以及按照不同原则提出的具体收入门槛的阈值。Han & Wei（2017）利用人均GNI均值和人均GDP均值之间的比例，推算不同数据来源下现价GNI与不变价GDP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不同收入组别的门槛值。陈斌开、伏霖（2019）在Han & Wei（2017）的基础上，计算了2011年PPP不变价美元下的收入分组标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中等收入标准，从而确定了不同的收入分组。Spence（2011）将5000-10000美元的人均GDP作为中等收入区间，Eichengreen et al.（2012）将10000美元（2005年不变价）的人均GDP作为中等收入门槛值，Aiyar et al.（2013）将2000-15000美元（2005年不变价）的人均GDP作为中等收入区间。另一部分学者直接对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提出质疑。Badiee（2012）指出，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是否有用？应该使用人均收入指标，还是其他指标或者更加综合的指标？收入是否应该使用汇率或PPP衡量？应该如何设置分组界限值？各组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自然”的分界线衡量人均GNI或其他指标？应该如何以及多久调整一次分类标准？界限值是应该调整还是只进行单一排名？是否应该超越GDP，如果是的话，怎样构建衡量标准？

与收入标准探讨最为密切的，便是广受争议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由于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中等收入标准，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量化标准也存在差异，导致对同一个经济体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相互矛盾。以中国为例，Eichengreen et al.（2014），使用PWT 63、PWT 71和IMF数据，均发现中国已经或者即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Felipe et al.（2017）研究发现，中国在2015年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Glawe & Wagner（2020）将2000-7250美元作为中低收入区间、7250-11750美元作为中高收入区间，分别使用世界银行2004-2011年的数据补充Maddison（2010）数据库中的中国数据以及IMF数据，发现中国2015年或2016年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不同的收入标准和收入陷阱的定义，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比如产业结构转型失败、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不及时、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老龄化、创新不足等（Zhang，2016;杨克泉等，2017;郭熙保、朱兰，2016，2017;Wagner，2017;张荣、张桂文，2017;Lin & Wang，2019;Wang &Wei， 2019）。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再加上收入标准界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得上述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和稳健性。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直接影响一国收入阶段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提供关于中国发展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判断问题的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对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争端与中美贸易问题，指导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地界定收入标准，研究在不同的收入标准下，关于中国发展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判断是否稳健。本文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收入标准、数据口径和数据来源入手，分析不同组合方式对一国收入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判断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收入标准本身对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以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跨越高收入门槛的难度的影响。文章以中等收入标准作为切入点，主要是因为：（1）中等收入阶段是低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渡阶段，确定了中等收入阶段也就界定了低收入和高收入阶段;（2）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直接关系到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一国是否为发展中国家的判定，对甄别中等收入陷阱成因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1）数据层面，文章首次系统比较了世界银行、PWT、Maddison等常用数据库的人均收入来源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对不同分类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组合下世界经济体的收入分布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分析;（2）理论层面，文章基于不同收入标准对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进行了定量识别，为已有研究提出了一個统一的统计层面的解释;（3）现实层面，本文将收入标准的界定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如发展阶段的判定和中等收入转型难度，分析收入标准在研究不同经济问题中的合理性。

文章接下来的内容安排是：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和收入数据进行全面梳理，以统计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为例，分析不同分类方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对收入门槛的影响;第三部分使用数据统计和计量模型，研究收入门槛对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的差异性影响;第四部分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包括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中等收入转型难度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收入标准的界定：分类法、数据库和统计口径

目前，收入标准划分的方法分为绝对分类法和相对分类法，前者根据一个固定的人均国民收入（GNI）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确定不同收入阶段的门槛，后者根据与参照国某一人均收入的比值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门槛。除了收入法和门槛值的区别，不同学者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口径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较多使用的包括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宾大世界表（PWT）、麦迪森（Maddison）、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库（TE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EO），其中WDI、PWT和Maddison的人均收入数据使用最广泛。本文分别从收入分类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等方面，以不同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国家数目分布为例，直观展示影响中等收入界定标准的因素。

（一）收入分类法

最初提出收入分组方法的是世界银行，该机构1989年进行分类改革，建立一套新的方法便利将各国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分组，从中找出最需要援助的贫穷国家。世界银行有三种分类标准：基于行政管理目的的地区分类（Geographic regions）、贷款业务的业务分类（Operational lending categories）和分析目的的收入分类，前两种标准早于收入分类法。地区分类是基于世界银行的六个业务区域，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业务分类是为了发放贷款，根据人均收入分为IDA贷款（或20年IBRD贷款）、IBRD贷款（15年和17年贷款）和混合贷款。IDA提供高度优惠的贷款，所发放的无息贷款和赠款用于加快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项目。IBRD贷款不属于优惠贷款。混合型借款国既可以从IDA借款，又可以从IBRD贷款。

为便于操作和分析，1989年世界银行新增了分析法（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世界银行根据图表集法（Atlas法）计算各国的人均GNI（现价美元），然后根据不同的收入门槛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参照1987年的业务标准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989/01/18009474/capita-income-estimating-internationally-comparable-numbers，世界银行在1989年提出了1987年的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和高收入的人均GNI门槛值。其中，中低等收入门槛值借鉴土建工程优先（Civil Works Preference）标准，中高等收入门槛值借鉴17年IBRD条款（17-Year IBRD Terms），高收入门槛值借鉴1989年工业化国家标准 1978年，世界发展指数将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OECD国家（工业化国家）和资本过剩的石油出口国。世界银行关于国家分类和收入分类门槛的具体介绍，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ow does the World Bank classify countries？”和“How are the income group thresholds determined？”。，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因此，本质上说，世界银行的分析类分类标准与操作类分类标准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使用目的不同。收入分组主要是便利分析，操作分组主要用于贷款业务。

由于世界银行人均GNI的数据测度始于1962年，超过半数经济体1970年以前的人均GNI（按照Altas法计算）数据缺失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包含205个经济体，其中1962-1970年有人均GNI数据的样本数目依次是76、78、80、81、81、90、95、97和101，占比均未超过50%。，无法进行长期的跨国分析。为了弥补这一数据缺陷，学者们推演出一系列基于人均GDP的其他收入划分标准。最早提出“相较于富国和穷国，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最慢”的Garrett（2004），按照人均GDP（1995年不变价美元）排序，将中间45%的经济体视为中等收入经济体。Felipe et al.（2017）使用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人均GDP，按照t1*t2*t3分组方法t1、t2、t3分别表示中低、中高和高收入的门槛值，t1*t2*t3表示不同收入门槛值的组合。，从10080个分组中寻找与世界银行收入分组结果最契合的分组标准，最终确定将2000美元、7250美元和11750美元作为划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

Aiyar et al.（2018）将2000-15000美元（2005年不变价）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界定标准，同时也使用了1000美元或3000美元作为中等收入门槛值，12000美元或16000美元作为高收入门槛值，共使用了15种不同的中等收入區间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Eichengreen et al.（2011，2014）分别使用PWT 63和PWT 71数据，认为人均GDP（按照2005年不变价计算）超过10000美元就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Han & Wei（2017）使用PWT 80中的人均GDP（按PPP衡量的2005年不变价美元），将人均GDP低于1096美元的经济体视为极低收入经济体（Extremely Low-Income），人均GDP为1096-2418美元的视为低收入经济体，2418-5550美元的视为中低收入经济体，5550-15220美元视为中高收入经济体，15220美元以上则视为高收入经济体。同时使用Maddison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数据，按照1960年美国人均GDP（11328美元）的16%、36%和100%，即1812国际元、4078国际元和11328国际元划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表1列出了绝对收入分类法下部分中等收入门槛。

从上可以看出，绝对收入门槛值的确定本身没有理论依据。其他机构和学者大多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进行匹配，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门槛值，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自世界银行2007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界定不同，所使用的定量测度标准也不一样。郭熙保、朱兰（2016）将学术界观点概括为“产业结构调整论”“经济增长下滑论”和“经济发展障碍论”。由于绝对收入分类法是一个固定值，不随时间推移和世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许多学者认为绝对收入法无法体现一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格局的变化，所有国家最终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为了弥补绝对收入法的缺陷，学者们继而提出了相对收入分类法，即将前沿经济体（如美国或者OECD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参考值，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前沿经济体人均收入的某一比值作为收入门槛。相对收入法的理论依据是经济收敛理论，即由于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快于前沿经济体，随着时间推移，人均收入水平将收敛于前沿经济体。

但是，相对收入法下具体门槛值的确定本身依旧是一个拇指法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Woo（2012）将某一经济体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百分比定义为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简称CUI指数），划分一国所处的收入阶段。作者使用Maddison（2010）数据，将CUI指数处于20%与55%之间定义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报告（2013）也提出了一个相对标准，即以美国为基准国，也使用Maddison（2010）数据，将一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比值处于5%-45%视为中等收入经济体。Im & Rosenblatt（2015）提出了两种标准，一种是将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 15%-60%视为中等收入门槛，另一种是按照Kremer et al.（2001），将美国人均GDP的1/16-1/2视为中等收入门槛。Agénor et al.（2015）将中等收入门槛定义为美国人均收入的5%-45%（1990年国际元），Bulman et al.（2017）将其定义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0%-50%（2005年不变国际元），Robertson & Ye（2016）将其定义为美国人均收入的8%-38%（2005年不变价），Arias & Wen（2016）将其定义为美国人均GDP的15%-50%，龚刚等（2017）将其定义为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10%-60%。Han & Wei（2017）则将美国人均GDP的16%作为中等收入门槛，美国196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15220美元作为高收入门槛。表2列出了相对收入分类法下的部分中等收入门槛值。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于绝对法和相对法设定的原则不同，故其研究的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同。即绝对分类法基于一个静态、绝对的收入门槛值，只是剔除了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影响，不随世界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衡量一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相对收入标准是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受参照国和自身经济体经济速度相对值的影响，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的是后发经济体向前沿经济体的经济追赶。另一方面，即使使用相同的收入分类法，不同学者选择的收入阶段的门槛值也存在较大差异。以相对收入法为例，中等收入阶段的门槛值最低是美国人均收入的5%，最高是美国人均收入的20%，相差4倍。即使使用相同的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不同收入门槛下某一经济体所处的收入阶段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数据来源

根据对不同学者的收入标准梳理，本文发现人均收入数据的来源也存在较大差异，以世界银行、麦迪逊数据库、宾大世界表为主。但是由于统计标准与计算方法的不同，不同数据库所计算的同一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速也存在差异。以世界银行和麦迪逊数据库为例，计算世界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结果发现使用世界银行数据，世界平均人均GNI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从1970-1980年的179%、1980-1990年的129%、1990-2000年的105%，下降至2000-2010年的1%、2010-2016年的094%;使用Maddison（2013）数据，世界人均GDP（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呈波动式变化，即1950-1960年是28%，1960-1970年是3%，1970-1980年是19%，1980-1990年是13%，1990-2000年是16%，2000-2008年是3%。总体来说，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人均GNI年均增长率低于使用Maddison（2013）的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年均增长率。

为了检验数据来源的影响，本文基于相同统计口径，分别使用了世界银行、IMF、PWT 90的数据，计算了1980-2018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表3列出了八种相对收入门槛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个数。从表3可以看出，在同一标准和统计口径（人均GDP，以2011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下，使用世界银行、IMF、PWT 90不同来源的数据得到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个数不同。使用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出的中等收入国家个数均多于使用IMF、PWT数据计算出的个数，且差别较大，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使用IMF和PWT 90数据，计算得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个数相近，差别较小。八种相对收入门槛下，这一结果均保持不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一结果的稳健性。

即使同一数据库，不同版本涵盖的国家样本和时间维度以及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也不同。以PWT系列版本为例，PWT 80的国民收入账户数据中有209个经济体，时间跨度是1950-2011年，PWT 81数据中时间跨度也是1950-2011年，但是仅包含167个经济体，比PWT 80少了42个经济体，PWT 90数据中则有182个经济体，相较于PWT 81又增加了15个经济体，时间跨度是1950-2014年，延长了3年。以Maddison数据库为例，使用Maddison（2010）计算1990-2000年美国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的年均增长率是262%，2000-2010年美国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的年均增长率是042%;使用Maddison（2013）计算1990-2000年美国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的年均增长率是254%，2000-2010年美国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的年均增长率是061%。

表4列出了使用PWT 81和PWT 90计算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分布。PWT 90数据样本在PWT 81基础上增加了15个，样本容量从167变为182，时间跨度从1950-2011年变为1950-2014年。数据中人均GDP都是使用PPP衡量的不变价美元，只是基础年度不一样，前者以2005年为基础年，后者以2011年为基础年。从表4的结果可知，使用PWT 81和PWT 90计算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分布基本相同，存在略微差异。具体来说，按照美国人均收入5%-45%的门槛值计算201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个数，使用PWT 81数据结果是94个，使用PWT 90结果是98个，相差仅4个;但是，按照Im & Rosenblatt（2013）美國人均收入的15%-60%为门槛值计算201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个数，使用PWT 81结果是63个，使用PWT 90结果是74个，相差11个。

（三）统计口径

不同统计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表5列出了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肯尼亚、斯里兰卡、喀麦隆和苏丹分别使用人均GNI（Altas法）、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和人均GDP（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2018）。结果显示，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肯尼亚、斯里兰卡、喀麦隆和苏丹1972年的人均GNI（Altas法）均为190美元，但是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这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斯里兰卡人均GDP最低，仅有697美元;毛里求斯人均GDP最高，达到1236美元，两者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几乎一倍。按照2018年现价美元计算，1972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是肯尼亚，仅为174美元;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毛里求斯，为218美元，两者人均收入水平相差44美元。从上述对比可知，分析以上5个经济体的收入阶段，即使使用相同的收入门槛和数据来源，如果使用不同的统计口径，结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分析中等收入标准对统计口径的敏感性，本文使用同一数据来源，分别使用不同的人均收入数据计量单位，计算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本文以PWT 81数据为例，根据8种相对收入分组标准，图1描绘了基于人均GDP（现价美元）计算的中等收入国家数目，图2画出了基于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中等收入国家数目。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同一时间段内，使用不同人均GDP统计方法计算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分布具有很大的差异：基于人均GDP（现价美元）计算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呈现阶梯状波动趋势，基于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总体上呈单调递增趋势。

由于许多国家1950年之前的人均收入数据缺失，本文重点分析1950-2010年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具体而言，按照人均GDP（现价美元）计算，1950-196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接近50个，1960-197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接近60个，1970-198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接近100个，1980-200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有所下降，2000年后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又逐渐上升。按照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50-196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不到20个，1970-198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最多不到60个，1990-200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最多接近100个，2000年后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又平缓下降。

而且，图1和图2再次说明了使用不同的中等收入标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目存在很大的差异。使用Woo（2012）的CUI指数，将美国人均收入20%-55%的收入范围界定为中等收入，处于这一收入区间内的经济体数目最少。按照人均GDP（现价美元）计算，1970-2010年，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GDP 20%-55%的经济体数目不足40个。然而，使用世界银行（2012）的分组标准，即占美国人均GDP 5%-45%的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1970-2010年，中等收入经济体数目在80-100个之间，几乎占了世界总数的一半。同样，使用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得到的结果类似。不同的中等收入划分标准，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判定，进而对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影响。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可比较性，本文选择了1960-2011年经济体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宾大世界表数据库（PWT 80、PWT 81及PWT 90）、世界银行数据库与Polity IV数据库。主要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见表7，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请参见附录1。

表8列出了Aiyar标准下的Logit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只控制了资本与劳动力，第（2）（3）列分别增加了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第（4）列增加了政府规模、对外开放度与城市化率，第（5）列增加了产业结构与制度变量。可以看出，在同一标准、同一数据来源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起作用的方向保持一致，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系数大小较为接近。从表8可知，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降低一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提高一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递减所致（Eichengreen et al.，2013）。Aiyar et al.（2013）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加大了经济发展减缓的概率，因此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越高，

一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越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会提高一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这与田雪原（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产业结构对一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概率具有负向作用，民主程度则对一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具有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过早“去工业化”和实施民主制度改革，违背了中等收入阶段最优的产业和制度结构，反而提高了一国陷入陷阱的概率。但是，整体而言，除了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贸易开放度之外，其他因素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3.更换不同的收入标准和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收入标准对中等收入陷阱动因的影响，本文在给定经济增长模型和中等收入陷阱标准的情况下，更换不同学者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稳健性。表9列出了同一数据来源、不同收入标准下的回归结果。第（1）（2）列分别为Aiyar（2018）、Wei & Han（2017）提出的绝对收入标准，第（3）-（6）列为Robertson & Ye（2016）、Arias & Wen（2016）、Agénor et al.（2015）、龚刚等（2017）提出的相对收入标准。可以看出，影响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影响因素明显不同。具体来说，使用绝对收入法，Aiyar（2018）标准下，影响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概率的因素是物资资本、劳动力数量和贸易开放度;Wei & Han（2017）标准下，影响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概率的因素是物资资本、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TFP和贸易开放度。使用相对收入法，Robertson & Ye（2016）的8%-36%标准下，劳动力数量、政府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是影响一国陷入陷阱的主要因素;Arias & Wen（2016）的15%-50%相对收入标准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是影响一国陷入陷阱的主要因素;Agénor et al.（2015）的5%-45%标准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规模和贸易开放度会影响一国陷入陷阱的概率;龚刚等（2017）的10%-60%标准下，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和贸易开放度则会影响一国陷入陷阱的概率。

表10进一步汇报了同一标准、不同数据来源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给定陷阱和中等收入标准，即使在同一个数据库的不同版本下，影响一国掉入等收入陷阱概率的不同因素的回归系数及统计显著性也存在较大差异。使用PWT 80数据，劳动力数量和对外开放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使用PWT 81和PWT 90数据，劳动力数量和对外开放度的回归系数却为正。人力资本、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在PWT 80和PWT 81中为负，在PWT 90中却为正。TFP的回归系数在PWT 80和PWT 90中为负，在PWT 81中却为正。此外，政府规模的回归系数在三种数据版本下虽保持了方向一致，但大小和统计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标准（包含收入法、门槛值和数据来源）对判断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陷入陷阱的成因，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这就是说，给定了陷阱的理论内涵和定量标准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中等收入标准，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个数以及导致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均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状态和成因的判断依赖于中等收入标准的选择，统计上不具有稳健性（Glawe & Wagner，2020）。

四、收入标准的合理性分析

从前文研究可知，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和因素识别依赖于收入标准的选择。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制定了不同的收入标准，但这些收入标准的界定本身具有主观性（郭熙保、朱兰，2016）。哪些收入门槛的确定更具有合理性？如何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收入标准？本文将以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的判断，以及不同收入分类法下中等收入转型难度，对收入标准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一）中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2019年7月，美国发布《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认为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不平等的竞争优势。但实际上，尽管联合国统计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界定标准，但至今尚未在国际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界定标准具体来说，联合国统计司根据地区和国家分类标准，将各国简单地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又进一步细分为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将各国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据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总量将各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属于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组成，综合考察了各国的健康、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将世界各国分为极高HDI、高HDI、中HDI及低HDI四个组别，其中属于极高HDI组别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属于其他三类组别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这种标准的模糊性导致WTO自我认定机制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大差异，引起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马莹（2019）将针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概括为经济体量说、国际影响力说、技术发展说和产业政策说，并提出这种质疑本质上是对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危机的一种应激反应。

鉴于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最新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标准，本文将从收入标准角度，判断中国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即一国是否是高收入国家。由于一国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依赖于中等收入标准的确定、统计口径、数据来源及数据版本的选择，本文分别计算了绝对收入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下中国目前所处的收入阶段，以判断中国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因为绝对分类法相对简单，且研究结论差异较小，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数据来源选取了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世界银行、PWT、Maddison和Ted数据库，并且细分了人均收入数据单位和数据版本。根据前文的整理，相对法下中等收入门槛下限值包括45%、5%、625%、8%、10%、15%和20%。

表11列出了5种标准下，使用不同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时，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结果显示，收入标准、数据单位、数据来源都会对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产生直接的影响，且不同标准、数据单位、数据来源下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以不同的收入门槛为例，按照5%的中等收入门槛，使用不同数据，中国最早1952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最晚2007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照8%的中等收入门槛，中国最早1988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最晚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照10%的中等收入门槛，中国最早1994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最晚2017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照15%的中等收入门槛，中国最早2003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最晚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照20%的中等收入门槛，中国最早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最晚2011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不同的收入门槛值，使得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相差巨大。使用5%与20%的收入门槛，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节点相差超过50年。至于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可以推断，不同标准下的结果差异也将很大。

从不同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单位来看，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值较大，中国2017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仅占美国人均收入的10%;使用PWT、Maddison和Ted数据，中国2011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比值已经超过了20%。如果按照Woo（2012）标准，即CUI指数处于20%-55%的国家处于中等收入组别，使用世界银行人均GNI数据，中国至今刚跨越中等收入门槛。如果按照Robertson & Ye（2015）的标准，即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GDP的5%-36%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组别，使用PWT数据，中国早在1952年就处于中等收入阶段，2011年已经达到了25%左右，距离进入高收入阶段并不遥远。

综上所述，不管使用何种数据、统计口径以及收入标准，中国目前都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距离达到高收入门槛仍有一段距离，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在使用相对收入标准时，更加明显。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相比，仅占其20%。当然，如果按照绝对收入标准，中国只要保持正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能够跨越高收入门槛。所以，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确认，直接取决于收入标准的界定。而收入标准的合理性，值得学术界和政策界继续探讨。

（二）中等收入转型难度

中等收入转型，即一国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转型难度既依赖于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取决于中等收入门槛和高收入门槛的距离。门槛宽度以中等收入门槛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的比值和差值表示，衡量中等收入标准覆盖的收入区间的范围。转型难度以一国所需的经济增长率和停留时间表示，衡量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转型的概率。给定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计算不同收入标准下中等收入区间宽度，本文进一步估计不同标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难度。

本文对比了世界银行人均GNI（Altas法）和Felipe et al.（2017）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宽度和转型难度选择Felipe et al.（2017）和世界银行分组标准的原因是，Felipe et al.（2017）的收入门槛选择是参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而定，只是使用的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不同。世界银行使用人均GNI（Altas法），只包含1960年以后的数据，Felipe et al.（2017）使用Maddison（2010）人均GDP（1990年GK法国际元）数据，涵盖1840年后的数据。。表12分别列出了两种标准下中高与中低收入、高收入与中高收入、高收入与中低收入门槛值的比值。可以看出，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中，中高收入门槛值是中低收入门槛值的4倍，高收入门槛值是中高收入门槛值的3倍，高收入门槛值是中低收入门槛值的12倍。而且，这一比值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Felipe et al.（2017）标准下，中高收入门槛是中低收入门槛的363倍，高收入门槛约为中高收入门槛的162倍，高收入门槛是中低收入门槛的588倍。以差值计算的中等收入宽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略微扩大。以2018年为例，世界银行标准下中低收入宽度（即中高与中低收入门槛值之差）为2930美元，中高收入宽度（即高收入与中高收入门槛值之差）为8420美元，中等收入宽度（即高收入与中低收入门槛值之差）为11350美元。Felipe et al.（2017）标准下中低收入宽度是5250国际元，中高收入宽度是4500国际元，中等收入宽度是9750國际元。

假设人均GNI的年平均增长率是5%，按照2018年世界银行人均GNI标准，一国需要28年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51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Felipe et al.（2017）标准，一国需要26年从中低收入经济体转型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36年实现中等收入转型。比较发现，即使都是绝对标准且一国人均收入增长率相同，不同标准下所需的从中等收入阶段转型到高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转型难度不同。

针对相对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宽度与转型难度而言，本文重点分析了使用范围较广、影响因子较大的7种相对收入分组标准，分别是World Bank（2013）、Woo et al.（2012）、Im & Rosenblatt（2013）、Bulman et al.（2017）、Robertson & Ye（2015）、Arias & Wen（2016）、龚刚等（2017）。本文使用PWT 81的人均GDP（按照PPP衡量的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了不同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区间（见表8）。从表13可以看出，相对标准下中等收入区间下限的最小值是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5%，上限的最大值是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60%，中等收入覆盖的区间范围从美国人均收入的28%、35%、40%、4375%、45%到50%。高收入门槛值与中等收入门槛值的比值从最低的275倍到最大的9倍，不同标准下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宽度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等收入标准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

另外，虽然同一标准内高收入和中等收入门槛值的比值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中等收入宽度的绝对值却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横向比较不同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宽度，龚刚等（2017）的收入标准中等收入阶段覆盖范围最大，1950年高收入门槛值与中等收入门槛值的绝对值差距是6422美元，2010年中高收入绝对值差距达到21186美元。Robertson & Ye（2015）收入标准中等收入阶段覆盖范围最小，1950年高收入门槛值与中等收入门槛值的绝对值差距是3596美元，2010年中高收入绝对值差距达到11864美元。Woo et al.（2012）、Arias & Wen（2016）的中等收入阶段覆盖范围相同，World Bank（2013）和Bulman et al.（2017）的中等收入阶段覆盖范围相同。纵向比较每个标准中等收入宽度的变化，可以明显发现，所有标准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宽度随时间不断加大，高收入门槛的绝对值不断提高，一国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的难度系数也逐渐提高。

综上所述，不同收入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宽度和转型难度存在明显差异。绝对标准下的转型难度依赖于一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但是不同数据来源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不同，导致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难度系数不同。相对标准下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难度不仅依赖于本国自身的增长率，还取决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给定经济增长率不变，绝对收入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宽度基本保持不变，但具体数值会随着世界银行等相关组织制定的收入分组标准的变化而变化，低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型的难度较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难度较高;相对收入标准下的中等收入比值保持不变，但是差值逐渐增加，高收入门槛的绝对值逐渐提高，转型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收入标准是判定一国所处收入阶段、发展状态和增长动力的前提条件。明确经济体的收入阶段和禀赋结构，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从收入标准出发，以统计中等收入国家数目为例，分析了分类法、数据源和统计口径对中等收入标准界定的直接影响。然后，本文通过构建条件Logit模型，识别了收入标准对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状态和成因的影响，检验相关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最后，本文应用收入标准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型难度的影响，分析使用收入标准研究不同经济问题的合理性。结果发现：（1）中等收入阶段的划定依赖于收入标准、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不同组合下的收入门槛界定对中等收入国家数目具有直接影响;（2）通过统计分析与构建计量模型，发现收入标准直接影响一国中等收入陷阱状态的判断以及成因的识别;（3）使用不同的收入标准，中国目前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不同收入标准下的中等收入宽度和转型难度存在明显差异，给定中国的经济增速，选择不同的收入标准，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的时间也不同。

本文的研究说明，收入标准的确定受收入方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的影响，进而影响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状态以及转型结果。如果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国发展状态的识别标准，那么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因素，都会受收入标准的影响，研究结论不具有稳健性。但是，不论是按照何种收入水平划分，中国目前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与美国、OECD国家的收入水平具有较大差距，属于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达到高收入门槛的时间，不仅依赖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依赖于高收入门槛、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在未来5-10年内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但是按照相对收入标准，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最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产业能否升级，而产业升级与否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关系，与一国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存在较大关系（王勇，2017;鄧悦等，2019;刘和旺、张双，2019）。任何一个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如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都可能陷入所谓的“陷阱”，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挑战。收入阶段的提出和划分，有助于避免后发经济体盲目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是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出发，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但是收入阶段本身不是产业能否升级和是否陷入增长陷阱的直接原因。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战略，发挥后发优势，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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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ndowment-driven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the shortcut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Income standard is the precondition to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a certain country. Starting from these defini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examines the direct effects of different income methods， income thresholds， data sources and statistical standards on the income stage， but also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Further discussed are the rationality of income standard in the study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 difficulty. It is found that the quantitative definition of income threshold depends on income classification， data sources and statistical caliber， which further affect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auses of middle-income trap. Different income standards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economic issues， but China remains a "developing country" whatever different income thresholds are us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oretical and policy research in the area.

Key Words：Development Stage; Income Threshold; Middle-income Trap; New Structural Economy

責任编辑 郝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