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向何处去？

刘卫东

近来，“底层文学”明显进入了僵化停滞的瓶颈，具体表现为：新的作品难以脱离窠臼，没有重大突破；
理论建设缓慢，无力形成系统、完整的意义定位；
否定声浪此起彼伏，“底层能否被表述”的质疑如影随形。目前，学界正在进行“底层文学”的经典化工作，《那儿》、《马嘶岭血案》、《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神木》等作品被反复研讨，将来占据文学史一席之地已经毫无悬念，不过，打扫战场和开表彰会也意味着，新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的“底层文学”写作潮流呈现出消退和结束的趋势。难道“底层文学”真的就此偃旗息鼓，再无振兴的可能？

坚持书写“底层经验”

新世纪以来，建筑农民工、煤窑工、乡村留守妇女、下岗工人、卖淫小姐、饭馆服务员、小商贩以及刚毕业的“蚁族”大学生等人物形成了所谓的“底层”，他们是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新人”，同时，他们纷纷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最终聚合为文学史上新的群像。当我们这次观察“底层”的时候，发现此前文学史中使用过的“工农兵”和“小人物”等身份都无法拿来描述他们，因此，有关他们的问题也是新的问题。同时，在当下语境中，“底层”庞大的体量无法令人忽视，而他们的诉求与社会大背景的关系更引人瞩目。

关注“底层”的命运，是文学中现实主义“哀民生之多艰”一脉的追求，也是新世纪社会阶层演变给作家提出的课题。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贫富差距显著，仇富心理与日俱增，社会矛盾逐渐尖锐。作家们在讲述自己的写作动机时，往往强调现实生活带给自己的震撼，因此，“问题小说”传统在此复活。其实，为什么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笔下的“底层”作为文学人物形象，呈现出怎样的面目，而这个面目又具有怎样的丰富性。“底层”写作是取得新的突破，获得文学史的尊敬，还是无功而返，留下一地鸡毛，决定性的因素正在于此。在对“底层”的表述中，“苦难”毫无悬念地成为关键词，苦难经验占据了底层叙事的大部分篇幅。对于作家来说，写出“底层”生活的苦难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作品中惨痛的场景比比皆是。下岗工人的艰难生活、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城市边缘人的艰难挣扎，以及他们的态度，组成了一幅“底层”生活的画卷。关于书写“底层”中的苦难的问题，引发了争议。洪治纲在《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中专门批评这种现象，他认为：“很多底层写作的作家陷入到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就在于他们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在那里，我们既看不到人类基本的伦理操守，又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变革前景。很多作品，甚至以颠覆日常生活价值观为代价，来演绎苦难的生存景象。”的确，苦难是“底层”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不断地重复咀嚼苦难，就会陷入模式化，因此，洪治纲在从“底层”苦难的渲染中，能够看到其中隐含的焦虑症问题，可谓洞见。不过，洪治纲的指责也有偏颇之处，他对“底层”的理解略显片面。实际上，“底层”只是一个群体，身上并不具有附加的道德判断，因此，他们既可以有人性光辉的闪耀，也可以有龌龊的思想行径，如果不由分说以启蒙视角来判断他们，则会陷入先验的否定。“底层”和苦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的互生共存关系无法回避，因此，问题不在于写不写苦难，而在于如何通过独特的方式把握和书写苦难。

顺理成章，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底层”文学对苦难的依赖的问题，如何超越苦难？我以为，这是引领“底层”写作走出“问题小说”困境的关键，而这，恰是当前理论建设中模糊的问题。洪治纲主张，文学应该“赋予苦难以巨大的温情和无边的悲悯，赋予人物以关怀、爱和救赎，使我们在那些不幸和苦难的叙事中产生一种怀想，一种对不幸命运的敬畏，一种对未来的期待”。显然，洪治纲是站在宗教情怀的基础上论述苦难及其救赎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也可以成立，因为，相对于命运的无情，万物为刍狗，人类只能用互爱来取得在冰冷的世界的一点温暖。《静静的顿河》、《复活》、《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经典的俄罗斯作品，都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内描写了人遭受的苦难，并且从俄罗斯文化中特有的宗教情怀出发，坚信忍耐和信念能够带给不幸最后的慰藉。不过，如果拿这样的观点来要求“底层”文学，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与“新写实”潮流中处于尴尬生活境地的小人物不同，“底层”的生活不仅触目惊心，还拷问现实，带有社会批判的功能。相反，节制苦难，会使“底层”写作陷入犬儒主义，从而无从确立这个题材的当代意义。

我以为，新世纪“底层”文学面对苦难时，既不能无节制地制造血泪场景，搞苦难竞赛，同时，也不能退缩到谅解和忍耐的救赎中，而是应该直面现实，找到新的突破。问题的症结仍然在“底层”经验，我们仍然要坚持书写，但是，要用新的维度来理解和表现。何为新的维度？恐怕要在探索和实践中摸索，而非使用先验的框架，这也与当代思想状况的现状相符合。从历史经验来看，某种文学潮流的代表作往往是长篇巨作，因此，“底层”经历了一个短篇、中篇的井喷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名作后，还需要一个沉实的、史诗型的长篇来做最后的总结。“底层”命运只有放在当代社会历史变迁中，才可以摆脱顾影自怜和伤感愤怒，进入到现实批判和思想史融合的层面。可以说，只有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同时对“底层”经验非常熟悉，并且能将其纳入到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框架内，又带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品，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期待本土原创理论

“底层”写作固然有诸多问题，但是，与此相比，理论层面的问题更多。面对“底层”写作现象，理论家虽然提出了多种说法，但是，针对性不够强，给人感觉是不得要领，越说越乱，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问题，甚至，迟迟无法对“底层”写作进行定位，也把握不准底层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底层”文学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个路向，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都存在不少可商榷之处。

当前理论现场中，曾被丢弃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规范被重新注意，左翼文学的脉络也浮出水面，成为理论格局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新左派”身份，但是从“延安—十七年—文革”文学传统汲取资源的做法却难以否认。面对新的形势，“底层”文学中出现了左翼文学中的许多元素。曹征路的《那儿》中，“我小舅”是厂的工会主席，因为国营工厂改革而卷入欺诈案中，为证明自己清白，更为了凭吊自己在工厂度过的年轻时代，他选择了自杀。“我小舅”死前做了很多的铁质的斧头镰刀，散落在机床前，他用一个久远而又熟悉的符号为自己命名。他的死，与其说是对革命记忆的殉葬，不如说是试图激活文学史中的已经沉睡的左翼文学躯壳。《那儿》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借此继承左翼遗产，在这个传统中立足，从而给“底层”及“底层”写作一个名分，同时，也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强硬回应。左翼记忆的复苏和“底层”写作的出现于是一拍即合，试图以此来开辟和拓展各自的空间。但如果将“底层”文学纳入到左翼文学线索中，虽然看起来“合适”，但是却会给理论带来很多混乱。从左翼文学看，本身有着既定的内核，因此，有很明确的改造社会的主张和行动纲领，而对于“底层”文学来说，不可能将左翼文学的内核接受下来，也就无从谈及接续遗产的问题。仅仅从表面上看有些相似元素，就从“新左”的视角理解“底层”文学，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当前，文学生产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能够吸引眼球的问题被反复炒作，而严肃文学无人问津。对于作家来说，这样的写作氛围使他们无法静心思考，提不出自己的问题，只能拾人牙慧，而成名欲望又使他们敢于“搏出位”，铤而走险。一旦“底层”成为“热点”，就有不少作家抱着其他的目的闻风而来。个别作家将“底层”叙事搞成了欲望奇观，将医疗、教育、伦理各种问题强加在主人公身上，让他成为一个负担苦难的倒霉蛋，以此来吸引读者，博得“底层”文学理论家的赞赏。一番折腾之后，整个“底层”文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名声受到很大影响。有的理论家不去甄别，采取整体否定的态度，认为“底层”文学是在“消费苦难”。当然，反对消费社会的恶劣炒作没有错，“一竿子打死一船人”也很快意，并且也省去了挨个研究的麻烦，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埋没了很多不断探索的作家。看似义正辞严，其实隐藏着的仍然是理论的无力，因为“底层”叙事的源流和个性无法被挖掘，只能“一锅烩”。辨别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主张回溯其思想来源，这样，很多问题就比较清晰了。有的投机作家本来没有关于“底层”的思考，看到“底层”写作有机可乘，于是写起“底层”来，结果必然是以惊悚和猎奇为主，专门写农民工杀人和逼良为娼，乃至村中留守妇女的同性恋，而一旦资源耗尽，只好去找其他热点去了。

从理论上说，“底层”问题不能是一个“点”，而应该存在一个网状的阐释结构中，但是，目前来看，整个阐释系统并未建构起来。首先，“苦难—对抗”模式是缺失的，不管“底层”遭到怎样的打击，对抗总是付之阙如。《那儿》当中的工人阶级“我小舅”，也不过是用汽锤砸死自己。李云雷在《“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中说，整个“底层”文学如同一部《水浒传》，有高俅童贯、有董超薛霸、有西门庆牛二，就是没有武松、鲁智深。没有出现“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不是逻辑的问题，而是作家综合各种因素后的无奈选择。正是基于此，“苦难—忍耐”成为主流的阐释方式。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我”长期在外打工，饱受人格凌辱，只有过年才可以回家见到女儿，但是，几天后，又要踏上外出打工之路。看着哭泣的女儿，“我”想，“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而在结尾，只能强调，“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为什么只有哭泣？为什么给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答案？罗伟章在这里强调的忍耐，绝不是来自西方宗教教义中的含义，而是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决定。更多的时候，“底层”叙事中出现的是“苦难—迷惘”模式，主人公们一通折腾，却无法看清楚自己，在现实中迷失。更可怕的是，苦难成为戏谑和反讽的对象，“苦难—解构”完全颠覆了“底层”叙事的现实主义基调。贾平凹的《高兴》中，写拾荒者刘高兴非但不是老实巴交，反而喜欢讲俏皮话，而他将五福死尸运送回家的情节也充满了喜剧色彩。改编后的同名歌舞电影作品《高兴》，更是喜气洋洋，连唱带跳，还让五福在高兴自制的飞机上复活，在西安城上空呕吐。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固然说明“底层”文学的活跃，但是也分明表现出，作家们在如何面对苦难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底层”如何救赎，尤其是现实层面，还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制约“底层”文学的瓶颈。

走出自我否定思维

“底层”文学出现以来，不断经受着质疑，其中，否定的意见一直不绝于耳。“底层能否表述”的问题，困扰着理论家，而这，已经成为无法绕过的障碍，因此，我以为，必须在打破“是”与“否”的二元框架中继续思考，才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细分起来，“底层”能否被表述问题可以分成两层意思：1、底层能否、如何发声；
2、写作者是否可靠。

毫无疑问，书写“底层”的作者不是“真正”的底层，这是“底层”文学的原罪。相当多数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纷纷表示无解，并且因此不看好“底层”文学。南帆在《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中认为，底层缺乏表述的能力，“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在南帆看来，“底层”的表述都是经过知识分子加工和过滤的，这个过程才更应该加以讨论。如果按照南帆的观点，“底层”写作就不能成立，同时，“底层”将永远沉默。从事实看，问题不会停留在这里，因为“底层”由“代言”（知识分子）发声的问题已经存在，并且，作为一个传统，从《伐檀》、《卖炭翁》到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绵延不绝。于是问题进一步推进：“底层”如何发声？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回答，那就是依靠“代言”者（知识分子），其实事实也是如此。问题最后就集中在，而且学界分歧也表现在：“代言者”（知识分子）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底层？陈晓明是“写实派”的代表，主张不带感情，直接书写“底层”的经验，他在《在底层眺望纯文学》中认为，“底层”不是作家“居高临下同情的对象，而是一个平等，作为审美关照对象而存在的艺术形象”，应该“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如果仔细思考可以知道，作家不带任何情感介入“底层”，只能是理想化的情形，多数时候，作家都是有或隐或显的价值观的。正是在这里，作家分成了“民粹派”和“启蒙派”。民粹派认为“底层”具有道德优势，因此“底层”文学是“新人民性”文学，而启蒙派则对“底层”中的黑暗和缺失更为敏感，继而对“底层”文学的动机和内容持怀疑和贬抑的态度。不过，学界就此严重分歧的问题并未交锋，这不仅是新世纪以来“各说各话”学风的表现，还存在“政治正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同时体现在“底层”文学题材应该涉及的范围、立意等内容。实际上，知识分子书写“底层”这个判断本身就隐含着严重不对称，也埋藏着严重的理论祸患，但是，无法改变。目前，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批评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已是共识，这既是知识分子理论整体衰落的表征，又是现实处境，因此，让他们负担“底层”的发生问题，逻辑前提就无法自洽。即使可以勉强用知识分子批判立场之类来为自己打气，但还是难以掩饰书写者身份不明的困境。

既然书写者并不是“底层”，那么，他写出来的是否是“伪底层”经验？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一部分作家不熟悉“底层”生活，于是根据晚报上的社会新闻闭门造车，弄出来了很虚假的“底层经验”，其中，还闹出过两个作品都来自同一新闻，情节雷同的笑话。一些有想法的作家于是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自己收集资料，但是，这仍然无法摆脱“二手”经验的困窘难题。解决此问题有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寻找真正的“底层”来写作；
实际上，已经有人召集真正一线的“底层”来书写，不过写作质量无法保证，因此影响不大。所谓“真正的底层”提供的经验，因为反思和表达能力不够，反而平庸，并不具有文学发展史上的材料和观点的价值。一个悖论已然出现：“底层”不发声，因此，现在发表的“底层”经验全假。现在，我们必须站在悖论上看取“底层”文学，否则，将被拖进理论的死胡同无法逃脱。所以，不必特意强调一定写“底层”及其经验。我以为，总是在表述问题上纠结，讨论“底层”文学是不是“底层”，够不够真实，结果，反而孤立了“底层”与社会的联系，并且偏执地认为应该有全新、不同的“底层经验”，为自己设置了陷阱。其实，“底层经验”与“文学中的底层”是有区别的，二者不是互换的关系，而试图从文学中找到“底层”的经验，也是强迫“底层文学”脱离其“文学”性的做法。理论上不再一味聚焦“底层经验”的真实与否，反而可以把作家从桎梏中解救出来，让他们在更宏阔的空间内观察和书写“底层”，将“底层”写作带入更高的境界。索性承认“底层”写作者的不可靠，不再强调底层经验的正当性，无疑是“底层”文学研究中的战略性问题。

“底层”无法发声，代言人又不可靠，“底层”文学的意义表现在何处？自从“底层”文学概念被提出，这种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如果从写作伦理的角度看待“底层”文学的意义，确实能让“底层”写作者如释重负，但是，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真是要悬置“拯救”么？“底层”文学的尴尬正在于此：我们无限悲悯地讲述一个个“底层”的故事，但是却对他们的现状无能为力。

“底层”的出现，既是问题的表征，又是问题的结果。从更大的视野看，社会结构中的“底层”是一直存在的，由于各种原因，挣扎在“水深火热”状态中的“底层”也是很难消弭的，而诉诸社会革命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烙饼翻身，解救一部分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底层”。文学不能承担现世“拯救”功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底层”文学表示失望？我以为，我们仍然需要建立对“底层”文学的信心，理由如下：“底层”写作本身先天是一种社会批判，这是催促和监督“上层”关注、改善社会矛盾的管道之一。同时，“底层”文学中充满悲悯和同情之心，而这，也是文学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慰藉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也不能更充分地说明“底层”文学的意义，但是，这是“底层”文学立足的基础，也是这股潮流能够继续前行的出发点。如果“底层”文学中都缺失了鲜明的公平正义、博大的人文关怀和深切的人性观照，那我们还指望当前的文学做些什么呢？

吊诡的是，沉默的“底层”是时代的伤疤，而书写“底层”的写作却是文学史中的花朵。“底层”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写作潮流，已经是现实主义当代化的标志。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底层”文学目前陷入彷徨，是就此消歇，还是能够在变创后浴火重生，重新建立新的辉煌？我倾向于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