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老朋友周恩来
时间：2020-11-17 02:02: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邓颖超 陈宝辰
1957年春节后，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各国，回国路过重庆，并逗留几天。我当时在重庆市话剧团工作，2月9日，我和团里一些同志参加了为周总理举办的跳舞晚会。没想到，这次会面，竟促成了我母亲和老朋友的重逢。
意外之喜
周总理喜欢和大家聊家常。跳舞晚会期间，他问到我家里情况，了解到我母亲是王同华时，显得十分兴奋，一下把我拉到李富春、李先念、贺龙、李井泉、任白戈等领导面前，激动地说：“她妈妈是王同华，和我及邓大姐在天津一起参加五四运动……”随即转身对我说：“明天我到你家看你妈妈去……”在场的其他领导都不赞同，我也被吓着了，连说：“让我妈妈来看您，让我妈妈来……”看得出，总理的确不是客气，他态度真诚，和普通人一样，只是迫切地想去看望老朋友。
1959年中南海西花廳前院内。左起：邓颖超、王同华、陈宝辰、周恩来、邓在军、周尔均
但任白戈仍然表示反对，其他领导也不同意。我记得总理有点发火了。他说：“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就不能去看老朋友了？”总理一直问我，为什么我们后来不去找他，父母身体怎样，并说，你有个妹妹叫陈保英……在他亲切的问话中，我紧张的情绪逐渐放松了。后来，任白戈和其他领导商量后，把我叫到一旁说，第二天派车来接我，与周总理一道去我家看望我母亲。但特别嘱咐要保密，对我母亲和他人都不能说。
这里，须提及我母亲等老一辈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
我外祖父王宜青曾留学日本学医，后又到德国攻读细菌学，回国后在北京、天津从事医务工作，并在国民政府做过防疫工作，后自己挂牌行医。在天津时，我大舅王国华，在南开学堂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大姨王棣华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和邓颖超是同班同学。我母亲王同华也在这所学校，只是班级略低，但与邓颖超相识。1918年至1919年间，我母亲和周恩来、邓颖超交往较密，曾一起参加五四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姨把我们接到大后方重庆。在这里，母亲两姐妹与周恩来、邓颖超又有了来往，曾同去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校长张伯苓，并在津南村留影。抗战胜利后，周恩来、邓颖超去了南京，再无联系。
老友相见
1957年2月10日晨，市委派车到重庆市话剧团，接我到周总理和其他领导的下榻处西南局招待所，他们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吃早饭。饭后，总理带上一名警卫秘书，我们坐上汽车向我家奔去。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部分学生代表合影。左四为王同华
我家住在市区一个大杂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进大门时，我母亲正在公用厨房做饭。我对她说：“有客人来看你。”我母亲说：“请屋里坐吧。”于是我把总理和警卫秘书领进家门。
我家也就两个小房间，30余平方米。我们坐在外屋，另一间屋里，半身不遂的父亲躺在床上。不一会儿，我母亲进屋，一眼看到总理，惊喜地扬手打个招呼：“啊！翔宇……”她的手马上又落下，不好意思地说：“总理……请坐！”总理见状，头向后扬，一阵哈哈大笑。他们高兴地谈了起来，聊起过去，更有说不完的话。
快吃午饭时，总理说由他请客，想到旧日常去的豆花饭庄吃回锅肉。并问王棣华在什么地方住，请他们夫妇也来一道吃饭。
我们随总理坐车到了那家小饭馆，上了楼，楼上摆着两张圆桌，一张桌上已有3位客人。总理背对客人坐下，和我们说说笑笑。不久大姨夫妇也到了。总理点菜后，又和大家聊起家常。这时，那张桌的一位客人走到总理身边，小心地问：“您是总理吗？”总理笑着说：“是啊！你们下去了不要乱说。”客人们高兴地和总理握了手，就下楼了。
吃完饭，总理让司机送我母亲和大姨夫妇回家后，我们坐车回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话剧团。那天，团里正在上演话剧《日出》，总理要看演出。车停在一个路口，得爬一段坡才能到达剧团。总理翻起他的呢大衣领子，压低帽沿，和我们一起步行上坡。在路上，我向总理介绍说，我们团长张莺，过去是孩子剧团的。一提这个名字，总理一下想起了，连说“记得，记得”。
到了团里，演出还未开始，我领他们到办公室。我搬了把椅子让总理坐下，马上去告诉张团长，总理要见她。张莺进来后，扑在总理身前，两手扶着总理，激动得哭了起来。总理爽朗地笑着与张莺握手。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张莺那孩子般的神态，让我久久难忘。
1957年，周恩来观看重庆市话剧团演出话剧《日出》后与全团人员合影
总理想看看大家居住的情况，我们就陪他在团里到处转转。看到我们新盖的宿舍楼，他说，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楼强多了。
话剧开演不久，总理从化妆间下到观众席，弯身静静地走到座位前坐下。他只看了两幕，因事提前离开。2月11日又看后两幕，看完后和全体演职员座谈并合影。
嘘寒问暖
1958年，组织批准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次年，我母亲来北京看我，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提出想拜访总理夫妇。
6月21日，我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夫妇与我们会面，并留下吃午饭。他们很高兴，谈的都是往事。当问及我大舅王国华为什么不回国时，总理说，让他回来吧，会有工作的。母亲说，已经联系不上了。邓颖超问我母亲的健康情况，母亲说，检查出卵巢有囊肿，要做手术。临走前，邓颖超给我母亲200元作为手术费，还给了一些衣料、手提包及一张总理和她签名的合影。那次，我们还见到总理的侄儿周尔均及妻子，大家在西花厅外合影。
1963年我大学毕业前，曾几次去西花厅，都是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我去。见面后，总理一般都是问我父母情况，有什么困难;也问我学校的情况，我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
在我心目中，总理就像我的长辈，一位亲切而平和的长者，所以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比如，3年困难时期，总理问我父母的生活状况，我坦率地说，他们粮食不够，发一种树根磨的红粉，吃了解不出大便。他问社会治安状况，我说听母亲讲，街上有人抢东西，母亲刚买了两个包子，有人就从她手上抢走了，等等。我还说，听人讲，四川乡下有饿死人的事。總理怪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我说母亲不让我告诉您。总理说自己有些补助，可以分些给我父母。后来我听母亲说，总理派人送来了豆面、白糖等。
陈宝辰保存的收藏证书
那时，我们在学校吃野菜粥，我有些浮肿，总理看到我，要我去看大夫，并且让我把药方寄给他。后来我看了中医，真把药方寄去了。一个星期天，总理派人把药送到我宿舍里，我十分感激。
一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到学校找我，正好是星期天我不在。回来后，系党委找到我，让我星期一别上课，周总理要我去他那里。后来我去了，总理正在等我。他说他要给63届全北京大学毕业生作报告，想听听我了解的大学毕业生状况，给他提供些情况。我依然没有顾忌，畅所欲言。他非常耐心且仔细地倾听，并在某些问题上给予纠正和指点，令我感到特别亲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理每年都为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1963年是他最后一次为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
永久怀念
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我和妹妹陈保平在1965年和总理见面的情景。
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任教。1965年初秋，妹妹从重庆来北京出差，住在我的宿舍里。她说，母亲让我们去看看周伯伯夫妇。我打电话后，邓颖超回电话说，西花厅在装修，他们搬到香山暂住，去那里很不方便，这次就见不着了。并问我父母的情况，很是关心。
但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又打来电话找我，说总理想见我们，让马上去。正好我没课，到宿舍找到保平，立即来到西花厅。
西花厅的确在装修，家具全搬空了，门口有3张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旁留给我和保平。他问了我们家中及工作单位的情况，那时正是批《海瑞罢官》及“三家村”的时候，学校乱哄哄的，我们也如实地反映了情况。他突然说：“你们会打乒乓球吗？”我们说，会打一些。于是他要我们陪他打乒乓球，并领我们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张乒乓球台。
我们和总理对打起来，也不知礼让，乱打乱抽，他却很高兴。正在兴头上，一位秘书夹着公文包进来说：“总理，该开会了。”他很遗憾地放下球拍，我们走出来，到厅门口的台阶上，总理停住脚步，突然说：“咱们唱个歌吧！你们会唱《红梅赞》吗？”我们说：“会。”他就起了个调，用一只手打拍子，带头唱起来，唱得很起劲。
我看到站在他身后的秘书焦急地催着：“该开会了，汽车正在院中等着。”唱完一段，我说：“周伯伯，您该开会去了。”他无奈地停下说：“陪你们玩不成了，好，下次吧。”我们送他上了汽车，他向我们挥挥手。
以后“文革”开始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总理了。
1978年，我母亲从重庆来到北京，她和韩权华（卫立煌夫人）等人一起去看望邓颖超。这是她最后一次与老朋友相聚。1982年，我母亲去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退休教师，原为重庆市话剧团演员）
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