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的抗战传奇
时间：2020-11-10 12:04: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潘前芝
中国14年的抗战历史中，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这就是南洋华侨。他们不仅为祖国的抗战捐钱捐物，回国出力，还在当地组建武装队伍，共同抗击日军，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毛泽东称赞其“对抗日有所尽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屡次称赞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
捐资输财
在经济和物资方面援助祖国抗战，是南洋各界侨胞对祖国抗战所作贡献最突出的表现，其贡献方式主要分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捐款。“九一八”事变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侨胞采取各种形式为祖国捐款，其中印度尼西亚华侨捐款国币60万元、毫银6万元、荷印币21万盾汇回祖国。“一·二八”事变时，十九路军收到的1068万元捐款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单单印度尼西亚一家叫做三宝垄华侨救国后援会的组织就汇寄来银元57000多两，国币7万多元。全面抗战开始后，南洋侨胞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共推陈嘉庚任主席，统一领导南洋各国对祖国捐赠款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各地华侨向国内汇款平均每月达2500万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仅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数就有4亿元左右，相当于当时抗战经费的三分之一。
其二是认购国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发行过多期国债，其中第一期救国公债就达5亿元。购买者半数以上为海外侨胞。其中，缅甸专门成立了150人的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部分侨商变卖了仰光安溪会馆、南安工等会所产业购买救国公债。抗战胜利后，这批国债不少并没有兑现。有学者统计，1937至1939年间华侨购买国债达11亿元，占这段时期发行国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其三是侨汇。侨汇是华侨汇给国内亲人用以保障日常生活的赡养费。侨汇的数额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分水岭，之前平均每年约3亿元左右，之后侨汇数额剧增，1938年6亿元，1939年约12亿元，1940年15亿元，1941年约20亿元。考虑到当时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这些侨汇所发挥的作用比其实际价值更大。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收入，既弥补了中国的贸易逆差，还被作为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稳定战时经济的作用。1941年1月初，孔祥熙在《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一文中说：“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他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海外华侨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
其四是物资援助。除了经济支持，南洋华侨还向国内捐献了包括药品、车辆、服装以及飞机、枪械等紧缺的战时物资，据史料记载，在抗战初期，每日军火输入量都保持在300吨左右，极大地缓解了内地物资上的燃眉之急。以药品为例，抗战期间国内急需金鸡纳霜（奎宁丸），出产地在爪哇，南侨总会发动印度尼西亚华侨购赠，一次就送来5000万粒。另以汽车为例，当时国内路上跑的許多卡车、救护车，都是华侨捐献，不少车辆上都印有“XX华侨号”、“X地华侨捐献”字样。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
其五是投资实业。抗战期间，部分爱国侨胞踊跃回国投资，开发西南、西北资源，生产矿物、药品、食糖等战时急需物资，成为中国战时工业生产的重要支柱。如陈嘉庚等人筹资50多万元建立重庆制药厂，生产药品达90多种。马来西亚闽籍华侨王振相投资70万元，与国内合资在西南建立一家胶轮复制厂，不久就修复旧轮胎1万多个，为祖国节约外汇2000多万元。
回国服务
除了经济和物资上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南洋侨胞，先后组建了前线、敌后华侨服务团，救护、运输伤兵的华侨救护队，还有在滇缅线公路抢运战略物资的华侨机工，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抗战出力，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淞沪会战中，新加坡16名华侨青年组成新加坡华侨决死队回国参战，付出了15人死伤的惨重代价。另有部分华侨飞行员归国参加对日空战。比较著名的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的由南洋、香港等地回乡抗日的华侨和海员工人组成的东莞壮丁模范队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两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东江抗日纵队。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泰国归侨林作兴，他曾是泰国拳击比赛冠军，回国后改名为林文虎，在后来的大小战斗中屡立奇功，曾和战友奉命将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数百人从香港安全转移，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国民党一些要员及其家属。电影《明月几时有》中刘黑仔一角就是以他为原型。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新加坡的中华救伤队、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侨救伤队、吉隆坡的惠侨救伤队以及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侨胞，携带药品及医疗器械，分批回国前往抗战前线救护伤兵。其中泰国侨胞组织救护队在侨胞黄有鸾带领下，先后前往第九、第四战区前线，救护受伤将士。缅甸华侨林克逊、陈洪安等发起组织“缅甸华侨救护队”，举办回国青年训练班，考试合格后分两批回国，在东江前线救护伤员。新加坡华侨林可胜在“七七事变”后，送眷属回新加坡后又返回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一边从事救护工作，一边办医校及医疗器械制造厂，3年多时间里为各战区培训医疗服务者5000余人。
还有一部分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是战地运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援华物资运输只剩下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国际援助通道。当时国内卡车司机匮乏，应国民政府西南运输主任宋子良请求，南侨总会发布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招募回国服务志愿人员。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数千名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批回国，被派发到西南运输处各大队。槟榔屿筹赈会专门组织了汽车司机公会，负责组织和安排招募华侨机工，为机工补习文化，进行军事训练。一大批华侨，开着华侨捐助的卡车，运输着华侨捐献的物资，成为滇缅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至抗战胜利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华侨机工因翻车、伤病或日军轰炸等而牺牲。
抵制日货
大部分不能回国的南洋华侨，在本国内也采取反日宣传、抵制日货以及拒绝为日本生产战略物资等形式，以另一种形式声援祖国的抗战。
一是开展反战宣传。华侨利用侨居地的各种关系，开展抗日宣传，揭露日军侵略罪行，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马来西亚的华侨青年印刷了大批外文传单和小册子，深入厂矿、农村、橡胶园和山区散发。新加坡有超过200个华侨团体组织开展通电、集会游行、街头演讲等形式，在学校、娱乐场所等地进行反侵略宣传。该地的《南国日报》等媒体均辟出抗日专栏，刊登大量抗日文章。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时，东南亚华侨旗帜鲜明地开展了“讨汪运动”，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政治斗争。其中福建华侨辜俊英受马来西亚共产党派遣，组织“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等，回国采访、考察、慰劳和宣传报道祖国抗战情况，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还亲笔为《南国日报》題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二是抵制日货。抗战爆发后，华侨在南洋各地均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组织，领导抵制日货运动，向广大侨胞宣传“替日寇销一文钱的货，即无异帮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新加坡侯西友领导的马来抗敌救国锄奸团，下设监察大队，除了监督和组织与日本交易外，还对华侨货物进行检查，并监视海关货物。马来西亚的“救国连索运动”，禁止买卖日货。缅甸的“抵制日货总会”不仅自身抵制日货，还成立“侦缉队”，严查奸商偷售各种日货。此举给日本经济形成沉重打击，南洋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货物，尤其是进口货物大幅减少。一份报告指出，受此影响，日本在东南亚每日的损失达2000万元。
为打击日本侵略行为，华侨还在南洋的日企内发动一系列罢工活动。其中由日本石原株式会社经营的峇株巴辖铁矿i000多名华工举行总罢工，受此影响，马来西亚最大的日资铁矿丁加奴龙运铁矿2700多名华工也举行罢工，昔日热闹的矿区一片死寂。广大华工罢工使马来亚日营钢铁生产受到致命的打击。据统计，1937年前11个月，马来亚每月运往日本的铁矿平均达128，858吨，到12月份，则仅有12，424吨运出，减少90%以上。
组建武装
日军占领南洋各国后，华侨的抵制运动受到日军的残酷镇压，各地华侨组织领导人、委员及主要会员大部分遭逮捕和杀害。日军的屠杀不仅没有吓退华侨，反而激起更大的抵抗，他们组织起多支抗日游击队，不少队伍一直坚持到日本战败。
有的游击队侧重于情报收集，如一三六部队，由中英两国政府联合组建，英方主要负责经费、计划、训练和派遣，中方负责配备人员，中统选拔了100名华侨青年，组建马来区华人区队，在经过半年的专业训练之后，登陆马来半岛西海岸执行秘密任务。每次任务由英国军官2名、华侨2～5名组成一个小队，从1943年5月至1945年4月共执行了7次任务，搜集的情报为协助盟军登陆和反攻立下了战功。
有的由当地共产党组织领导，如马来人民抗日军，其前身是华侨义勇军，由马来共产党组织。在被英军解散后，部分左翼分子携带武器进入新山的丛山开展游击队，其主要领导和士兵都是华侨，他们经过短暂训练，成立了4个独立队，分别迁入雪兰莪、森美兰、新山南部和北部山中，主要配合盟军反攻，从背后袭击日军。1944年后，得到盟军支持，武器装备得以改进，人员也增加到3000多人。
另有其他部分游击队，如马来有国民党党员组织的华侨抗日军和国民党独立游击队等。菲律宾也建有一支由华侨青年店员、学生为主力的华侨游击队，自称“华侨抗敌第四八分队”约2000人，利用从日军处抢来的武器装备开展游击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马来还有一支具有封建帮会色彩的游击队，即天地会武装，又称“三星党”，其武器最早从英、日军处夺取，后获得了英军撤退时遗弃的大量手枪和弹药。这支队伍人数不多，但组织比较严密，战斗力较强，后与华侨抗日军合并。
总而言之，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南洋侨胞进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条战线上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自《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