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
时间：2020-11-03 03:51: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潘楷文
当我们看待一个问题时，有时背后的逻辑推理过程往往要比得出的结果重要。
电车难题使人感受到挣扎和痛苦，饱受压力与罪责，这种“为难”的感觉，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良知。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思想实验，最早是由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正义》课中讲授的，然后爆火网络。桑德尔介绍了两个版本的“电车难题”，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思想实验。
第一个版本。现在请想象一下，有一辆有轨电车在前行中失控，司机没法让电车停下来，但可以让电车转向。轨道前方有5名工人在施工，若是听任电车前行，这5名工人都要被撞死。为了避免这一惨烈事故，唯一方法就是司机将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但这条轨道的前方也有1名工人正在施工，电车转向的后果是此人必死无疑。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司机，你会怎样做？
实验结果是，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将电车转向，以牺牲1个人为代价拯救5个人。而且，在思想实验中，人们给出的理由也很有意思。有的人说：我需要一本《圣经》，查查上帝让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也有的人说，反正这几个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如果能给我什么好处，我就去做;而大部分人则会计算：牺牲1个人可以救5个人，这个账划算，5个人的生命怎么也比1个人的生命价值大，那我应该操作电车转向。
第二个版本。现在请想象一下，同样是一辆有轨电车失控，轨道前方有5名工人正在施工，听任电车前行的后果就是5名工人全被撞死。然而，电车也没有其他轨道可以转向，司机已无法避免这一惨烈事故。但此时，有个人恰好在轨道上方的天桥上看风景，他目睹并完全理解了即将发生的悲剧，并且他还知道，只要把身边的1个人从桥上推下去，就能拦住电车前行，拯救这5名工人，当然被推下去的那个人必死无疑。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就是站在天桥上看风景的那个人，你会怎样做？
实验结果是，绝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推。而且，在第二个版本实验中，人们的解释就更有意思。有人说，让自己亲手杀人，自己实在下不去手，不管有多少人要救，自己也不能亲手去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有人说，如果推下去的那个人跟自己不熟、没什么关系就行，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就不行;有人说，如果那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那我就推，反正他死有余辜，如果是个好人，那就不行;有人说，如果我把那个人推下去了，万一人家家人来找我寻仇怎么办;有人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推，反正等车开过来的那一时刻，我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内心让我推，我就推;还有人则更猛，说自己实在无法对无辜的人下手，干脆自己跳下去，以挽救其他人。
在第一个版本中，牺牲掉一个人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这个责任是可以推卸掉的，这会让当事人感到压力能减轻许多。而第二个版本就不同了，虽然也是牺牲掉一个人，但这是当事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主动选择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所有的后果都是当事人的选择。这就让全部责任都压在了当事人的身上。如果是正常人，这时候都会极其挣扎和痛苦，并且饱受压力与罪责的煎熬：为什么要伤害他人的生命，来达成某一目的呢？
其实，就是这种“为难”的感觉，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一方面，良知是一种爱的能力，尤其是对于陌生人的博爱，表现为善意和共情，是每个正常人都天生拥有;另一方面，良知也是义务感，是一种感到对其他人無法推脱的责任，比如父母天生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孩子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甚至对宠物的关爱。也就说，人们之所以难以抉择，就是因为我们对陌生人有共情心理，在这种情感基础上，我们有不伤害他的义务。这种义务感就是良知，也是人类心灵中最闪亮的星星。
良知的发展
著名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认为，道德、尤其是我们内心当中那个需要我们听从的声音，其实是大脑进化的产物。在对动物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中就发现，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就已经拥有了共情能力，它们也会哀悼，会为他者辩护，会在战败后安慰同伴，比如黑猩猩就会用手臂环绕自己的同伴来表达安慰。实际上，我们所有最初的道德，来源于与母亲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起初是帮助孩子活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对孩子尽心尽力地照顾，让孩子获得了最初的共情能力。
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劳伦斯·科尔伯格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系统的研究，他对6-16岁的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墨西哥、土耳其和尤卡坦半岛等地方的孩子进行了大量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他会给孩子们讲10个关于某种道德困境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海因茨困境”。故事是这样的：
海因茨的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说有一种特效药能够救她，但制造这种药的原料不但昂贵，而且发明药的药剂师会向客户收取10倍于成本的价钱。为了给妻子治病，海因茨向所有他能想到的人借钱，最后也只借到了一半左右的钱。海因茨跟药剂师解释，要是没有这种药，他妻子就得等死，他祈求药剂师能够便宜点卖给他，或是让他过一阵子再把药钱补齐。但药剂师的回复是：“那可不行，我发明这种药，是要靠它赚钱的。”海因茨变得很绝望。为救妻子一命，他溜进了药房，偷走了药。那么问题是，海因茨应该这么做吗？
科尔伯格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孩子们对“海因茨应该那么做吗”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是他们回答背后的推理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做了记录。研究发现，儿童的道德发展，其实遵循一个普遍规律，就是从利己行为到遵守原则的行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道德成规前期。孩子7-10岁时，主要会顺从成年人的权威并遵守规范，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对赏罚具有预期，典型的反应是：“海因茨不应该那么做，因为他会受到惩罚。”
二是道德成规期。从10岁开始，孩子的行为受到他人意见的引导，有服从规范的意愿。在这个层级，服从权威本身成为一种价值，与即刻赏罚或更高的原则无关。对海因茨偷窃行为的“道德成规期”的推理是这样的：“他不应该偷药。偷东西是违法行为。”
三是道德成规后期。这个时期大概从青春期开始，并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孩子们会形成抽象的道德原则，并且按照这些原则来行事，以满足自己的良知，而非别人的认可。也就是说，如果能顺利过渡到这一时期，那么，孩子会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和判断。在道德成规后期，道德推理凌驾于具体的社会规范之上，与人们现已理解的社会规范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就“海因茨困境”而言，处在道德成规后期的人经过道德推理，很可能坚持生命比金钱宝贵。
然而，科尔伯格研究发现，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从未完全达到道德成规后期的层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处于“孩子”的道德发展水平，要么就是害怕被惩罚，要么就是服从权威，真正遵循自己内心道德准则的人，少之又少。
曾经有位33岁男士的案例，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可以说，这位男士是把“孝顺”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这位男士已经33岁了，但他的脸很圆，一看就是个“娃娃脸”，并且目光有点呆滞，面部肌肉僵硬，还有些驼背。可以说，这位男士是个典型的“老好人”，特别好说话，很顺从，在人际关系中，他总是给人“低人一等”的感觉。这位男士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一直把“孝敬父母”挂在嘴边，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提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妈妈。
这位男士之前谈过三任女朋友，但都非常不顺利，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位男士觉得几任女朋友都不够“孝顺”自己的父母。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女子嫁给了他，但没过几年，媳妇就要跟他离婚。原来，这位男士的妈妈在儿子结婚后，经常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来家里“看望”，甚至会随便乱翻媳妇的东西;尤其在媳妇生了小孩之后，这位男士的妈妈可以说是各种“花式作妖”，不但对媳妇指指点点，语言刻薄，没有一点关心和照顾，而且还把孩子霸占过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喂养。有次在喂奶时，老太太非说孩子没吃饱，要媳妇再喂，甚至自己上手去挤压媳妇的胸部。
对于妈妈的这些行为，儿子的选择是始终跟妈妈站在一起。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必须要像自己一样孝顺妈妈，妈妈说什么都是对的，因为天下只有父母会对孩子好，当孩子的一定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可以说，这位男士已經到达了“愚孝”的程度。有一次，男士的妻子实在受不了了，跟男士的妈妈发生了冲突，结果这位男士突然暴怒，冲上去就重重打了妻子一耳光，最终导致了婚姻破裂。
后来发现，这位男士对于“孝顺”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仿佛“孝顺”是一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我们不能去触碰它，不能去剖析它，不能去认识它，而只能去执行它，父母就应该被绝对正确化。而这位男士对“孝顺”如此偏执，只是因为从小到大，被父母、尤其是他的妈妈反复“虐待”，只要不听话、不顺从，就是打骂和惩罚，甚至是无视和忽略。实际上，这位男士在被“虐待”的那一时刻起，他内心的道德发展就已经停滞不前了。可以说，在父母这里，这位男士的心理道德水平跟7岁左右的孩子差不多。
正如国内著名心理咨询师曾奇峰所说：爱制造分离，而施虐制造忠诚。德国心理治疗师海灵格曾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头熊，一直被关在一个窄小的笼子里，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更不用说躺下。当人攻击它的时候，它最多只能抱成一团来应对。后来，它被从这个窄小的笼子里解救了出来，但它仍然一直站着，仿佛不知道自己已获得自由，可以坐，可以躺，可以跑，还可以还击。
（责编：南名俊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