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安全：被撕裂的全球社会
时间：2020-10-16 04:05: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荣智慧
在遍及美国的街头示威活动中，“疫苗造成死亡”的标语随处可见。可以说，这是COVID-19大流行之际，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紧迫挑战：带有数字化特征的抗议运动，传播了更进一步的偏见，动员了错误的力量，召唤起了更多的“排外”情绪。
对疫苗的恐惧其来有自，这些深藏于历史和心灵里的怀疑，往往在每一次大流行病的暴发期，以各种或隐晦或直白的表达传递出来。看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些问题仅凭科学答案并不能让人们满意。
疫苗黑幕？
至少16世纪以来，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就已经有故意感染天花水泡中的物质以促进产生自然免疫力的做法。18世纪初，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个非洲奴隶那里学到了这个办法，企图在美国大力推广。尽管这种做法能降低疫病的死亡率，但马瑟成了被时人大加嘲笑的对象。
疫苗接种在18世纪末由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推广。詹纳发现了接种牛痘的重大意义—既可以降低接种“人痘”的风险，又可以达到对天花免疫的效果。接种牛痘的技术相当成功，他把牛痘接种在自己儿子身上，算得上是免疫接种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不过，反对者气势汹汹，不仅骂詹纳道德败坏，还认为这是“对传统秩序进行外国式攻击”。
在一幅创作于1802年的英国漫画里，画家显然判断使用牛痘接种天花疫苗会产生奇怪的副作用—接种者的耳朵、鼻孔、嘴巴和身体，都纷纷钻出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微型牛。
和两个世纪前一样，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疫苗。十几年前，不少英国人拒绝接种MMR疫苗，接种减少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患病数量快速上升，于2012年达到高峰，光是麻疹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2000多例。《柳叶刀》3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有26%的法国人声称不会选择接种COVID-19疫苗。另一篇5月份的文章指出，有14%的美国成人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
不过，和两个世纪前不一样的是，近年的反疫苗运动不是因为对科学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对科学一知半解。
2016年的纪录片《疫苗黑幕：从隐瞒到灾难》揭发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疫苗丑闻”。2014年，生物学家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er）发表了对2004年CDC一项研究数据的重新分析，称该机构隐瞒了一项发现，即非洲裔美国男孩在36个月大之前接受MMR（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接种，增加了罹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可能性。同时，胡克提供了与CDC科学家威廉·汤普森（该研究的作者之一）对话的秘密录音，以支持自己的论点。
该片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反疫苗运动，疫苗的副作用、不良反应成为“原罪”，不少人亦為此拒绝接种疫苗。生理学家和科学作家乔纳森·伯曼（Jonathan Berman）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研究跟进，表示影片中胡克的分析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断撰文希望为疫苗“正名”，由此，一场反“反疫苗运动”也开展了起来。
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很多专业与可读性兼具的科普书籍出版，来解释疫苗的科学原理及其必要性。比如保罗·奥菲特的《死亡选择》（2010）、记者塞斯·努钦的《病毒恐慌》（2011）、医生大卫·伊萨克的《击败死亡的掌握》（2019）、彼得·霍特兹的《疫苗没有引发自闭症》（即将出版）。据悉人类学家海蒂·拉尔森也在今年加入了科普大军，对反疫苗运动进行大力反驳。
疫苗是安全的。从结果上看，有很多扎实的数字可以证明。
不过，这些反驳“疫苗有害”的声浪，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从欧洲到北美，疫苗导致其他疾病、死亡的故事长了翅膀一样四处流传，尽管疫苗接种的历史是一部现代科学进步史，但同时也是社会阴谋论的最佳温床。疫苗的反对者并没有全盘否定科学，而是认真地选择了大量存在错误和偏见的信息，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茧房”。
严格监管
疫苗是安全的。
从结果上看，有很多扎实的数字可以证明。
根据美国CDC的评估，在20年的时间里，疫苗使超过2100万病人免于住院治疗，73.2名儿童免于死亡。
同时，因疫苗出现问题而索赔的现象比例很低。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已经发起了30年，向美国人提供了数十亿剂疫苗。在此期间，大约有2万人提出了索赔。迄今为止，在已评估的1.8万项声明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驳回，因为证据表明疫苗没有造成索赔人所称的“伤害”。
大约有6600项索赔得到了赔偿。如果该计划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疫苗造成任何伤害，据负责官员透露，只要索赔人的医疗信息、症状产生的时机与官方名单上的描述相符，他们通常会给人们赔偿。
近年来，许多索赔都与流感疫苗有关。流感疫苗几乎占了目前下发的所有疫苗剂量的一半。从2006年到2017年，也就是“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时期，已经分发了超过15亿剂流感疫苗。在此期间，提出的伤害索赔不到3500件，每百万剂大约有2件索赔。
这些主张索赔的情况，许多与疫苗本身的质量无关，而是与肩部疼痛有关。因为成年人常常要在肩膀和上臂进行注射，因此一些物理性的疼痛和不适，往往被误认为疫苗所致。好在公共卫生官员也正在组织更完善的卫生服务培训，尽量减少接种者的不适。
和两个世纪前不一样的是，近年的反疫苗运动不是因为对科学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对科学一知半解。
从程序上看，拥有严格的、跟踪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管程序和临床试验，疫苗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医疗产品之一。
疫苗开发和生产中的监管因素相当严格，包括使用具有明确特征的、具有明确来源的均质原材料，以及包括细胞在内的可接受质量；
对生产过程进行充分验证，以证明同样的条件对于不同的生产批次是可重现的；
证明生产一致性，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
对目标人群中产品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售前和售后监控。
临床测试在确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无论中外，三期临床一般耗时最长，耗资最大。这是疫苗获批上市前最后阶段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试验阶段，接种疫苗的试验组还要和没有接种疫苗的试验组直接进行比较。也有一些疫苗可以不进行临床试验，但极其稀少。像被CDC认定为A类病菌（危害性最高级别）的炭疽杆菌，不可能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所以FDA对该疫苗豁免临床试验。当然一般民众也无需接种此类疫苗，美国也主要是用于战略储备。
在批准后的阶段，疫苗的安全性会被持续监测。美国FDA要求所有的疫苗生产商在每个批次的疫苗上市之前要提交样品，并且，疫苗生产商还要将他们对疫苗安全性、效力和纯度的检测结果同时提交给FDA。
今年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疫苗的第一批临床试验已于3月份启动，目前已经开展了20余项试验，诸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摩德纳（Moderna）、诺华（Novavax）和辉瑞（Pfizer）等医药公司开始分享乐观的早期结果：到目前为止，它们仅检测到志愿者身上有轻度或中度症状，而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志愿者还产生了冠状病毒抗体，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的抗体比染病后恢复的人产生的抗体还要多。
但是，早期结果的乐观，未必代表着三期试验结果的乐观。
因为三期试验需要长期的、大型的随机对照，疫苗或安慰剂会发放给成千上万的人，并等待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和病毒“迎头相撞”，还要再观察他们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复杂各异的反应。
可以说，经历过这些一波三折的连续考验，上市的疫苗才能保证安全。
警惕“提速”
然而，和一部分反疫苗运动参与者的担忧一样，在经济停摆、社会困顿等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没通过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8月上旬宣布俄罗斯已经批准了一种冠状病毒疫苗上市，不少疫苗专家对此感到担忧。俄罗斯并未提供新疫苗已经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的证据，并试图跳过三期试验直接投放。关键是，和给病人使用实验药物不同，疫苗的對象是无数个健康人，所以，疫苗必须保持非常高的安全标准，否则，样本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罕见副作用都会出现。
6月的时候，俄罗斯联邦卫生部Gamaleya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研究所注册了一项名为Gam-COVID-Vac Lyo疫苗的联合一期和二期试验。研究人员计划对38名志愿者进行测试。
和一部分反疫苗运动参与者的担忧一样，在经济停摆、社会困顿等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没通过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罗斯当局称，这种疫苗是由带有冠状病毒基因的腺病毒制成的，类似于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在其疫苗中使用的基因。腺病毒疫苗采用的是新技术：世界首个腺病毒疫苗刚刚于6月获批用于预防埃博拉病毒。
随后俄罗斯官员声称疫苗将迅速投入生产。普京的宣布相当于宣告了疫苗的“面世”。但是，该研究所从未发布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试验数据。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说：“所有志愿者都产生了高滴度的抗COVID-19抗体。同时，他们都没有严重的免疫并发症。”
纽约市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病毒学家约翰·摩尔这样评价：“普京没有疫苗，他只是在发表政治声明。”
政治决策“入侵”科学领域，并强迫疫苗遵守政治性的规定，而不是医学安全意义上的标准，相当危险。一方面，其有很大的概率影响健康人的身体健康，并造成更为严重和难以预料的医学后果；
一方面，其会促使人们更加不信任“疫苗”的安全性，从而无法用有效的医学手段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疫苗的上市时间不是不能“缩短”，但它应该在安全加速的意义上操作，而不是由于政治性的目的被直接忽略。比如监管机构提前准备好每批疫苗的试验数据结果，以便生产者更快拿到数据，调整方案，缩短不同阶段试验之间的时间。
更复杂的是，就算有些步骤可以“提速”，但掣肘的因素还是没法略过。直到今天，研究人员还没有完全彻底搞清楚SARS-CoV-2如何绕开人类的免疫系统、使人类生病。除此之外，疫苗生产商正在测试几乎所有可用于COVID-19疫苗的技术，一些旧技术似乎可用，但其中有一部分从未被批准用于人类的任何疾病。
免疫接种是21世纪20年代“社会矛盾”的最有力体现之一。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固守偏见的人们如何以科学之名反对科学，也能看到数字社交媒体如何持续强化偏见，也能看到一种类似面对“电车难题”的集体性选择，又能看到政府权威的滑落和失效，还能发现集体的碎片化如何使公共利益分崩离析。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到底是疫苗撕裂了我们的社会，还是社会本来已经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