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辩护：《爱星者与星》中矛盾的爱情

摘  要：锡德尼文在《爱星者与星》中所描绘的爱情充满矛盾：一方面，男主人公大篇幅歌颂女主人公斯黛拉的美丽与忠贞，似乎他所展现出的对斯黛拉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另一方面，主人公又谴责斯黛拉的冷漠，仿佛他对女主人公已经心如死灰。主人公对已婚妇女的复杂情感看似与其文论《为诗辩护》中所倡导的“诗的德行目的”不符。本文从锡德尼的文论《为诗辩护》出发，立足于其诗集《爱星者与星》，旨在探究该诗集矛盾的爱情背后的德行目的。

关键词：爱星者与星;为诗辩护;锡德尼;文艺复兴诗歌

作者简介：曹若葳（1996.6-），女，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3

引言：

锡德尼虽然英年早逝，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强调诗歌倡导德行的目的。如思平佳恩所说，尽管他的这一观点“属于老生常谈，却鲜有文论能如此出色地表达出来”[1]。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十四行诗诗集《爱星者与星》（Astrophil and Stella）影响颇深。这部诗集“导致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对十四行诗的狂热（craze）”[2]，“而且可以这么说，没有《爱星者与星》，莎士比亚也许就不会写出他的《十四行诗集》”[3]。

现代对《爱星者与星》的文学批评大多倾向于阿斯托菲（Astrophil）的“心理分析”，即“彼特拉克式情人（Petrarchan love）”，却疏于对其内心的德行分析[4]。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是“一门为德行服务的学科，一件传播道德标准的工具，也是倡导绝对理性的范本和媒介”[5]。作为一名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锡德尼是否如蒙哥马利（Montgomery）所言，是为了彰显道德而写下了《爱星者与星》呢？本文从锡德尼的文论出发，立足于其诗集《爱星者与星》，旨在探究该诗集矛盾的爱情（paradoxical love）背后的德行目的。

一、《为诗辩护》中的诗学思想

菲利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一生重视德行，同时也践行德行。他出身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在文坛上颇有建树外，他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女王委以重任时，他能鞠躬尽瘁为国效力;女王对他有所猜忌时，他则沉醉于撰写诗赋。这样一位高潔的绅士在英国支持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中阵亡。据说在这场战争中他负伤，因失血过多急需饮水救护。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他却把水和救护这两样能挽救他生命的物资让给了军衔比自己低的战友。足以见其高义。在诗学中，他同样主张诗歌德行的目的。

在《为诗辩护》中锡德尼反复强调两点：“一是诗的创造性，即创造形象的特性;一是诗的目的，即创造光辉的形象来阐明德行和感动人去向往它的目的”[6]。锡德尼沿袭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思想，他所说的“诗”即泛指文学。“诗，因此是模仿的艺术……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7]作为一门“再现的艺术”，《爱星者与星》中所再现的炽热爱恋正是锡德尼对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女儿佩内洛普求之不得的苦涩爱情。尽管诗中的情感正是诗人心意的写照，却不能完全将这种情感等同于诗人的所有感情。诗歌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模仿，它同样也具有创造性。

在论述诗的创造性时，锡德尼指出，存在这样三种诗人：第一种赞扬神明;第二种专注哲学;第三种诗人，锡德尼称之为真正的诗人。这种诗人和第二种诗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这种差别是两种画家之间也存在的，较陋的一种是模仿在他们面前的面貌的，较高明的一种只服从理智的法律，而通过彩色给你最适合鉴赏的事物”，“只有那种怡悦性情的，有教育意义的美德、罪恶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这才是认识诗人的真正的标志”[8]。不同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定义，锡德尼肯定诗人的创造性。尽管本身的行为仍是一种模仿，但是诗人可以在笔下创造出虚拟的形象。这些形象具有创新气魄，他们的主要部分是美好的人物形象：忠实的情人、有始有终的朋友、英勇的人物、公正的绝望或是各方面都出色的人;但也并不排斥“罪恶的形象”和那些“最可笑、最可气”的引以为鉴的形象。

但无论形象哪般，其创造目的总应导向德行。“因为那总是值得称赞的诗是充满了产生德行的怡悦，而又不缺乏任何值得戴上学问这高贵名称的才能”[9]。这种导向不同于简单的获取只是，或是洞悉事物的根源，而是“要求知识，要凭知识把心灵从身体的牢狱中提出来，使享受其神圣的本质”[10]。

二、《爱星者与星》中矛盾的爱情

《爱星者与星》是锡德尼写给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的女儿佩内洛普的情诗。诗中，锡德尼称佩内洛普为“斯黛拉”（Stella，意为“星”），自称为“阿斯托菲”（Astrophil，意为“爱星者”）。整部诗集共有108首十四行诗以及11首歌，主要表达了阿斯托菲对斯黛拉求之不得的苦闷恋情。阿斯托菲对斯黛拉表现出自己胸中的爱意。但是作为一位已婚的女性，斯黛拉处于社会道德标准，所给出的回应只能是拒绝。这一点是符合普世意义上的社会道德观念的。然而在诗集中，爱星者依然深深爱着这个女人。女主人公斯黛拉的一再拒绝似乎并没能挫败阿斯托菲的爱意。相反，他对斯黛拉的情感却越来越浓。这种复杂情感中充满矛盾。

这种矛盾，在标题上就能窥见一斑。从诗集的标题来看，两人的名字，“Astrophil”和“Stella”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爱星者”与“星”一开始就是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他们由两种语言划开分离。对于阿斯托菲而言，斯黛拉永远都是天上的那颗无法触碰的“星”。仿佛两人的分离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悲剧，所以尽管他内心满腔爱意，斯黛拉却并不接受他的这份感情。

整部诗集中阿斯托菲的情感处于动态的转变过程，前后似乎有所矛盾。诗集前半部分中，他将斯黛拉的拒绝表现为女子的忠贞。因此，尽管斯黛拉一再拒绝，他却执意抒发着自己的情感。甚至锡德尼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在第1首中自嘲，称其写诗动机为：“我心爱的她许会因为我的痛苦而高兴”，“于是我找恰当的字眼描绘我脸上的愁雾”[11]。似乎为了取悦这颗“星”，爱星者愿意接受任何痛苦。这一阶段中，他对斯黛拉的爱情比较接近柏拉图式的爱情。在前半部分中，他使用大量的笔墨来夸赞斯黛拉的美貌和她的美德，将这种拒绝称之为坚守贞洁。但是随着往后翻阅，情感却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逐渐转变为彼得拉克式的主题。他开始渐渐批判斯黛拉的冷漠与残酷，一开始的自嘲仿佛也变成了责怪。渐渐的，似乎他对斯黛拉的情感越来越难以自己。这时的“爱情”已然变为了“欲望”。第49首或许正是受炽热爱情驱使的诗人的真实写照。诗人于马背上驱马，爱神于人身上策人。他对斯黛拉的爱欲似乎并不受他自己的控制，阿斯托菲对斯黛拉的爱情极为矛盾。

阿斯托菲在苦闷的单相思中挣扎，理智与欲望是他心中的矛盾。锡德尼从第5首开始赞扬美德，他说：“千真万确，道德才是那真正的美/有形之美充其量不过是它的反射”[12]。在第10首中，他写道：“理智哟，你实在是受到优假厚待/所以总要同我的感觉和爱心争执”[13]，可见爱虽然与理智相对，但与“我的感觉”（欲望）却并不对等。到第14首他看似甘愿沉沦欲望、堕于罪孽。“说欲望已把我健全的心推向罪恶/而罪恶的泥潭会使我又灭顶之灾……那么就让我罪恶滔天且罪该万死”[14]。他在第18首中用理智对自己进行评估，发现自己用才智为恋情开脱只是“暴殄天物”[15]。到第47首，他意识到自己的情感有悖于传统爱情观念，于是他言不由衷，“迫使我的心教我的舌头佯言撒谎”[16]。第52首之后，他开始挣扎于爱与欲望之中，起初他向斯黛拉索吻（第73，79，80，81，及83首），而后与斯黛拉分隔（第88，89，91，92首及第10歌）。他的“白天”从第 89首开始笼罩于“黑暗的阴影”之下[17]，他悲伤不已（woes）。他只与其他女性交好以宽慰自己，他呼唤着斯黛拉的名字，以此为光（251）。在第108首，他依然以矛盾作结，“我因你而悲哀时你就是我的欢快，我因你而欢快时你又是我的悲哀”[18]。

三、为爱辩护：《爱星者与星》

作为是自己文论的践行者，锡德尼在创作《爱星者与星》时，他应该是努力将自己归为“较高明的”一派，也就是“只服从理智的法律”，目的自然是倡导德行。驱使他写下诗中恋情的也许是情感，可是让他遣词造句、谱写诗章的却是心中的理智。斯坎伦（Scanlon）称正如第107首所写的那样，“锡德尼塑造出矛盾的爱情是为了嘲笑非理性的爱情”[19]。但是107首所表达的，正是对这种质疑的否认。事实上，在《爱星者与星》中，锡德尼所谴责的一直都只有欲望，而并非爱本身，相反他为爱而辩护。在批判阿斯托菲的情感脱离社会道德约束是否同样反映了锡德尼背离了他所主张的道德时，需要将诗歌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分离开来。诗歌中的斯黛拉与爱星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佩内洛普与锡德尼。在创造这两位人物时，锡德尼倾注了属于自己情感，模仿现实中的人物，创造而非完全照搬描述出自己对伊人的情感。

锡德尼塑造了一位“高于现实”的虚拟女性形象来诉说他的爱意。斯黛拉，正是他笔下的美德，也是劝慰他们分开的理智。尽管他在第86首和第87首之间的第8歌讲述了婚后的斯黛拉与阿斯托菲在浓密又深邃的森林中幽会，双方互相表达爱意，斯黛拉却拒绝做阿斯托菲情人的故事。现实中的斯黛拉，也就是佩内洛普，却并非如此高尚贞洁。结婚4年后，她便成了芒喬伊勋爵的情妇，并于1601年与奇里男爵离婚，嫁给了芒乔伊勋爵。整本诗集或许是以佩内洛普与诗人本身为原型，但在创作诗歌时，诗人笔下的这位名为“斯黛拉”的女性却并非现实本身。诗中阿斯托菲所爱着的是斯黛拉而非佩内洛普。这是一种“较高明的”“怡悦性情的，有教育意义的美德、罪恶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

在锡德尼笔下的斯黛拉是一切美好与德性的象征。斯黛拉的身上已经被赋予了超越了人的“神性”光环。阿斯托菲多次把斯黛拉成为美德与理性。阿斯托菲与斯黛拉的关系，比起单相思的男女关系，更像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看似好像是阿斯托菲是因斯黛拉而癫狂放纵，实则却不然。斯黛拉对他而言与其说是打开他欲望的大门，不如说是束缚其心中欲望的锁链。在第107首中，他将斯黛拉称为支配他命运的权威与女王，这位女王束缚着他的头脑，他请求女王解除自己的职务。一部分人认为，这部分是因为锡德尼一生曾多次接受伊丽莎白委派的特殊使命，这首诗中的使命是女王所委派的使命之一。但是这首，起于阿斯托菲对斯黛拉的呼语，很明显，此处的女王指的是他爱恋着的斯黛拉，而非伊丽莎白女王。这里的使命与职务更应该与第10行的“头脑”联系起来。此处的头脑是理性的象征。斯黛拉于他而言，正是一座时刻提醒他不忘美德与理性的警钟。同时，斯黛拉也是那份让他克制住心中欲望的美好。在第108首中，阿斯托菲说当自己用悲哀融化胸中的激情时，是斯黛拉带给他欢乐。最后他哀叹他对斯黛拉矛盾的情感，“我因你而悲哀时你就是我的欢快/我已你而欢快时你又是我的悲哀”[21]。

如果说斯黛拉这一形象高于普通人，那么阿斯菲尔则劣于普通人。他被美德吸引但他的内心最终为欲望所占据。在第15首中，锡德尼将斯黛拉比作美德，他写道：“美德最近便把自己变得像斯黛拉/ 以便它能向世人的眼睛展现光彩”[20]。他在，第52首道出了斯黛拉正是美德与爱的化身——“那就让贞洁女神拥有斯黛拉本身，而只消把斯黛拉的躯体留给我们”[22]。此处的“我们”指的正是欲望。第89首之后，他将其他女性看做斯黛拉以宽慰自己。最终在第107首，他获得顿悟。斯黛拉正是他的美德和理智。所以第108首的结尾看似矛盾，实则正是阿斯菲尔的一种救赎。他抛弃了对肉欲的追求而去寻求美德，虽然这让他感到悲哀。因此尽管置身于悲哀的黑暗中时，“你就是我的欢快”[23]。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诗集所表达的既是阿斯托菲也是锡德尼对心中矛盾情感的整理。一方面他向往着美德、憧憬着美好的斯黛拉，另一方面他却受心中欲望的折磨，难以自拔。最终，他理清了自己的情感。尽管两人难成眷属，但是阿斯托菲最终握住了这份美好而真挚的爱意。

结语：

在锡德尼的笔下，爱并不是理性（reason）和美德（virtue）的对立面。相反，从他塑造的阿斯托菲这个角色上看，爱其实是向往着理性与美德的，但是在追寻德性的过程中，爱却容易在感性的激发下转变为欲望。也就是说真正站在这两者对面的是欲望（desire）。诗中所赞扬的是他憧憬美人的爱意，事实上他的爱并没有斯黛拉口中的那样罪孽。欲望确实是令他痛苦，但这种欲望绝非爱情。斯黛拉正是美德与爱的化身，阿斯菲尔（锡德尼）憧憬美德，这部诗集或许可以看作他为爱辩护、为美德辩护的产物。

参考文献：

[1]Abrams， M. H. & Others.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5th Edition， Volume I.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pmpany， Inc.， 1986. Print.

[2][11][12][13][14][15][16][17][18][20][21][22][23]曹明伦. 《爱星者与星》[M]. 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3]Lowers， James K. CliffsNotes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Lincoln：
CliffsNotes Inc.， 1965. Print.

[4][19] Scanlon， James J. “‘Sidneys Astrophil and Stella：
See What It Is to Love” Sensuall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6.1 （1976）：
65-74.

[5]Montgomery， Robert L. Symmetry and sense：
the poetry of Sir Philip Sidney.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1. Print.

[6][7][8][9][10]钱学熙. 《为诗辩护》[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