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重庆抗战文化的擂鼓手:抗战爆发以后夏衍先后创作发表了

　　一 　　 　　1942年4月9日下午,夏衍飞抵重庆。当晚在中一路协和里孙师毅寓所与周恩�相见。 　　相见是事先约停当的,一见面,周恩来就和夏衍拥抱在一起。周恩来喃喃地说道:“长沙一别,如今四年多了。我两次到桂林去,都错过和你见面的机会。”
　　夏衍把香港陷于日军之手前后,萧红病逝和林庚白中流弹身亡情况讲了,还打算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出来的历险情况做一详细汇报。周恩来说:“总的情况我已经了解,撤退得很成功。我现在最�心的是韬奋到新四军去,要经过上饶、上海,都是很危险的。”夏衍回答道:“曾生他们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韬奋的安全,现在算日期,应该己经过了最危险的地界。”
　　接着,夏衍提出到重庆来他的工作问题,夏衍喜爱紧张、热烈、节奏快捷的新闻工作,天天都能看到笔下战斗的成果,他希望到《新华日报》去工作。没有想到周恩来分配给他的是潜下心来团结百家,在文化界做统一战线的工作;更让夏衍出乎意料之外的,周恩来叫夏衍首先去拜会国民党文化界的顽固头目、现任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的潘公展。
　　抗战开始,周恩来决定在上海迅速出版一种有国民党方面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报纸,由郭沫若任社长,经过夏衍与潘公展商定,《救亡日报》很快就出版了。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迁到广州、桂林出版,国民党从此撒手不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查封了这份报纸。周恩来分析,夏衍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在重庆露面,潘公展不敢加害于他。夏衍第二天就去拜访,将大出潘公展意料之外。果不其然,潘公展避而不谈理亏的事,用湖州官话客客气气地敷衍塞责一些问题,夏衍则用杭州官话应对,乡音成了有用的统战工具。他告诉潘公展,来重庆卖文为生,不参加政府工作。夏衍主动拜访了潘公展后,就等于向他挂了号,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席文化界的活动、写文章,出入《新华日报》和曾家岩五十号。
　　周恩来还嘱咐夏衍,去《新华日报》看望老朋友之前,一定要先到张家花园中华全�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去拜访老舍先生。全国文协于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老舍以高票当选为理事,文协不设主席,不设理事长。老舍的“入会誓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子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的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实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周恩来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请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总管会务工作,也就是全面负责。老舍爱国反帝,赴汤蹈火为抗战。对于文艺界人士,不论共产党、国民党,不论海派、京派,只要爱国抗日他都视为同志。在首届文协理事当中,既有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田汉等左派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胡绍轩等。老舍广泛联络,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坚持团结之中,也就保护了进步力量。冯玉祥有两首丘八诗赞扬老舍: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箱子撵中华。
　　�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1938年8月,全国文协从武汉迁到重庆后,老舍受到《新蜀报》社长周钦岳的欢迎,负责报纸一个副刊的工作。这样,就为全国文协在大型刊物《抗战文艺》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文艺阵地。
　　老舍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他特地写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作号召,宣传文艺到工农兵当中去。他除了写小说,又涉足话剧,写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子问题》。尤其是在放下大作家架子,为工人、农民、士兵服务方�,他写了许多鼓词、小曲、相声,大受赞扬。他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必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大手笔,什么小手笔,只看实际的作用与效果。
　　1939年,老舍率作家访问团到了延安,在招待会上,毛泽东和他碰杯喝酒,他回到重庆,宣传延安是崭新的天地,崭新的人。国民党为此对老舍主持的“文协”工作时有刁难。老舍幽默地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有这一块牌子,你重庆不让挂,我就挂到延安去。”国民党听他这样一说,只好改变态度。
　　夏衍久闻老舍大名,在武汉时见过他一面,到重庆听到上面说的这些事。对老舍更为钦仰。夏衍从中一路观音岩一路大下坡,走了两三百级石梯,走得汗流浃背,才到了张家花园65号“文协”所在地。这座房屋是由冯玉祥资助银元八百,交给老舍租赁下来的,既与巴蜀小学为邻,又围�了农田,虽是白天也听到几声蛙鸣。
　　这里地方不大,住在这里的文艺界人士不少,戏剧界著名人士有陈白尘、金铃夫妇,郑君里、黄晨夫妇,史东山、华达妮夫妇等在这里有了安身之地。这些人家经常是宾朋满座,读书、下棋、打扑克,谈论问题,非常热闹。因为住房紧张,卧室、书房、厨房、饭厅都在这一间房子里,客人来了也只有坐在这里。厕所安在房屋的一角,用布帘隔开,大小便均在于此,臭气四溢也没办法。有时大家争论一个向题,坐在马桶上解大便的人,隔着一块帘子布,也大声武气地畅所欲言,成为最奇特的一道风景线。
　　夏衍看到他们住房这样狭窄,比之桂林的文化人还要艰难,想起早就听说过的一句话,“重庆找间房子住,比找个老婆还要难。”他来的当天晚上,孙师毅�他到天官府去看郭沫若,幸亏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二楼会议室,给他安了个容身之处。
　　老舍来重庆四年也没有个家,他常住张家花园“文协”一间土黄色房间里,老舍把这间简陋残破房子取名“多鼠斋”,这里有他一个铺位,各地到重庆来的作家找到了“文协”,招待吃顿把饭也是老舍掏钱,当晚还要把这张铺位让出来,自已到《新蜀报》编辑部去挤个床铺。1943年11月17日,夫人胡�青带着孩子从北平逃难到重庆,老舍在北碚才安了个家。
　　老舍是夏衍到重庆后,专程拜访的第一位作家,他们像老朋友样的见面了。老舍穿一件旧灰布长衫,把夏衍带到附近一家茶馆喝茶,茶馆里闹嘈嘈的,卖瓜子、花生、热红苕的,唱清音小曲、打金钱板谋生的都有,他们坐在这里反而能闹中取静。夏衍对老舍主持“文协”工作的不易,诚恳地表达了钦佩之意。他说老舍已是四十好几的人,单是爬上观音岩这一坡要流多少汗?招待来访者要费多少力?结果呢,常常还要受多少气?老舍完全懂得夏衍话的含意。老舍自谦地说:“我这是老牛破车,尽力而为。”前年,“文协”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就近,借附近的巴蜀小学举行,宪兵、警察跑来干涉。老舍挺身而出,说“文协”是抗日机构,今天的大会主席是军事委员会冯副委员长,非开不可。纪念会顺利召开了,第二天许多报纸作为重要新闻发表。
　　夏衍向老舍谈了重庆文化人自香港脱险的情况,他们将要陆续归来。老舍说徐迟先回到重庆,己经安排在“文协”住下。老舍高兴地表示,“文协”准备热烈欢迎脱险作家归来。不久,胡风、于伶、凤子、宋之的、王苹、王莹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到了重庆,国民党方面张道藩举行了欢迎会,大家客客气气,却冷冷清清。“文协”老舍这方�的欢迎会上,一个个谈笑风生,欢畅、热烈。传播着日军占领香港后,几度传来夏衍被俘或牺牲的新闻;夏衍劫后逃生归来,大块头洪深拥抱夏衍,抱断夏衍胸前钢笔,抱伤了夏衍两根肋骨。宋之的还告诉夏衍说,张道藩要礼聘他当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月发车马费一百元,不必去上班。当时一百元,大致相当于五斗米价钱。宋之的说:我宁愿在“文协”这边饿肚皮,也不要张道藩那边不必折腰就可得到的“五斗米”。可见老舍主持的“文协”深得人心。
　　再一位夏衍要马上会见的人,则是老朋友、中华剧艺社社长应云卫了。
　　还在1929年,夏衍和应云卫就相识了。抗日战�以前,应云卫彪炳于文艺史册有两件大事。一是1933年在上海导演并组织演出了大型话剧《怒吼吧!中国》,全剧演职员一百多人,气势磅礴地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吼声,并且在第三国际反战同盟来看演出时播放了《国际歌》,以后演出则作幕前曲。每当法国巡捕房来检查时,则放《马赛曲》,法国巡捕肃立恭听法兰西�歌。这就是应云卫灵活机动地应对复杂事物的机智。二是在1934年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应云卫为电通影业公司编导了影片《桃李劫》,影片中的《毕业歌》鼓舞了成千上万的青年,投向抗日救亡运动,并传唱至今,在中国电影史上�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衍在重庆会见应云卫这一天,应云卫陪同夏衍到国泰大戏院对面一座茶馆后�,看了中华剧艺社的宿舍。贺孟斧、赵慧深、周�、丁然、张鸿眉等二十多位演职员挤在两间破旧的屋子里,旁边是一片被日机炸毁的瓦砾堆,老鼠�行,蚊虫乱飞。轰动大后方的《屈原》,就在这片瓦砾堆上打扫出一块平地排练出来的。应云卫指着这些含辛茹苦坚守着抗日救亡戏剧岗位的战士说,在重庆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这时,夏衍不由的想起应云卫的身世,他本是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北方航业公司副�理,过着高收入的富裕生活,他不仅是爱上而是迷上了话剧,为了话剧他舍弃了高薪职务,先是拿出自已的家财支持话剧运动,以后是典当借债,向剧场老板磕头作揖,向戏剧检查官委曲求全,争得戏剧的演出。为了演职员工有口大锅饭吃,他留下的唯一值钱的皮大衣,几进几出典当铺,用来维持剧社一天两顿的伙食。至今已有多少次?谁也记不清楚了。以后还有多少次?谁也难以预料。他又是乐观主义者,再大的困难摆在他的面前,他从不愁眉苦脸,好像从来�有什么困难似的,总是有办法,实际上他把天大的困难都咽到肚子里了。你看,战时陪都重庆寸土寸金,国泰大戏院这一带更是倍加如此,前�说中华剧艺社演职员驻地破旧,然而能在这里落脚下来又是难得的,地居市中心,交通方便,演出的剧场就在街对面。文化界名人郭沫若、阳翰笙、洪深、陈白尘、曹禺、吴祖光、张骏祥、马彦祥、陶行知、吴晓邦、金山、吴茵、舒绣文、张瑞芳、白杨、张颖等又是这里常客,茶桌上泡两碗花茶,再加两碗“玻璃”(白开水),七八个人就可以坐上大半天,并且有了文化沙龙之称。这块宝地,却是重庆一位富豪人家子弟、热爱话剧的高中学生杨钟岫热情捐助的,未收分文,逢年过节还请大家吃点麻辣烫小吃。这正是应云卫善交三教九流的好处,达官贵人、绅士淑女,银行职员、军政官员,报贩学生,几乎各种行业中都有他的朋友。
　　夏衍既来,应云卫正有一件大事要找他。《屈原》演出了,中华剧艺社声誉蒸蒸日上,但是剧本荒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几年夏衍的剧作:《赛金花》、《上海屋檐下》、《心防》、《一年间》都受到观众欢迎,尤其是《上海屋檐下》,虽写在1937年初,里面连“日本人”三个字都没有提,抗战爆发后,重庆、桂林、延安、上海等许多城.市都有演出,尤其是上海,在租界区里一演再演,观众把它当作抗战剧本,诅咒阴霾弥漫,渴望光明到来。应云卫抓紧夏衍刚到重庆这个时机抢先“订货”,作为这个雾季演出的第一炮。夏衍面对�怀期望的演职员工,怎么能推辞,于是漫应下来。应云卫不失时机地马上拍着夏衍的肩膀说:“好!够交情,一言为定。”
　　这以后应云卫见了夏衍就问剧本动手没有?就像追债一样。
　　七月间的重庆,天气热得有如蒸笼。桌子热,椅子热,睡觉的篾席也热,赤身露体睡下去�得人会跳起来,热成这样,夏衍哪有心思写剧本。一天夜间,夏衍把门打开,把灯熄了睡在进门的地板上,好不容易才睡着了。突然听到啊哟一声,与声俱来的是一个人扑倒在他身上。开灯一看,是应云卫催剧本来了。应云卫连声说对不起,深更半夜来打扰实在不好意思。请你帮忙,剧本一定要在八月份交出来。戏不开排,他就借不到钱搞制作。说这话时,应云卫坐在地上浑身是汗,衬衣和裤腰都打湿了。夏衍一看应云卫这种样子百感交集,这样的大热天,应云卫本应该是吹电风扇吃冰淇淋的大经理,为了话剧运动,跑到山高路不平的山城重庆受这种罪,还要低声下气地求人帮一把。夏衍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准时交稿。应云卫接着说,这里太热,我到北碚给你找个安静凉快的地方住下,剧本完稿才有保障。
　　应云卫走了以后,夏衍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了,他想到应云卫感动人的事迹一件又一件。尤其是1930年他和朱穰丞一起,已被光荣地批准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当时党组织考虑到以应云卫的社会地位对开展进步话剧运动有利,对外不发表他的盟员身份。这件事只有领导层的夏衍、阳翰笙等少数人知道。这以后应云卫就和中国戏剧命运溶合在一起,他的业绩和献身精神,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
　　
　　二
　　
　　七月下旬,夏衍被安顿在北碚图书馆附近一座靠山的小屋里,安静至极,吃饭包在一家小饭馆。夏衍说,活了42岁,像这样宁静的环境生活还没有过。在这里,题名《法西斯细菌》的剧本顺利地写出来了,同时又结识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
　　这一年的七月,北碚、北温泉以及到附近乡场来“避暑”的人特别多。一来可以躲警报、避空袭,二来郊区确实凉快,住房便宜。重庆各大剧社正逢歇夏,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央电影摄影场剧团、中央青年剧社等团体的编剧、导演、演员来了不少人,他们借此休整,排戏。夏衍趁此机会来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另一项“勤交友”的任务。这种交友不仅要积极主动,还要广泛。进步的要结交,政治思想上不同的也要结交,不排斥为人生而艺术的,甚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化人也是结交对象。更重要的不要让别人对他这位公开的共产党员敬而远之。那时候,有些党员总以为自己是党员,比人家进步,谈论问题总要给别人指点一、二。别人一看到他那种好为人师 “左”的样子,也就心知肚明他是什么身份。
　　就在北碚,夏衍与时年25岁,已有了《凤凰城》、《正气歌》�部名剧的“神童”吴祖光见面了。吴祖光早就钦仰夏衍这位前辈剧作家,钦仰他的作品清淡、隽永、深刻、悠远,不追求戏剧效果,但具备强烈吸引观众的力量。这一天,吴祖光把他刚刚完稿、抄清楚了的第三个剧本《风雪夜归人》带去请教,夏衍非常高兴的接了过去,并表示他会立刻就看。三天以后,吴祖光在北温泉淙淙流水、竹林掩映的石凳上,得到了夏衍对剧本的赞赏和意见,对夏衍留下亲切、�和、自然、从容,让人乐于接近的印象。夏衍也从吴祖光那里知道了曹禺不少故事。
　　在北碚一家茶馆的坝子上,夏衍和曹禺相见了。他们是初识,两人都带着相互求教的虔诚。曹禺甚至于有些拘谨,他熟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这部堪称为经典的报告文学,让他对劳动人民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他说:“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因为那都是事实。”夏衍读过曹禺的《雷雨》、《日出》,特别喜欢他的《原野》,读了这位把中国话剧文学推入成熟时期戏剧家的作品,自己一下子懂得了什么叫现实主义原则。在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后记中,他说,这是我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是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的《雷雨》和《原野》。夏衍好像有了中国将要产生戏剧大师的感觉,虽然曹禺比他年轻,小他六岁。这一天,曹禺却是怀着敬仰之情告诉夏衍,他在重庆国泰大戏院看了《上海屋檐下》演出,看了三遍。曹禺在剧中看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形象,他把妻子儿女放下了,走向革命的道路。革命者被捕了,传来他的死讯,他的妻子改嫁给他的友人,不是薄情,只有这样才能生活下去,抚养革命者�下的孩子。时局变化,革命者出狱了,见到了他的妻子、女儿和他的友人和美的生活,他对妻子和女儿都充满着深情,但他不能毁灭现在已经存在的现实。这段戏既充满人性的爱,又有着激烈的矛盾,革命者最后毅然地离开了他们,奔赴革命。曹禺说,大幕落下来后,我的心是颤抖的,这是何等的壮美呀!让人们在黑暗与乌云中看到阳光。曹禺对夏衍心存羡慕,他是无缘写出这样的剧本来的。
　　夏衍这次到北碚来,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和剧团以及戏剧工作者相处的机会。他每天晚饭后出来散步,剧团的人也都从闷人的屋子里出来乘凉,北碚别无去处,都汇聚在体育场的露天大茶馆里。他的熟人有陈鲤庭、赵慧深、贺孟斧、白杨、舒绣文、施超、顾而已等等。认识的新人更多,张骏祥、刘厚生、张瑞芳、周峰、秦怡、孙坚白、张逸生、金淑之、吕恩、丁然、耿震、沈扬……
　　日久天长,耳濡目染,夏衍看到他们当中也有个别练声唱歌,看书看报,乃至坐图书馆的,但大多数人都是玩扑克、打麻将,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无所事事地过日子。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隐隐约约地涌到他的心头。抗战己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一些人仅凭抗日救亡和对戏剧爱好参加戏剧运动的,这种热情逐渐降温了。现在有的剧团已经走上靠卖票收入发薪水、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化道路,可是我们的戏剧工作者还停留在爱美(业余)的“票友”水平,凭天才、凭经验演戏。不讲究基本功和技术,不追求整体的技术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求自己过得去。个人第一,团体第二。最可怕的是有的人想有明星的待遇,却不追求明星的才能,而且先有了明星架子。因此,夏衍想到了建设剧团的一个重要问题:正规化。他就这个正规化问题和导演陈鲤庭,从美国学习戏剧回来的专家张骏祥交换了意见。
　　夏衍担心的问题得到他们的证实。今天有些已是戏剧骨干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在剧团干了五、六年,办件事、演个角色也能应付过去,但作为一个职业戏剧工作者,知识极为贫乏。讲历史,不知道西汉、东汉,北宋、南宋何者在前;谈戏剧,说不出希腊时期、文艺复兴、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有什么作品。如此腹中空空,怎么能把中国话剧推向繁荣昌盛。为此,夏衍写了篇著名于话剧史册的《论正规化》长文,文中特地写道:“我们不能把莫斯科艺术剧场的成功单单归功于史坦尼一个人,假如没有丹�柯,史坦尼体系是不能建立的。我们一方面努力不断的求技术精进,他方面要积极的建立一个合理而又适时的排演制度,演剧规则。更重要的是每个演员工作者,都要树立一个当得起职业演员的工作精神、态度。”
　　
　　三
　　
　　1943年7年,夏衍完成了这篇题名《论正规化》的文章,文章的副题是:现阶段的剧运答客问。是为讨论当时的戏剧运动中的重要问题而写的。发表在当年11月出版的《戏剧时代》创刊号上。
　　话剧运动到了1943年,话剧观众的成分已经从学生、公务员、知识分子扩展到小市民中的商人、店员、家庭妇女、军官、乃至工人和士兵。演剧团体从非职业性宣传团体,向职业性的卖票收入为生的“转型期”转换。在这种转型期中戏剧运动呈现出来的问题十分复杂。
　　首先,当年参与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他们的勇敢热情、吃苦卖命、甚至于自己掏腰包演戏的精神,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政治不民主、生活极端艰苦的六、七年间己磨损殆尽,现在不自觉的成为了“戏剧工作者”,甚至是吃戏剧饭的。因而颓废懒散、个人主义、游击作风、大爷脾气……有所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期的观众对戏剧老一套的宣传已感到疲劳,要求进一步鉴赏戏剧艺术。演员在舞台上仅能表现出好人、坏人;表演出怒发冲冠、忍气吞声;表达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已经满足不了观众对戏剧的要求。他们要求从演出中得到艺术的鉴赏、得到挥之不去的感动,得到灵魂的洗涤,得到精神的升华。这些不为过分的要求,却不是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能够满足观众而能达到的。为此,夏衍苦心孤诣地著文,要求戏剧工作者,摒弃‘非正规化’作风。指出:
　　“凭感情不凭规矩,凭才能不凭技术,凭运气不想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起码的平均水准。这些都是“非正规”队伍的特征。”
　　这样,每一位戏剧工作者都有冷静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必要,自己是否具备了所从事的工作应备的知识、技术和理解。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语言标谁化,发声科学化,肌肉运动自如程度怎么样?你的表演能否达到让观众鉴赏艺术、提高审美层次的目的。你还欠缺什么?怎样去把它补上?
　　很显著的一个例子。某剧团要排演俄罗斯19世纪名剧《大雷雨》,给一位抗战初期参加演剧的演员分配了一个角色,这位演员仅读过初中二年级,经过在剧团的锻炼,已经能担任一些抗战戏剧中重要的角色,并且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演员。可是派他去在《大雷雨》中担任一个角色,可把他“整”惨了。首先,剧中故事发主在伏尔加河畔,伏尔加河在哪里?那里的历史、风俗人情他一无所知。故事时间又是19世纪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前夕,他又不懂农奴制是怎样一种制度,这个时期各种人物在社会中进退应对、礼仪衣着,在他的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怕把这个角色演砸,这样一位能征惯战的演员,只得打退堂鼓了。像这样“在打仗中学打仗”培养出来的演员,虽像夏伯阳在战场上有过人的勇敢、屡建奇功,但是因为他们缺少正规化战争基本知识,现在也不得不补上这一课。于是,一些工作多年的剧团干部,被送到江安国立剧专去学习,果然得益匪浅。像曾任重庆文化局副局长的张莺,驰名台湾戏剧界、桃李遍及港、台、东南亚的王生善都是。戏剧界戏称夏衍这一号召,名叫“夏伯阳进陆军大学”。
　　夏衍的这些主张,都贯穿在1944年由重庆美学出版社初版印行他的《边鼓集》里,书中所收的都是谈戏剧运动的文章。边鼓,就是站在旁边敲敲边鼓的意思,这是夏衍过谦之词,事实上,夏衍是这一时期剧运的顶梁柱,是推动戏剧运动前进的擂鼓者
　　
　　四
　　
　　就夏衍个人兴趣而言,他喜爱的是新闻工作,在重庆的几年间,他除了代理了一个时期的《新华日报》总编辑,写了大量的时评与社论,他还为《新蜀报》、《新民报》等报刊写文章。但他着力最多的还是戏剧运动和创作剧本,这是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他认为要密切和戏剧界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为戏剧界服务,多写剧本提供给剧团演出,以及提高戏剧界从业人员艺术水平是最重要的。
　　夏衍在重庆不足三年半的时间内创作了《法西斯细菌》、《水乡吟》、《离离草》三个多幕剧,与于伶、宋之的集体创作了《戏剧春秋》与《草木皆兵》,更令人欣喜的是,他冒了一次大险,改编了L.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扮演卡秋莎的白杨在这出戏中给重庆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复活》也成为夏衍的剧本在重庆卖座最盛的一部。
　　《复活》是人性的复活。托翁只看到�赫流道夫为挽救卡秋莎�落于深渊而做出的牺牲。夏衍却看到人只有生长在人民当中,才能抑制住罪恶的洪流。人与人之间可能相隔三江五�,当每个人都能以诚相见,那就会亲如手足。
　　卡秋莎污浊破损的灵魂是复活了,但这不单是由于�赫流道夫深沉的忏悔,还由于那些在西伯利亚原野上披枷带锁流徙之徒向往明天的诚挚所驱。
　　剧本还唤醒观众,头脑中为受难者涌起同情之心对每位善良的人是容易的,重要的是用您的行动,用你的心。
　　夏衍创作剧本恪守一项原则:凡是自己不熟悉的不写,不关心的也不写。遵革命之命写作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倘若你并不熟知你要写的对象,只能落到用嘴巴说思想,用技巧图解主题,最多成为能够激动、不能感动观众的戏剧演出。激动只能是一时的,当观众走出剧场以后,就把这种激动丢在脑壳后面了。这样也达不到遵革命之命写作的目的。感动是人物内心世界相撞击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长驻观众的心中,挥之不去。作者倘若不植根于生活,在主题先行指引下,直奔主题为之服务,这样产生的作品是达不到感动这一境地的。
　　正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也把戏剧当作大后方繁荣的点缀,当作募集捐款的手段,教育部出台了《话剧从刊编辑办法》,用高稿酬作诱饵,征集务必有“教育意义”不可,不得“与抗战无关”的剧本。并且是出题目做文章,题目是根据《国民党员十二守则》 编写十二部剧本,真可谓把创作剧本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其中,洪深先生被邀请写“整洁为强身之本”(党员十二守则之一),并被告知:至少三幕,不得少于五万字,采用与否都付稿酬。
　　1943年底,洪深在庆祝他的五十寿辰座谈会上把这件事讲给夏衍听,引起到场人士捧腹大笑不已。最后,教育部收到的根据“国民党员十二守则”所写的剧本,无一可供演出者。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受到的惩罚,对谁都是一样的平等。
　　现在,让我们从这一时期夏衍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两部剧作的遭遇中,察看夏衍心灵的天地。
　　《法西斯细菌》:香港被日寇占领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夏衍是最后一批从日本兵舰包围的海上,历经惊险潜渡归来,辗转到了重庆。期间,他遇到了两位研究医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在北平协和医院及香港玛丽医院工作,现在都从科学之宫里被日本强盗驱赶到战火的现实中来了。夏衍因此想到,许多搞科学研究的人不关心政治,法西斯主义却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大敌。日本一些善良的、正直的、相信医学是超然的医生,却被征集去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细菌弹,把伤寒、霍乱、黑死病推向敌对国家。夏衍从而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剧本,作为学医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参考。
　　《法西斯细菌》一如夏衍以往的剧本风格,不以惊人的情节和悬念取胜,在貌似平淡无奇的人物活动中,通过生活和形象,形成感情的波浪,在观众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六十多年前看过这出戏的人,有好几处至今没有淡忘。第二幕,“八.一三 ”沪战爆发之后,女佣人张妈�个小包袱出来站在俞实夫的妻子静子面前,要求辞职他去,因为静子是日本人。张妈两次出场几乎没有什么话,只有沉默和坚决,表示了一个中国平民的爱国心。静子黯然地低下头�,突然地站起来转身走进里屋去,表达了一个正直的日本人内心的痛苦。从静子(白杨饰)一转身的背影里,观众仿佛看到她的泪水已经流淌而出。这里静子的无言胜过有声,无庸作者替她说上几句,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受害者之类的套话,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静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法西斯细菌》关注的不仅是历史,不仅是写大事,而更重要的是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情感的风暴。也在第二幕,中日正在激战的上海,寿美子和邻里小孩们的争吵起来,看来平淡无奇,然而小孩高喊“打倒小东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场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激荡起难以言状的波涛。更触动了俞实夫灵魂中敏感的心弦。这位平时除了关心显微镜内的微生物,几乎从不关心显微镜以外更大更大世界的科学博士,他猛然地站了起来,又颓然地坐了下去 。胸中掀起多么大的风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优劣不决定于写了什么人物与事件,而决定于作家怎样写。
　　在日军占领香港后的一场中,静子家中闯进三个抢劫财物的日本兵,他们脚踢了俞实夫,猥亵了静子,打死了反抗暴行的钱裕,静子在众人沉默中,凄厉地一字一字地说道:“我亲自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抢劫、奸淫、屠杀,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总希望它不是事实,现在,我看见了……”说完,晕倒下去。从此,在这场日本侵华战�中,静子和我们在一起,消灭法西斯细菌。她和俞实夫到了大后方红十字医院,投身抗日洪流中去。
　　在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塑造方面,夏衍也有独树一帜的创造。在他笔下的秦正谊,缺乏理想、投机钻营,当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坏人,他有可取之处,重感情,乐于为人排忧解难。这就打破了以往文艺创作中的人物,非黑即白,不正就反的单纯性格,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更接近生活的真实。
　　当时,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争取民主与自由,也是应有的内涵。有一件轶事,发生在《法西斯细菌》重庆的一次演出中,第四幕笫二场,当俞实夫的朋友们担心侵入香港的日兵会破门而入,发现俞家藏有大量书籍时,钱裕有一句台词:“对,俞先生,没有书本、不准人看书,对知识分子看不顺眼,是法西斯主义的特证。”戏演到这里,观众中一位老者响亮地鼓起掌来,惊动了全场。这是作者夏衍和演出者都没有料想到的。
　　人们看了这出戏之后,形象地知道了什么是爱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东西?法西斯危害了全人类的自由。
　　《法西斯细菌》是10月17日由中华剧艺社在�泰大戏院公演的,从而揭开1942年重庆雾季公演的帷幕。戏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斥责,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周恩来三次观看了演出。演出的第四天,夏衍接通知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周恩来请了几位中外著名医生看这出戏,请夏衍作陪。周恩来说:“这出戏写得不错,我还是喜欢它。我看过你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清淡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写得太冷。”几位医生看戏后说,这一出描写医生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戏能够上演,感到非常高兴。又说,现在美国参战了,美国许多细菌研究人员,都到盟国前�去了。他们的表态和传来的信息,增添了夏衍对剧本的信心。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多,从八成座卖到长时期都是满座,共演出了18场,观众达25200人。著名评论家颜翰彤(刘念渠)、章罂(张颖)等都著文予以好评。
　　12月30日重庆突然出现一篇《谈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的文章,是批评该剧的,火气很大。那时候舆论并不一律,不足为奇,因为发表在《新华日报》,乃引起人们注意。这篇文章主要说,剧中“勉强”科学家俞实夫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放弃细菌学的研究,是一种“前线主义”。夏衍读后,认为这是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翻版,于是写了《公式、符咒与‘批评’》一文,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其实,夏衍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并不主张把抗战当作现实生活的全部。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桂林已对田汉的“文艺必须适应抗战需要”提出不同意见。然而,他也不同意科学、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论调,科学与文艺虽不必事事都与抗日救亡相结合,但也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两年以后的1946年1月16日,文艺“政治标准第一”正在重庆推行时,有人化名田进,发表了《抗战八年的戏剧创作》长文,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指责《法西斯细菌》的作者,把细菌学家俞实夫错误地推向大后方抗战洪流中去,并发出质问:那里哪是光明的出路?这位化名为田进的作者,他的意思是光明的出路只有到延安去。不错,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但不是所有从事抗日工作的都要奔赴延安,在大后方就不能抗日。尤其,就俞实夫这个具体人物而言,他有这种觉悟,有这种要求到延安去吗?这是置文艺创作规律于不顾,十足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夏衍这时已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另有重要任务。有当年周恩来对《法西斯细菌》的评价,以及重庆观众对该剧的热烈反响,他对于这个剧本已是心中有数。
　　1989年建国40周年,《法西斯细菌》入选《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戏剧卷。
　　《芳草天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何其芳等由延安党中央宣传部派来重庆,宣传贯彻《讲话》精神,受到文化界进步人士欢迎。
　　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上,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是完全一致的。解放区的一些文艺工作的经验是值得国统区作家学习的。但是对于《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个问题的贯彻与执行,如果忽视了国统区的特殊环境,忽视艺术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律,以及读者和观众的承受力和欣赏水平,那就不利于创作道路的拓宽。由此,文艺界领导人夏衍、冯乃超、阳翰笙等和南方局内有关同志也忧心忡忡
　　就戏剧而言,周恩来领导戏剧工作者在抗日救亡、反专制争民主斗争中,创作了《屈原》、《北京人》、《天国春秋》、《结婚进行曲》、《法西斯细菌》、《风雪夜归人》等优秀的话剧,配合了现实政治斗争。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些作品不但在当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至今仍显示着大后方抗战戏剧的生命力。
　　1944年11月,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大后方文艺界情况时,即曾指示要防止大后方进步文艺整风学习中的扩大化问题。1945年1月18日,他又同董必武自延安致电王若飞,指出:目前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不宜扩大到党外,因大后方正开展民主运动,应着力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并引导文化人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就是很好的整风。又说:“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这项重要指示,纠正了大后方文化人整风中“左”的表现,广泛团结了大多数人,乃有1945年2月22日《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在重庆的发表,在“进言”上签名的计312人,不仅有左翼文化人,中间文化人,甚至还有中间偏右的文化人,形成了民主洪流,给国民党顽固派极大的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1945年3月,重庆发生黄金提价泄密的黄金案。有权势的人物抢购成千上万两黄金安然无恙,银行小职员乘机买了二三两黄金却锒铛入狱,民族工业资本家也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茅盾面对“这样的矛盾、无耻、卑鄙与罪恶”,满怀愤怒,写出剧本《清明前后》,呼喊“民主政治”,并于当年9月在重庆上演。此剧引起强烈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重庆上演了夏衍新作《芳草天涯》《芳草天涯》写的是抗战时期几位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大学教授尚志恢因为妻子思想落后而苦闷,爱上了进步的女大学生孟小云;孟小云本有男朋友也是大学生,她看尚志恢有学问更成熟,产生了爱慕之心。这两颗爱慕之心逐渐地发生了撞击,但这种精神恋爱也受到他们各自心灵上的谴责。孟小云则奔赴抗日战场,尚志恢认识到不应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上,乃与妻子和好。
　　夏衍本想把《芳草天涯》这个剧本从政治方面转向写伦理道德方面, 剧中有更多的篇幅着重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开掘,把激烈的内心冲突与外界冲突有机的统一起来,写出了更为生动、紧张,引人入胜的戏剧。《芳草天涯》在茅盾的《清明前后》之后上演,在文艺强调“政治标准第一”的形势下,《新华日报》在1945年11月10日召开一个“《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并将座谈纪录择要发表。《清明前后》是一部好作品,理应受到赞扬,《芳草天涯》却被指责为“非政治倾向的作品。” 何其芳在1946年2月13日又在《新华日报》上著文,指责《芳草天涯》写的是与广大群众无关的“日常琐事”,宣传了“非人民的非科学的观点”。斥《芳草天涯》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温情主义作品。他说:爱情对革命战士不过是牙疼之类没有政治意义的小事,在劳苦人民中这类问题并不是这样麻烦的。然而,何其芳视而不见《芳草天涯》所写的三位知识分子经过这场爱情的纠葛,他们最终走向更广阔天地,投向抗日烽火中去。这本是一部具有现实性和思想深度的好作品,怎么叫做与广大群众无关的“日常琐事”呢?究其实质,无非是《芳草天涯》没有直接写工农兵,没有热烈的政治口号。
　　对于被国民党长期围剿的共产党员作家夏衍尚且如此,其他进步作家更不敢把笔触及爱情的题材。从此,一切从政治出发,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思维定势,影响极为广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统区几乎再无好的话剧作品产生。
　　爱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也不存在了。直到五十年代建�初期,一些剧作者从事剧本创作,都不敢涉足这一领域。爱情 是人物心灵珍藏最深、最隐秘、最真实、最生动的表现。遗弃了它也就自毁作品精彩的篇章。让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描写更得其所哉
　　夏衍是1945年9月21日,奉周恩来之命离开重庆《新华日报》代理总编辑的岗位,飞赴上海筹备《救亡日报》复刊事宜。从此,在以后几个月内,《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赞赏《清明前后》批判《芳草天涯》的文章。夏衍的作品尚且被如此责难,其他的人的作品就更不必说了。这直接导致了以后抗日大后方戏剧“右倾”论的产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
　　夏衍是党性极强的文艺界领导人,宽于待人从来以能团结百家而著称。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都不愿提及。但对于在重庆创作演出的《芳草天涯》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强加以“非政治倾向”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实在难以接受。尤其是这些批判,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蒋管区的喉舌《新华日报》上。难能可贵的是,夏衍不愿意两位共产党员作家在党报上再开笔战,把委屈隐忍下来。
　　至于有人说:周恩来也说过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右了的话。这也要分析,冲着来自延安党中央派来的人士作这样看法,周恩来凡事都是恪守组织原则的,他也只有同意了。此后,郭沫若、茅盾、阳翰笙在不同场合也有过这种说法。1985年,重庆举行首届雾季艺�节,抗战期间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并担任周恩来与文化界联系人的张颖,应邀作报告。她专为“怎样看待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这一问题做了说明。张颖说,她曾就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存在右倾的说法向周恩来汇报过,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这些发言是表明这些同志的态度,至于历史的结论,将来总是会得到正确评价的”(见重庆市文化局1986年12月编印《重庆雾季艺术节》第164页)。
　　果然“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到了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以及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毅然废除了这个口号。
　　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
　　由此,夏衍隐忍了三十多年的这件委屈事,历史做出了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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