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纪念张启仁同志诞辰100周年

王工

今年适逢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新中国美术教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启仁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张启仁同志逝世30周年，我们纪念启仁同志，追思启仁同志，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感动。

一

启仁同志是我父亲的学生，我自小就认识他，在我幼小的印象里，一眼就能看出他就是文艺作品里描述的典型的革命家。他温和、宽厚、不激烈，然而坚毅、镇定、凝重，在我眼里他高大，却几乎是永远微绉着眉头，很少见到舒展过……

启仁同志是新中国美术队伍里的专业干部和组织者、领导者，他后来对我说，说他是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以后，流亡到北京的穷学生，是我父亲帮助他在华北大学艺术教育科读书，受我父亲的革命思想、教育思想和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在生活上也得到父亲的帮助。

华北大学于1922年6月在北京创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因感触到“国立大学易受政治影响及制度拘束，不易推行新式教育理想与方法”，于是集在京知名共建华北大学，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校董会董事长，1930年何鲁丽的父亲何其巩长校，聘王森然创办艺术专修科进行大众文学和艺术理论实践，此时王森然的革命文艺思想在他的《文学新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了系统的体现，他的办学主旨便是在“大文艺”范畴内体现和实践他的文艺主张。

张启仁说我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艺术家、也是政治家，他称父亲为恩师。后来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在父亲的帮助下奔赴了延安。

他是个拿枪杆子的“真正的革命家”，一般延安过来的文艺干部都来自“鲁艺”，而张启仁来自“抗大”，并且是1938年就到了“抗大”的，他自青年起将一生投入到他心中最“理想”的事业，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生涯中，转战于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广袤土地，20世纪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张启仁以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回归了专业岗位。

反右派运动，使中央美院的领导力量损失惨重，反右之后，1958年1月吴作人先生被认命为院长，但吴先生是党外人士，只是作为团结美术力量的旗帜，由部队调来了新的党委书记陈沛，美院的路怎么走？急需补充领导力量。

1963年初以充实专业领导干部的亟需，张启仁在周扬和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张际春的动员下，于1963年3月抵京，张启仁面临到全国文联做党组书记，还是到中央美院做副职的抉择，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地选择了后者，9月到美院，11月接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任命来中央美术学院做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院长。他是肩负美院的教学、行政和外事于一身的领导，谓之名符其实的常务。

我当时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得知启仁叔叔调到北京来，着实兴奋了一番。

1963年极“左”大动荡的前夜，在“文革”前“社教”、“四清”那段极端的日子里，对错误政治的不公不平，张启仁给予了正义很多的坚持。

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回顾一个时代，纪念一位先人，弘扬一种正气——张启仁曾自谦也是坦诚地说“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1年，中央又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我是这两个文件的忠实执行者，把这两个文件精神作为学校工作的准则。”他的儿子作过人事部职位职称司司长的张北英说“父亲作为一个艺术教育的组织者，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能反毛反江吗？”——张启仁的坦坦荡胸襟塑造完成了他自身的高大，直至今天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拍摄我父亲的传记纪录片《老教授王森然》，张启仁任影片顾问，他对中央新影的导演木铁说：文化、艺术领域的极左是不能避免的，是首当其冲，既要贯彻当时的方针，又要防左，将左的损失控制在最低点。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没有参加过派性，在整个充斥着派性的年代，我是始终主张大联合的。在文革靠边站的年代，在厨房帮厨，在传达室帮助收发，当时有一种信念，文革总会结束，社会总要正常化，学校总要招生，要为文革结束做准备，随着文革尾声的逼近，坚信经济高潮过后一定会有文艺的高潮支持文艺的存在。中等学校的美术教学是普及，文化宫、文化馆都是普及，美院是高端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扩招。要全面发展，要精英办学，要有人文的高度，要懂得哲学，画家要成为思想家。这是当时张启仁院长的主张。

纪念张启仁院长，也是为了记住在我们国家，在中央美院最困难的时期，张启仁同志带领中央美院走过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保护了美院没有受到更大的破坏，没有受到更大的因为政治运动带来的非文化冲击。

张启仁矜持和坚守，他甚至斤斤计较，他说：学院是什么？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让学生产生创新灵感，来大学学什么？

张启仁主持的1963年之前的鲁迅美术学院和1963年以后的中央美术学院，完善和继续了中国“学院派”的教学基础、教学构架，奠定和坚持了中国“学院派”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在共和国新的文艺体制、意识形态下，完成了将民族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美术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统一，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新中国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新的“学院之魂”。

二

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将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所以在血气方刚的年龄投奔了革命，他是30年代以后的社会和文化精英，要建立理想中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不是为了个人。他要将理想主义与社会变革的结合成为实践，而不是妄想和幻想。

不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对美术事业的领导实践中，他在从四清、社教起严酷的政治运动和让人喘不过气的不停息的阶级斗争的年月，还是在更加惨烈的文革时代，都坚持实事求是，毫不虚伪，坚持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坚持自己的判断立场，所以他固守着自己的坚持；

他努力降低和避免将本身就激烈的斗争激化，而一直采取平息事态的态度，反对者、激进者称他为“泥瓦匠”、“合适佬”；

中国人喜欢说要做“好人”，做好人总不会有错。张启仁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出名“好人”，30年过去了，才知道“好人”难得，启仁难得。对张启仁是不是能用“好人”泛括的，他说“人必须要作为，作为必须担当，你的位置就是担当的位置，责任就是担当的责任，如果不敢于承担，就从领导岗位上下来，让给敢于担当的人上去做。”

张启仁坚持在非原则问题上往往或尽可能“和稀泥”，对下可谓是“好人”，却不惧上，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人必须有义无反顾的精神和性格，那就是“真诚”，是人性中“真”的本能。真者为“大”，真者，就人性而言永远不会挂在嘴上，却无旁路可寻。反则就是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没有基本的良知。

由于张启仁得到的是广泛的爱戴和尊重，在疯狂“浩劫”中他是很少的没有被完全“打倒”的领导干部，很快就被纳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底；

在严酷的极“左”年代，他本能的“护校”，而不是整人，面对极“左”派的所谓“包庇坏人”、“斗争性不强”的无理指责，张启仁静静地回答有理不在声高；

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徐悲鸿的马——你再坚持写实，你的马也是写意的，否则即“马失前蹄”；

黄胄多次让张启仁牵走几匹“驴”走，他却诙谐地说你的驴腿什么时候不“别着”了，我就牵。

张启仁乐观豁达、谦虚谦逊，说自己不是美术和教育大家，只是具体的工作者——他自己说自己是战争的幸存者、文革的幸运儿。

而后来者焉能比拟，焉能效之的因由——张启仁是从延安过来的第一代领导者和组织者、是生死过来的人，他决不会顾及在“仕途”之上或“拜金”之下自我的生存。

文革以后落实领导干部的住房政策，改造居住条件，他作为学院主要领导协调文化部为吴作人、刘开渠、朱丹解决了住房，又亲自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争取到了江丰和古元的住房，自己的房子从来没有提过，他是个没有自己住房的人，一直都栖居在妻子单位的房子里。他亲自跑电话局为江丰安装电话，而不让工作人员去，他说这样人家会重视、会给面子。

更多的人是将人生全部的精力投在了自我占有，扩大自我生存机会上，全部的心思和努力仅仅围绕着如何占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生存资源，全部的快乐仅仅来自和满足身体的欲望感受，聊以满足各种物欲和占有欲，浮躁于浮浅之上，变权力为私有，津津乐道于自己比别人更多更贪婪的财富积累，耿耿怀于自己比别人少占的烦恼，不付耕耘，只要收获。没有和绝不去进行于此之外的想法和体验，无缘审美享受，不知何为精神、何为感受、何为生活，无不彰显了中国人的先天性缺陷，这样活着只是肥头大耳的行尸走肉，可怜和低俗寡味，充斥着酸腐气，可能养育出高于你自己的子弟吗？

三

在文革的困境中，启仁同志对错误政治的不公不平，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着老师。他把我叫到美院的办公室，他说王老自青年时代起，就宣传新思想，唤醒民众，主张从小我到大我，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提出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生的理论和思想概念，对我的成长和一生都产生了影响。现在让王森然扫大街，王老是什么人？王森然和李大钊是什么关系？三十年代王森然在文化界、在思想领域是什么影响？

他对我说不要埋怨生活，有思想的人是不埋怨生活的，生活造就了思想，大鱼大肉是成就不了思想的。生活是思想的资源，是财富。

有时低回，有时高亢，有时悲壮，不要埋怨，得失相比，得多。

张北英有一段对他父亲的记述：“我陪父亲雨夜送王森然教授回家，父亲一手为森然老撑伞一手扶着森然老，他怕雨夜路滑老师摔倒，我要代他送森然老，他不让，非要亲自送老师。”每逢读此，均令我感动不已。

在文革的困境中，张院长带着女儿到我父亲残破的斗室中来，接受教育，让女儿看看一个革命者，一代伟大的中国学人在逆境中，在窘困中的生活态度。

1974年春节过后，国务院文化组的美术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黑画展”，展出17位画家的215幅作品，并通知张启仁到美术馆看画儿。这些画展的一半作者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黑画展”中有黄永玉的《猫头鹰》，一只树杈上的猫头鹰，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被指责为“蔑视社会主义、蔑视文化大革命”；
宗其香的《三虎》，三只幼虎依偎嬉戏，说是“三虎成彪，暗喻为林彪翻案”；
李苦禅先生的《残荷图》，八片硕大墨荷，说是“指向江青同志的八个革命样板戏”；
还有什么一个“五孔桥上有七个戴草帽的小人”，被说成“攻击党的‘五七道路和攻击‘五七干校”；
李可染的墨山水被指责为“黑山水”，“不但山是黑的，连水也是黑的，污蔑祖国的大好河山”；
将黄胄的《群驴图》说成“遍地驴粪”等等，江青甚至说，中国传统的花鸟画，不是没有阶级性，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都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不要花花草草，拔还拔不净呢。所有指控都是出自牵强附会的庸俗社会学，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嚣张发难。

国务院文化组在专为《黑画展》编写的导读前言中这样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含沙射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有的甚至为叛徒林彪翻案，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至于作者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有些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有些是崇拜资产主义的专家，盲求野、乱、怪画的青年人，这些坏画作为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典型事例被揭发出来，说明在大好形势下美术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十分尖锐激烈，反动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拉拢腐蚀美术队伍，争夺思想阵地等方面，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占领和反占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这一切是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张启仁一边看画的同时一边接受询问：“你认为这些画是黑画吗？”张启仁回答：“我看不出这些画有问题，看不出这些画歪曲社会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又问“你真的看不出这些画有问题？”张启仁仍回答“我水平低，真的看不出有问题”。国务院文化组想让张启仁认定这些画是“黑画”，是歪曲社会主义、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画，但张启仁拒绝了对“黑画”的批判，保护了美院的画家。并说“谁认为有问题谁批，我不认为有问题我批不了”，“不能凭想当然来批判，明朝开‘文字狱，共产党不能开‘画狱。”对不批黑画的后果，张启仁做好了被撤职、被批判、被罢官的准备。

这场被精心策划的“黑画展”流产了，成为一场美术史上的“闹剧”。

张启仁认为：画家画什么，完全由画家的生活、画家的审美、画家个人的兴趣爱好所决定，非要把画家笔下的山水、花鸟、动物、植物做政治解释，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实际是要搞‘画狱，是整人。有些画家用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境也不能说是“黑画”。漫画的讽刺、揭露、批评的作用是很强的，也是很政治的，国画有很深的意境，简单的政治性解释有时是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张启仁是美院临时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接到公安系统的通知，要枪毙张朗朗和周七月，张朗朗是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学生、画家张仃的儿子，周七月是音乐家周巍峙的儿子，罪名是散布反文革言论和“叛国”，已经向家属收了5角钱的“子弹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高压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在政治上划了敌我，就不容有一个不字，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纲”和“线”的问题，都是阶级立场问题，都是政治原则问题，都是致命的是非问题，这时候的张启仁，从正面提出来“他们还年轻，能不能不杀，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由于张启仁的坚持，张朗朗和周七月没有死，才活到了今天。

漫画家、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者之一孙之俊的连环画《武训画传》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中受到牵连，而改变了他的命运，1966年文革暴发，在惨重迫害下含冤自杀。三中全会后张启仁寻找到孙之俊的女儿、李燕的妻子孙燕华时，说了一句“孙之俊同志委屈了”，久违了整整30年的“同志”的称呼，使孙之俊的女儿和家人泪流满面……

这就是张启仁。

更多的人评价过张启仁是“好人”，好的“过头”，我们回望这位“好人”，他一直在坚持着他决不可让出的原则。他的坚守固然是他的党性，却在“好人”背后他坚守了更多的人性，张启仁不但坚守了正义，更是坚守了他对生命、对人性的尊重。

1974年的张启仁，不但坚决的顶住和抵制了对“黑画”的批判，还找了许多的理由，使学校坚持在王府井没有搬迁，不但保护了美院，而且破戒在不允许有高层建筑的北京市区盖了14层的楼房，直至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美好记忆。

四

张启仁在病重中，依然关心老师的思想研究，孙安民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得知孙安民和我已开始着手研究王森然教育和艺术思想的时候，非常欣慰，他说：我一直就很想与老同学聚会在一起，畅谈森然老师在学术上、艺术上的成就，回忆我们青年时代受到的老师的教诲。王老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教育、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他培育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撰写了大量文章，创作了大量作品，听说最近有些同学开始研究王老的教育思想、艺术思想，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这是张启仁同志的学术嘱托，也是他递交过来的接力棒。启仁同志的这段话，除了有中央新影的录音，我和北英、安民都在场。

张启仁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心力衰竭使他去世的很早，享年仅70岁。他逝世的讣告说“张启仁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共产党人精神和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温和、宽厚、不激烈，然而坚毅、镇定、凝重，他几乎是永远或松或紧地绉着眉头……在眼前永远的挥之不去，三十年过后重新忆及，可以想象当时在他身上承受着的压力，或言之其肩头承载的分量，在他言谈话语中无处不透出是一个完全的“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启仁同志之后，我很少见到象启仁同志一样非常鲜明地从其身上可以看到信念，可以见到的力量。

父亲逝世后，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父亲开了纪念会，习仲勋在《纪念王森然同志》的讲话中例举父亲重要学生的名字时，提到了张启仁，可见张启仁的重要。

只要是在中国，不论哪个年代，具备这种素质的领导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值得信赖的高大的伟岸，都是值得纪念的人。

今天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际环境，国人生活工作的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光明与黑暗同在、正义争斗邪恶。张启仁是一代理想主义者，什么利益高于一切取决于他的价值观。他远离这个世界之后，留下什么了呢？留下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寻求强国富民之路的实践精神，在艰苦环境中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在复杂斗争中保持独立思考，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张启仁命运的思考中特别注意到张启仁自言他是幸运的，这是事实。然而，他也被蒙罩着的不幸，张启仁来到中央美院的时机不好，党委书记陈沛作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反右派运动”之后主宰美院的强劲决策者，是1958年受命调入中央美院的，张启仁是1963年来的，不象1958年来的起“决定一个时代政治”的领导作用，而是“补充力量”。张启仁如果是1958年到美院，就不但是正职，而且影响也会远远大于不是专业干部的陈沛。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文革中遭遇更大的“真正”的冲击，而改变他“幸运”的现状。这可能就是“命运”的辩证法。

鲁迅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是同等行政级别的学校，作为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张启仁调任做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原因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正职领导已齐备，在安排过程中是他本人同意“以正司局级别出任副职”的，是个人问题，是权宜之策，是特例，但因此会造成了一种误解，类似鲁迅美术学院的院长到中央美术学院只能任副职，似乎是中央美院要比地方美院在行政上高一级，是不存在的。

人生短暂，张院长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美院已经30年了，对我来说依然宛若昨天，后来人对张启仁的名字已经渐渐地陌生。作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孙安民、作过泰安市副市长的张北英和我，居然也都人过了中年。

我们纪念张启仁同志，张启仁，与他的名字一样，仁者爱人，我们永远地怀念他——启仁同志，启仁先生，启仁院长。

2013年10月10日于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