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韩家姐妹的风雨人生

徐泓

从小就知道，我的母亲有几位风华绝代的姑姑，她们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韩家姐妹”。周总理夫人邓颖超，更是与韩家五姐妹中的三位，从天津读书时就相熟，和其中的一位在觉悟社还有战友之谊。

韩家五姐妹分别是：韩俊华、韩升华、韩咏华、韩恂华、韩权华。我们这一辈儿都称呼她们为“姑婆”。

进入我的记忆时，她们都已年过半百。但那份气质脱俗的民国范儿，即便在“文革”期间也不失风度，高龄之后依然保持优雅，着实令人过目难忘。

她们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
她们的婚姻，将各自的人生无可回避地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她们的命运与中共的统战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母亲家族的故事要从“天津八大家”说起：

据史料记载，从咸丰初年开始，天津就流传着一个有关“天津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张。”坊间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还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

名列榜首的“天成号韩家”就是母亲的家族，“韩家姐妹”正是这个名门望族的后人。

天津“八大家”在咸丰、同治年間处于鼎盛时期。例如当年的天成号韩家，有文字记载的，曾养海船99艘，被称为清代天津“船王”，其航线自沿海各埠直至朝鲜、日本等地，几乎垄断了天津当时的海运业。除养海船外，韩家还开设了银行、银号、当铺等产业。

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天津八大家”中有的开始败落，而“天成号韩家”是最先凋敝的一家。因为天津开埠以后，随着近代轮船海运事业的逐步发达，传统的木船运输日渐式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韩家经营的18家当铺中又有17家惨遭抢掠。

在韩家祖业尚未完全崩盘的时候，有一支（据说是长房韩荫棻另立门户）迁居京城。自此，韩荫棻、韩渤鹏（韩耀曾）父子两代不再经商，走上了仕途。虽然官职都不算高，韩渤鹏1917年底当上北洋政府总理王士珍的秘书，大约是韩家官运的封顶之作了。但这个弃商从政的选择，却使得韩家的家业有了起色。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家买下了北京南城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的一处大宅院。于是天津“东门外韩家”，转身为北平“南柳巷韩宅”。

在我梳理母亲家族史的时候，舅舅韩德刚给过我一份他自己手写的家谱。从这个谱系得知韩渤鹏与卞氏生有二子五女，长幼序列为：韩俊华（女）、韩振华（男）、韩缙华（男）、韩升华（女）、韩咏华（女）、韩恂华（女）、韩权华（女）。其中老三韩缙华在十几岁时夭折。于是韩家只剩下唯一的男丁：韩振华。

韩振华，字诵裳，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回国后先是搞教育，1915年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主任，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来重拾祖业经商，先后出任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中国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解放后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舅舅韩德刚说：他见过证书，上面有北京市市长叶剑英的亲笔签名。韩诵裳1963年病逝，当时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韩诵裳育有三子二女。我的母亲韩德常是他的大女儿。

二

清朝末年，韩家还在天津的时候，与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被誉为“南开校父”的严修（严范孙）先生结为通家之好。

韩咏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家里房子不够用，父亲向严老借房子住，一住就是十几年。我们弟兄姐妹几人，都在严老门下读书。”

1902年严修先生去日本考察教育，对女子教育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他于同年冬天就在家中创办了严氏女塾。念书的主要是严家的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包括韩家姐妹。

严氏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可不是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的传统私塾了。课程设置已经中西合璧，上午学缝纫、洗衣、织布，下午有国文、英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手工等。初创时还聘请了几位日籍教师。严修先生亲自讲授作文课，并编写了《放足歌》，教女学生们演唱。

1905年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同年严修先生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院（幼儿园），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也是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

据可查到的资料，韩家姐妹中的韩升华、韩咏华两人，同在严氏女塾读书，同在严氏幼儿师范上学，毕业后还同在严氏幼稚园任教。严家按照韩家的排行称呼她们为“韩四姑”、“韩五姑”。

韩咏华在严氏女塾读了3年书以后，按照她的回忆：“我还只有13岁，又是严老先生一句话：‘韩五姑可以上幼稚师范。于是我便上了幼师。”她16岁从严氏幼师毕业，本想南下去金陵女子大学继续求学，但遭到父亲反对，韩渤鹏说：“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韩四姑、韩五姑成为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

历史资料保留下韩家姐妹被有关部门誉为“中国保育工作先驱”的证据：
1908年天津《醒俗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时事图片，标题为《参观蒙养院纪盛》。图片说明：“韩升华女士教小学生唱歌，日本老师大野铃子弹琴伴奏。”1977年严修先生的孙女、著名妇产科大夫严仁英回忆童年时代，对教她音乐课的韩咏华女士仍记忆犹新：“韩老师琴弹得好，歌儿也唱得好。”

她们的妹妹“韩六姑”韩恂华也在严氏女塾读过书。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刊载的《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一文披露：严修先生“早在1906年就在自己家里组织儿孙们演出新剧，并搭凉棚由张伯苓、韩恂华等参加演出《箴膏起废》一剧，据说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第一个新剧”。算起来那时候登台演戏的韩恂华还只有7岁。

如果说韩家四姑、五姑赶上了严修先生在天津首开女学，韩家六姑则赶上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从1920年初开始，北京大学先后分3批招收了9名女生为旁听生：江苏3名、甘肃1名、贵州1名、四川2名、安徽1名、天津1名，其中来自天津的就是韩恂华。当年秋季蔡元培决定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于是以上9名女生都被录取。这一年韩恂华21岁，她选择的专业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很早就听说韩恂华当年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不仅因为她是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听得最多、最生动的是来自她本人的一段描述：“五四学潮时，天津学生游行队伍里，男生这边举旗子的是周恩来，女生那边举旗子的就有我韩恂华。”后来我在采访中接触到一些人物和史料的时候，才知道这真不是夸口。

韩恂华中学时代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人是同学，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她参加过著名的天津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的活动，并且是觉悟社的一员。

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觉悟社，最初由10名男社友和10名女社友组成，骨干为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后来又吸收了5名社友，二男三女，韩恂华正是女社友之一。进入北京大学以后，韩恂华也没有脱离学生运动。1920年9月，京津各女校学生500余人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打破男尊女卑、改革女子教育制度，韩恂华与邓颖超、黄英、王孝英等一起被推选为代表。

韩家最小的女儿韩权华，1922年追随姐姐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岁的“韩七姑”亭亭玉立，洒然出尘，非常漂亮，一入学就被捧为北大校花。但是非也自此而起。据家里老人回忆：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后来为了躲避骚扰，她转学到北平女师大，师从刘天华，也由中文改学音乐。毕业以后，河北教育厅保送她官费留学美国，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巴尔的摩城皮尔德音乐学院专攻音乐史。

三

千里姻缘一线牵。严修先生不仅引导韩家姐妹走出深闺，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他还做月下老人，送出两根红线成全了两对姻缘。

韩升华、韩咏华姐妹相隔两岁，相貌酷似。当年到严氏女塾上学的时候，一水儿的男孩打扮：素净的长棉袍，厚厚的毛坎肩，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

严修先生为她俩选中的夫婿都是书香门第出身的海归，后来还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大学校长。韩升华嫁给了西北大学前校长傅铜，韩咏华嫁给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

傅铜，字佩青，早年留学英国，入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并随罗素研究数理哲学，成为最早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参加国际哲学学术会议的中国学者，回国时已年过三十。他曾先后出任过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校长，并在若干大学担任教授、系主任、院长。

梅贻琦，字月涵，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时也年近30歲。他1931年至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被推举为这所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席。

当年两位校长夫人，近似孪生姐妹的相貌，屡屡出现这样的误会：韩升华到清华，常有人同她打招呼，以为她是梅夫人；
而韩咏华参加一些聚会，也有人惊奇：“怎么傅太太也来了？”

韩恂华嫁的也是海归，而且嫁入了一个海归世家。韩恂华的公公就是清朝末年首批公派留学生，丈夫邝寿堃则留学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采矿系，毕业后还在美国岛湾煤矿公司当了两年实习工程师。1925年学成归国，先后在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煤矿北京门头沟煤矿、河北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工程师。

这位邝寿堃，广东台山人，一水儿西洋式做派，和太太通电话、写家信都用英文（韩恂华北大毕业后也曾留学美国），在南柳巷韩宅和连襟梅贻琦、傅铜聊天，无论国事还是家事，他们也常讲英文。离开韩宅时，一定会从车行叫车。舅舅韩德刚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打的”。

直到韩家七姑爷卫立煌的出现，打破了韩家女婿“不要当官的”这条不成文的规矩。至于韩权华和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的婚事，究竟谁是月老，如何成就的？扑朔迷离。

卫立煌，字俊如，中年丧偶，他的第一任妻子朱韵珩于1939年秋天病逝。此后提亲者不断，一度甚至盛传蒋介石、宋美龄要介绍孔家小姐为他续弦。1945年夏天，卫立煌和韩权华在昆明举行婚礼，又有报道言之确凿的说：韩权华的姐夫梅贻琦才是牵线的媒人。

行文至此，一直没有提及韩俊华，因为她比四位妹妹年长许多，没有赶上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也是姐妹中唯一缠过足的。她早早出阁，嫁给了后来的“天津八大家”之一“茶叶李家”，丈夫李莲普，字仰白。

韩俊华自己虽然没有上过西学堂，但是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送到美国和欧洲。本文要特别提到她的女儿李惠年和女婿汪德昭，因为卫立煌1955年海外归来的统战故事，与他们密切相关。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13号楼，韩俊华晚年和女儿、女婿住在这里。她1975年去世，高寿97岁。生前最后一件喜事：她抱上了重外孙，实现了四世同堂。

这个小男孩叫汪延，1972年5月出生。2001年6月被任命为新浪总裁。

四

1948年冬天。国共两党对决，北平兵临城下。

走还是留？韩家姐妹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大转弯。

这一年的秋天，在清华园内。梅贻琦与韩咏华居住的寓所，韩家留下了最后一张全家福。

作为韩家第三代，我有幸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在韩家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我被外婆抱着，照了个侧面，头发上别着一个小卡子。在此之前，我还被写进《梅贻琦日记1941—1946》：“1946年9月15日，饭后拍照两三张，与逢吉至南大地徐家，看徳常新生男孩。”我被误写为男孩了。当时我的父亲徐献瑜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南大地就是今日的北京大学燕南园。

1948年12月，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
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为由飞赴巴黎，后辗转来到美国纽约，在那里一直住到1955年。

1948年11月底，韩咏华已经在丈夫之先，带着大女儿梅祖彬及2个外孙，搭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先到广州，又转到香港暂时寄住，1951年才与丈夫在纽约团聚。

几乎同时，1948年12月卫立煌与韩权华也走了。他们是非走不可的，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因兵败辽沈撤职查办。蒋介石对他戒心很大，一直秘密监视他的动向。卫立煌是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飞离北平的。此后一路和国民党特务捉迷藏：上海、广州、南京，直到1949年正月初三，卫立煌和韩权华在上海登上英国轮船才逃脱罗网抵达香港，在香港寓居6年。

两家走了，四家则留下来了。

1949年1月底，解放军对北平已经完成围城之势。母亲带着两岁半的我和襁褓中的妹妹进城里避难，就住在六姑姥爷邝寿堃家里。邝家的表姨回忆说：“那时经常有炮声，溶溶躺在一个小摇篮车里，放在一个大理石面餐桌底下。泓泓天天推着一个小车，在屋里绕，口里念着：去颐和园儿。”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匆匆出城，找不到汽车，雇了两辆洋车，母亲抱着妹妹坐一辆，我和一堆行李坐一辆，一路飞奔回家。

五

1955年早春，中南海西花厅。

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了，由韩振华的二女儿韩德莊临时代理。韩德莊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参加了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周恩来和邓颖超很快就知道了她是韩家的女儿，周恩来欣慰地说“韩家的姐妹也出来了”。邓颖超专程到南柳巷韩家探望，因为韩德莊的母亲高珍（字浣薇）当年在天津也和邓颖超同学。两人谈起昔日往事，翻看历史照片，回忆同窗故人，感慨良多。

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对流离海外著名人士开展统战攻势。周恩来获悉卫立煌有归来之意，便嘱韩德莊手书一封：“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和卫立煌在太原曾有过彻夜长谈。

为了做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工作，周恩来、邓颖超还和他们在觉悟社的社友韩恂华见了面。据邝家表姨回忆：那一年，韩二姐（韩德莊）来找，说总理请母亲去中南海，是在总理家里吃的饭。邓大姐说，老朋友，就吃家里的饭了。母亲非常高兴，回来常常说起在总理家吃的烧饼夹酱肉、炒鸡蛋，两个素菜，还有小米粥。周恩来、邓颖超嘱韩恂华也给韩权华写信，请她妹妹放心归来。

参与促成此段统战佳话的韩德莊，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1956年夏天她随丈夫北上黑龙江。临行前，邓颖超送给她夹有两片枫叶的信卡告别，上面写着：“可爱的徳莊同志将赴黑龙江密山参加农垦工作，特以采集的枫叶为赠，藉表我的心意和对她的希望。”

1974年9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主持25周年国庆招待会，韩权华是被邀请的代表之一。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发现没有韩权华的名字，立即打电话到卫家，才知道她生病请假了。次日邓颖超即驱车到家中探望，并带去周恩来总理对她的问候。韩权华知道总理身体不好，在操劳国事的百忙中，还如此细心地关照到她，非常感动。

那时候卫立煌已经因病去世14年了。卫立煌自海外归来，中央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0年1月因病去世，在中山公园举行的首都各界公祭大会，由周恩来总理主祭。

卫立煌去世后，韩权华被安排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75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邓颖超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拜访，有时带着鲜花，有时提着瓜果，每次来家探望事先都不打招呼，不愿兴师动众。

十年动乱期间，邓颖超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仍然几次上门看望韩权华。据卫家人回忆，11月初的某一天，邓颖超来了，进屋脱下外衣后觉得有股凉气袭来，禁不住说：“这屋太冷了，怎么受得了！”

韩权华回答：“这是座老房子，一入秋就阴凉阴凉的，白天还容易过，可以到室外晒晒太阳，但早晚和阴天难熬。不过再冷也得熬到11月15号才给暖气呀！”

邓颖超点头：“老人最怕冷了。你脚冷吗？”

韩权华脱口而出：“冷啊，每年进入10月中旬，脚就开始冷起来，平时，脚总是凉的。”

邓颖超感同身受：“人老了，耐寒力差。我年轻时不知什么叫冷，长征时冰天雪地里都睡过，现在不行了，一入冬也首先从脚冷起来。”她热心地传授经验：“晚上入睡前，我用打点滴用过的瓶子灌上热水焐脚。玻璃瓶，传热快，还节省开支。”

韩权华欣然地说：“噢，明天我也试试。”

邓颖超回到中南海后，立刻给有关部门打招呼：“对韩权华一家供暖时间，提早烧，拖晚几天撤暖，看具体天气嘛！”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与韩权华一起解决了取暖问题的，还有好几位爱国民主人士。

我对七姑婆韩权华家最深的印象也和取暖有关。当时暖气还没有来，或者暖气不足，屋里摆着一个煤球炉，高高的圆柱状，用白铁皮围着，极其整洁。七姑婆坐在床上，倚着雪白的大枕头，搭着雪白的被子，穿着中式立领深色丝棉袄，好像画中人。

她议论起政局时事来，可一点儿不含糊。他们那辈人从来看不惯江青，韩权华说，毛主席讲“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只鳖不就在身边吗？

六

1977年初夏，北京饭店。

邓颖超设宴招待旅美归国的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她特意由天津请来“狗不理”包子店的名厨，做了一桌正宗的天津菜。

1974年中美关系解冻，韩咏华随美籍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参观。据当时负责接待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美大处副处长李冠华回忆：我们安排她住在北京饭店，陪她去过长城、定陵，老人家身体非常好，腰板挺得直直的，步履轻快。在定陵地宫走台阶，下得快、上得也快，比我们都快。那时候她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

那次邓颖超设宴招待了任之恭一行，韩咏华的妹妹韩权华也在座。邓颖超对韩咏华说：“希望你以后常来常往。” 韩咏华试探地表示：“再来就不走了。”邓颖超回答：“那也可以呀！”

当时韩咏华和女儿侨居在美國纽约。丈夫梅贻琦1955年即从美国到台湾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以后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韩咏华没有跟着走，留在了纽约。62岁时，她开始找工作，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里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一直工作到66岁。

1960年梅贻琦患骨癌病重，韩咏华赶到台湾照料他。梅贻琦住在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韩咏华白天去病房里陪护，晚上住在设在台北的清华办事处。一直陪伴了两年，直到梅贻琦1962年病逝。他们唯一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早在1954年就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这次韩咏华回国，儿子特地陪她参观了密云水库，梅祖彦参加过密云水库的建设。

韩咏华回美国后即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要求回国定居。但那时候国内“四人帮”还在作乱，此事久久没有音讯。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1977年2月邓颖超在一场活动中见到韩权华，主动告诉她：“你姐姐快回来了！”果然，4个月后，84岁高龄的韩咏华落叶归根，终于回到北京定居。

邓颖超不仅亲自过问了韩咏华的回国事宜，还为她挑选了舒适的住房。有关部门将韩咏华安排在南沙沟住宅区，那里是城西一处高干与名人居住地，与钓鱼台国宾馆隔街相望。只是最初选的房子是这个住宅区内一套普通的公寓。此事不知怎么被邓颖超知道了。她说：“梅太太的儿女还要从国外回来，这个房子怎么住得下？”于是立即为她更换了高级公寓里一套有两个卫生间的四居室。

韩咏华于1994年8月以百岁高龄在北京谢世。在八宝山向“梅师母”做最后告别的学生行列里，留下了一长串学界泰斗的名字：周培源、钱伟长、汪德昭、陈岱孙、赵访熊、施嘉炀、汤佩松、顾毓琇等。

[作者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