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对韦伯“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理解

　 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o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 \o "官僚制理论" 官僚制理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 \o "行政组织制度" 行政组织制度。韦伯认为组织的 \o "合法权威" 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一、韦伯认为层级官僚制理论具有如下特征：

　? （1）合理的分工。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 \o "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二、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

　（2）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

　（3）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

　三、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人格化。

　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但是，人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本质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官僚制精神”。所谓“官僚制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精神。这里的理性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规范官僚行为的法律法规、组织程序及契约等等是事先基于效率和形式公正原则合理地制订的；整个官僚体制具有严整的结构和内在逻辑，是体系化的；官僚的行为选择是基于逻辑分析并由理智控制的等等。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他看来，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而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形式合理性工具-功效的行为逻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与理性精神，它摒弃了传统经验型管理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管理者的任性专断和感情用事。韦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非人格化的管理体制适应了现代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显示出了以往其它管理模式无法媲美的管理效率，以致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说它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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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官僚制：批判中的辩护

　官僚制在今日“风雨飘摇”的处境，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精神的内在悖论，另一方面则是当今现实环境的变化而使其表现出不适应性。一般而言，组织管理模式的应用是和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密切关联的。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中，组织运行可以是一种传统的等级制的方式： 行动迟缓、等级制的组织结构； 将员工划分为各种职能专家；“命令与控制”式的思维；由高层思考，而由底层执行命令； 将管理活动分解为一系列便于传授、考核和控制的小任务；建立了财务报告和控制制度来适应这种运行的方式等。然而，在当今时代，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产品品种的多样化，由此而引发了深刻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转变。一些理论家甚至毫不留情地宣判了官僚制的死刑。当今风靡全球的企业流程再造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都对官僚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下放权力，减少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

　尽管官僚制组织模式存在如上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弊端，但它所体现出的“官僚制精神”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应该为任何社会组织所提倡和鼓励。这种官僚制精神体现为建立在理性精神支配下的法治观念、契约观念等秩序化价值。毕竟，官僚制的理性与冷静永远是对冲动与无序的制约。因此，试图完全否定官僚制的历史意义，完全剔除官僚制的当代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其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前对官僚制的种种反叛，并不是对官僚制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一方面，官僚制本身包含的制度化、合法合理的精神已经内化为行政主体的行为，成为行政过程中普遍信守的原则。当今风靡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如压缩层级、解除规制、下放权力、实施民营化、实行绩效管理、实行更灵活的人事管理等，其实没有哪一项是否定合理分工、减少理性因素、反对专业技能的。正如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所指出的：“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官僚制机构的作用不可或缺，人们不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在没有官僚机构提供的组织、分工和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在现代公共行政的组织构架、规章制度、运行方式上，也保留了不少韦伯的传统。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基恩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言：“现代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机械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机器似的统治机构的运转和协调依靠严格客观的专门技术知识。这种专门技术知识本身越来越在各大学按官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机构里受到考验。和其他形式的机构(例如家长制和世袭制管理制度)取得成就的能力相比，机械化的、由专家指导的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其独裁统治形式———是不会被超过的”。20世纪的世界确实像韦伯所断言的，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全球性进程，理性化的官僚制已经普遍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的追求目标，成为强化管理体制，调配社会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优选体制。即便如此，我们不能排除对官僚制进行改进的可能和放弃这种改造的努力。官僚制悖论现象说明，官僚制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与日益扩大的社会民主相违背、与追求个性与人性化的现代社会相矛盾的一个制度性约束。这是由于官僚制中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实质合理性，使官僚制体系和官僚个人有着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可能。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意识的提高，我们社会的组织模式及其价值追求将会越来越合理，但是，我们不可能彻底消除官僚制的一些要素，诸如理性精神、机械模式、极权主义乃至效率追求。更何况，对于官僚制中的一些“悖论”的克服，如制度与人的异化，就像马克思所言的，须待“人类共同体”到来之日才有望实现，等等。因此，官僚制的如上诸多要素，注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很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生活的高效率，都是建立在行为过程及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基础上的。人们只有在能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相关的事务和社会环境作出起码的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功效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公共事务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及其效率影响尤为关键。韦伯指出：“现代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它的技术-经济的基础，恰恰是要求效果的这种'可预计性'。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处于'不急不燥'的原则支配之下。它的特殊的、受资本主义欢迎的特性，使这种可预计性发展得更为充分，它越是'脱离人性'，发展就更为充分。”（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297-2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 \o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人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五．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时代意义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任何时代的理论都只不过是用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精神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内在缺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它的伟大的时代意义。从官僚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 ,19 世纪末开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国家迈进。随着工业革命的向前推移 ,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相继凸显 ,例如:政党分赃制造成政局的动荡和行政管理的混乱低效;30 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民众对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心 ,人们产生了对良好政府的预期等。另一方面 ,社会事务的增多 ,国家行政职能的迅猛扩张成为现实的必然 ,原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方法已经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 ,也滞后于需要效率的时代要求。因此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和组织模式来注入新的血液回应时代的要求 ,韦伯的官僚制模式正好在理论上迎合了这种对于技术理性的诉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从产生起 ,不仅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 ,对工业社会的其他大型组织 ,甚至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 ,在行政管理领域。一方面 ,官僚制的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是对于那个时代政府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彻底纠正。另一方面 ,官僚制倡导的官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克服了资本主义建立初期政党分肥制所造成的政府动荡和低效 ,适应了工业社会对于政府效率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 ,官僚制是政府效率的代名词。有学者指出 ,官僚制最大的功绩在于“举起了理性和逻辑的旗帜 ,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的个人专断、裙带关系、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行政管理的做法 ”。其次 ,官僚制的组织模式不仅适用于政府 ,同样也满足了工业社会其他大型组织管理的需要。其在精确性、严密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它社会组织形式所无法相比的 ,正因为如此 ,它是一种普适性的组织模式 ,对于军队、工厂企业、宗教组织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尤其是在企业的普遍推行极大的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后 ,韦伯的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性发展的结果 ,对工具理性或者形式理性的推崇是近代西方社会秩序的独特现象。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注重组织系统活动的效率 ,遵循制度规章的约束 ,祛除价值的影响和局限莫不是对工具理性原则的体现。所以 ,韦伯的官僚制得到了科学理性时代的认同 ,并使资本主义推崇的工具理性发扬到了极致。

　六．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各国公共行政的现实可以分为“官僚制不足”和“官僚制过剩”两种情况。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官僚制过剩”国家 ,官僚制已经运用多年 ,现实的变化使得官僚制的弊端日益显露 ,这些国家纷纷进行了以“摈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是 ,这些改革也好 ,运动也好 ,其实并不是对官僚制的简单否定 ,而是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一种扬弃。一方面 ,官僚制本身包含的制度化、合法合理的精神已经内化为行政主体的行为 ,

　成为行政过程中普遍信守的原则 ,依然会发挥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公共行政的组织构架、规章制度、运行方式上 ,即使是英美等改革激进的国家也保留了不少韦伯的传统。现代西方的民主社会 ,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 ,强调多中心的治理 ,宣称要摈弃官僚制 ,虽然信息技术能够对传统的官僚制带来一定的冲击 ,但是仍然难以改变权力的中心 ,决策的中心。另外 ,现代西方社会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的质疑与摈弃 ,实际上是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中的效率与民主这两个基本的价值观之间的博弈 ,在效率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之后 ,自然容易被人们遗忘 ,民主就成为了主要的研究话题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韦伯官僚体制无疑受到了批判 而这些批判往往过于的绝对和草率 试图完全的否定官僚制的历史意义完全的剔除官僚制的当代价值。在以我国为代表的“官僚制不足”的国家 正处于通向工业化的道路之中 市场机制还不成熟 市场的力量和社会自治的能力都很薄弱 整个社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 契约规则和理性精神在社会的普及程度不高。在公共行政的内部 缺少专业化的官僚行政队伍 严格的依法办事没有成为普遍的规则 人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行政行为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不高 经验主义的市场空间很大 行政行为具有随意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 更不能摈弃官僚制模式 相反 官僚制是对这些弊病的极好的治疗办法。

　因此，可以认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现实中仍然没有失去它应有的价值。

　总体来看，韦伯虽然是上世纪初期的人物，但他的官僚组织理论生命力至今尚存。在这一意义上，韦伯依然是今天的大师。只有管理学发展到出现了新的理论范式彻底取代官僚组织理论之后，我们才可以告别韦伯，使他归宿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