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鲁西南“太太门”事件

王贞勤

1944年夏收之后，鲁西南定陶县基干大隊成功发起了一场截粮战斗，夺回了一大批被日伪军抢去准备运往菏泽的粮食。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随运粮车而行的还有11名伪军官太太，战士们遂把她们同俘虏和粮食一块儿带回了根据地。没想到，定陶伪军以此大肆造谣说“八路军也抢女人了”。定陶基干大队大队长程树勋审时度势，见招拆招，最后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谣言，还利用此事从敌人监狱中救出了25名被关押的革命干部……

截粮战斗后的“意外收获”

1944年7月1日早上7时许，鲁西南定陶县城西一条较为宽阔的乡道上，几百匹骡马驮拉着100多辆装满物品的大车，逶迤西行。大车的两旁是定陶县基干大队数百名荷枪实弹的战士，他们一边牵引着骡马前行，一边机警地观察着道路两旁的一村一寨、一草一木。

原来，定陶县基干大队这天拂晓时分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在定陶县城北6公里处的仿山，夺得10多万公斤小麦和其他物资，击毙负责押运的伪军中队长贾相亭，毙俘伪军50余人，同时俘获11名伪军官家属。此战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我抗日军民夺粮最多的一次战斗。

车队刚过邓庄村，十多个骑自行车的人便意气风发地赶了上来，最前头的那人戴着一副眼镜，年纪约五十开外，腰间别着两把手枪，他就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定陶县基干大队大队长程树勋。仿山截粮战斗打响后，他亲自带领车骑班的部分战士在县城北门和附近的魏庙村，承担吸引和阻击敌人援兵的重任，完成阻击任务并成功甩掉敌人后，他带领大家从后边赶上了大部队。

“这下好了，我们定陶人民的血汗粮终于又回来了！”程树勋和车骑班的战士们经过运粮车队时，望着大车上堆得高高的一袋袋粮食，心情都格外振奋。

“让我们下去，我们要回县城……”当程树勋经过两辆带顶棚和围布的大车时，车内突然传出女人的叫喊声。

“这是怎么回事？”程树勋十分吃惊，连忙询问前来接应他的大队副政委何舟。

“我问过俘虏了，这几个是定陶伪军军官的家属，她们认为定陶城小，不安全，想利用这次重兵护运粮食到菏泽的机会，逃到那里。没成想……”何舟轻蔑地笑了一声，接着说：“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她们。撤离战场时，我曾想只把粮食和俘虏带走，把她们丢在那儿，后想想不妥，就把她们一块儿带来了。这一路上，我还寻思着，把她们带到根据地到底好不好，说不定会成为我们的累赘……不行的话，现在就把她们放了吧！”

“哦……还真是个意外收获。”程树勋皱了一下眉头，想了想说，“你的决定没有错。要是不把她们一块儿带走，我们撤离战场后，她们遇到土匪或者其他坏人就麻烦了。另外，这到处兵荒马乱的，在这儿放了恐怕也不好，她们万一不能安全回到县城怎么办？到时候，我们纵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把她们带回根据地吧！我们安排信得过的姐妹照顾，男同志一律不得无故靠近……这些人，说不定对我们还大有用处哩！”

时间不长，车队就到了定陶城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堡垒村——大王庄，程树勋等人根据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的预先布置，将粮食等物资交与根据地有关负责同志统一安排，并把俘虏和伪军官家属也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

“报告大队长，范力全派人来了，我们问他什么事，他怎么也不肯说，非要见您……”当天晚上，程树勋、何舟和副大队长潘凤举等大队中队长以上干部，正在大王庄的临时指挥部召开会议，总结早上的截粮战斗，研究如何处置11名伪军官家属。程树勋在会上刚开始发言，就接到警卫员小刘的报告。

“呦，这个范力全，搞这么神秘干啥？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少花花肠子！”程树勋轻轻哼了一声，摆了一个手势，示意会议暂停，喊上潘凤举、何舟来到西厢房，命令范力全派来的人进屋面谈。范力全是定陶县伪军大队长。程树勋带兵多年，深知及时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他同范力全交手多次了，范还是第一次派“专使”直接同他联系，他不能不给予应有的重视。

来人是个30多岁的干巴小个子，姓何，是范力全手下最能说会道的一个小队长。他一进屋，一双小眼睛一边滴溜溜乱转，一边问道：“哪位是程大队长？”

“我就是，范力全派你来有何贵干？”程树勋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答道，声音平和却不失威严。

“是这样，首先祝贺你们夺粮取得胜利！再就是，我们范大队长对您有个小小请求……”这小子抬头观察了一圈屋内人的神色后，继续说道：“贵军今早在仿山夺粮时，不是抓……不对，不对，是俘虏……俘虏了我们11名军官太太嘛，范大队长的意思是，贵军能否高抬贵手，放她们一条生路？”

“原来是这个啊！小事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优待俘虏。同我们真刀真枪打过仗的人，我们都优待，更不用说你们的家眷了。她们的吃住和安全，均不用你们担心！”

“那是，那是，贵军是仁义之师，敝人焉能不知！既然如此，那就请您下令放了她们，随我一块儿回县城吧！”这家伙故意把“仁义”两字说得很重，两只小眼睛中闪出一丝狡黠。

“仁义归仁义，但我们决不会做愚蠢的宋襄公。她们这些人，是不是做过破坏抗战的事情，是不是有血债，我们还都没有调查清楚。现在让我们仓促放人，办不到！请回去转告你们的范大队长，我们都是中国人，让他今后少干点助纣为虐的事情。否则，我们的枪子儿可不认人！”程树勋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一边轻轻地摇着扇子，不怒自威。

“好的，敝人一定转达，一定转达……”姓何的伪军小队长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连忙灰溜溜地走了。

“这11名伪军官太太中，一定有对范力全极为重要的人。不然，他不会火烧屁股似的派专人来求告我们。”望着那家伙离去的背影，潘凤举轻声对程树勋说。

“嗯，我也有此预感。我们暂且不去管他，继续开会！”程树勋说道。

程树勋决定要闯“龙潭虎穴”

次日上午，刚吃过早饭，县城里3名有头有脸的士绅突然造访大王庄，也是指名要见程树勋。程树勋接见了他们。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亦是为了那11名伪军官太太而来。

这一次，有位士绅不慎说漏了嘴，說范力全平时极为宠爱的小老婆也在那11人中。“娇妾”蒙难，范力全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大早就把他们请了去，非要他们来大王庄跑一趟不可。

程树勋心想，范力全越着急越好，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做篇文章，营救出近一段时间被日伪军抓去的20多名革命干部。原来，营救这些被捕同志出狱，是县委最近交给基干大队的一项新任务。昨天晚上，大家研究到深夜，一致认为，释放伪军官太太可以，但范力全也必须得将我们的人全部放回来。

于是，程树勋对士绅们说道：“太太们中间是不是有坏人，我们正在调查，现在放她们回去为时尚早。再说，这件事已经上报了县委，我个人不能擅自做主。但有一点请诸位放心，我们一定保证她们的安全。”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条件，范力全抓了我们20多名同志，必须全部放回来！”

程树勋的这个条件，士绅们自然无人敢做主，只好说回去后一定转告范力全。

眼见要人无望，一个士绅驱前一步靠近程树勋，压低声音说：“现在城内到处传言八路军也抢女人了，贵军若不放人，舆论恐怕对你们很不利。”

“这一点我们早想到了，但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这应该是别有用心之人的诡计，我们不怕。”程树勋信心满满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她们撂在荒郊野地，最担心的反倒是我们了，因为她们有点意外我们就说不清。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保护她们的目的。诸位如果不放心，可以亲自去同她们见上一面。”

程树勋的这一提议，正中士绅们的下怀。他们说这样也好，虽然救人未成功，但回去也算对范力全有个交代。

在一个农户家中，士绅们见到了那11名伪军官太太。她们众口一词：吃得很好，休息得也不错，八路军不曾有一人对她们无礼。士绅们这下放了心，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了，“八路军抢女人”的谣言很快不攻自破。

“大队长，不好了，我们又有一个同志在城南万庄被汉奸抓走了。”士绅们刚走，一名侦察员一头闯了进来。程树勋简单问了一下，立即派熟悉万庄一带情况的侦察员张文显前去探明情况。

当日中午，张文显先后找到万庄乡乡长万继波、潘庄乡乡长张景合查问情况。原来，县委司务长袁兴林去万庄征收公粮款途中与伪军们遭遇，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抓去，敌人声言日内就要将袁兴林活埋。

程树勋一听心急如焚，后冷静下来细一分析，判断这应该又是敌人的诡计。于是，他与同志们简单商议了一下，也放出风去说，范力全如果胆敢杀害袁兴林，我们会让他后悔一辈子！

就这样，双方一来一往，打起了心理战！

一天过去了，两天也过去了，那边袁兴林毫发未损，这边基干大队也不放人。到第三天的时候，范力全撑不住了，主动给程树勋捎信说，当晚8时要在县城他自己的指挥部与程举行秘密谈判。

“这小子一定是以为我不敢进城，想出的又一诡计……”程树勋同潘凤举、何舟商议，末了，他果断决定：按时赴约。

潘凤举、何舟连声阻拦，说这段时间把范力全“修理”得够呛，担心他狗急跳墙，做出对程树勋安全不利的举动。

“时间紧迫，只能如此了。虽说咱刚打了他个伏击，敌人非常恨我们，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怕我们。再说，我们手下还扣着他们一班太太，料他们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万一发生意外，也算我对得起被敌人抓去的同志了！就这样办吧，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程树勋坚定地说。

潘凤举、何舟见程树勋已经下定决心，只好都点头同意了。

程树勋生于1889年，是定陶县大刘楼村人，出身贫寒，性格倔强。青年时期揭竿绿林，闯荡江湖，杀富济贫，深得民望。因受当地劣绅及歹徒陷害，他曾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同被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尔拙，受其启发影响，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38年5月14日，日军侵占菏泽城，全城被杀者2000余人。5月15日，日军侵入定陶等县，国民党定陶县长姚崇礼随即弃城而走，程树勋逃了出来。回到家乡的程树勋心怀民族义愤、国恨家仇，响应中共团结抗战的号召，很快在定陶西南一带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抗日武装。

1938年底，程树勋率部加入了王道平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并任司务长，主管部队军需及后勤。不久，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支队，他任支队参谋。

1939年春，程树勋受组织委派，回定陶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7月，他在城西力本屯村成立了定曹抗日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

不久，程树勋率部参加了鲁西南地委所在地的“红三村”保卫战，他们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并利用旧关系，动摇、分化、瓦解敌人，减轻了“红三村”的压力，为“红三村”保卫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3月，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和鲁西南军分区指示，程树勋领导的定陶县抗日游击大队（1943年，定曹抗日游击大队改名为定陶县抗日游击大队）与定陶抗日县政府直辖的县大队，合并为定陶县基干大队，程树勋担任大队长，县委书记杨用信兼政委。

多年来，程树勋坚持依靠群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部同日、伪军巧妙周旋，端炮楼，除汉奸，常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损兵折将，而他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却越战越强，日渐壮大，由最初的几十人扩大到500多人。

多年刀口舔血的军旅生涯，使程树勋磨砺出胆大心细又干脆果断的作风，虽多次身处险境，最后均有惊无险，全身而退。潘凤举、何舟深知他向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因此才没有继续阻止他进城。

这天午饭后，程树勋就开始乔装打扮，只见他身着黑洋布长袍，手拿罗汉珠文明棍，戴着金丝圆框眼镜、白色凉纱礼帽，一眼望去，活脱脱一个地方乡绅。

然后，他骑上一头小黑毛驴，带着一名化装成随从的警卫员就出发了。行前，他根据事前研究的预案，让通信员通知一中队中队长孔令芹晚上带人到定陶西城门外去接应。

孔令芹听到通信员传来的命令，心中大惊。因为他知道，程树勋在鲁西南八县里名气很大，许多人都认识他，早在担任定曹游击大队大队长时，他就在敌人那里挂了号，敌人曾多次悬赏重金抓捕他，这次几乎单枪匹马进城，不是要“自投罗网”吗？他越想越怕，连忙骑快马去追。

在东李庄村西，孔令芹最终追上了程树勋他们，并一再请求程树勋回去。程树勋再一次简要说了这次“单刀赴会”的意义，孔令芹仍然不听，拦在了他们前面。

最后，程树勋只好板起脸来，严肃地说：“这是组织决定的，闪开！”

孔令芹无可奈何地让出道来，望着程树勋远去的背影，眼中霎时充满了泪水……

“太太门”事件以我方取得完胜落幕

晚8时许，夜幕完全笼罩住了定陶城。

冷冷清清的伪军大队部外，忽然走来两个人，一个一身乡绅打扮，另一个則是他的随从。两人径直走向伪军值守的门岗，随从模样的人对其中一个无精打采的伪军喝道：“快去告诉你们范队长，他老家的亲戚来了。”

这两个人，正是程树勋他们。

此时此刻，范力全正颓然地仰坐在椅子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屋顶的燕子窝发呆。这几天，他的心情坏透了，运往菏泽的10万公斤小麦被程树勋的基干大队在仿山全部截了去，损兵折将不说，自己的小老婆和其他10个弟兄的家眷也都做了俘虏。那天，驻定陶日军小队长斋藤连抽了他十几个嘴巴子，把他的嘴角都打出了血。回到大队部，丢了老婆的伪军军官也一起向他发难，说讨不回老婆，他们就撂下枪杆子走人。

无奈之下，他赶紧让手下的何队长连夜去给程树勋“下书”，同时放出风去，说八路军抢了他们的女人。何队长无功而返后，他又在次日一大早玩了软硬两手，软的是请城内多名士绅再去找程树勋，请求程树勋赶快放人。不料程附带了一个条件，让他把这段时间抓来的共产党干部全部放了，可这些“共党要犯”在斋藤那儿都有名单，岂是他能说放就放的。硬的是吩咐手下人到处抓捕共产党干部，抓到后就扬言要活埋，想以此威逼程树勋放人。怎奈，人家不吃这一套，软的更软，硬的更硬，撂给他的那句话，令他心惊肉跳了大半天。

这段时间，那班军官弟兄一天到晚向他要老婆，搞得他焦头烂额。最后，他又想到这样一个主意：假意约请程树勋进城谈判，来个当面锣对面鼓。他估计程树勋不会进城，这样对他手下的那帮弟兄也好有个交代。

随着门岗的一声禀报，他一下明白了来人是谁，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没想到程树勋真的进了城，并且敢闯他的指挥部。事已至此，不见也不行了，范力全只好硬着头皮说：“有……请！”并对门岗喝道，“我们谈点家事，站好岗，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不然老子毙了你们两个！”

不大一会儿，程树勋两人昂首挺胸走了进来。范力全过去曾在驻鲁西南的国民党军队里待过，国共合作抗战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见过程树勋。今天见程树勋虽然身处险境，仍是气度不凡，丝毫不见惧色，他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挑起了大拇指。

宾主落座，简单寒暄几句后，范力全首先发难：“贵军太不仗义了吧，竟然扣押了十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无辜娘儿们……”

“要说无辜之人，当今中国真是太多了！”程树勋气愤地反驳道，“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过自己的小日子，却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掠夺，无辜被残害的何止千千万万，他们有什么罪？我们的妇女姐妹，在自己的家里被日本人和你们这些‘二鬼子侮辱、摧残，她们有什么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自己的家门口奋勇抗击侵略者，却被你们逮捕关押甚至拷打杀害，他们又有什么错？更为可气的是，有些人明明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却吃里爬外，帮助侵略者残害自己的同胞。至于你们的那些太太们，也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做着助纣为虐的事情，我们已经查实，有几名太太曾多次给你们和日本人搜集、传送过情报，让我们蒙受了重大损失，她们怎么能说是无辜的呢？”

“我……我们……不过是混口饭吃。”范力全立刻涨红了脸。

“混口饭吃就可以抛弃民族气节和做人底线了吗？这样做同禽兽何异！”程树勋义正词严地驳斥道。

“好啊，你竟敢辱骂我，我立刻让你去见阎王！”范力全被说到了痛处，虚张声势地掏出手枪。

“你可以杀了我们……不过，我们的人会在你的‘善恶录‘红黑榜上记上大大的一笔，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程树勋面不改色。

范力全对“善恶录”“红黑榜”并不陌生。他早就听说过，共产党、八路军给每名伪军都记“善恶录”、点“红黑点”，谁做了一件对抗日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对抗日对人民不利的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事实详细登记造册，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惩治。他们还在适当时候将登记结果，通过喊话、到据点张贴公布或信件投寄本人等方式，及时通知到伪军本人，以争取他们回心向善。对“黑点”多而又不接受警告者，他们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南王店西头岗楼上一个伪军小队长，经常下乡抢劫，受到多次警告还毫不收敛，最终被八路军处决。从此以后，不少伪军、汉奸被吓破了胆，不但自己不敢再作恶，还注意约束士兵，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见范力全有了一丝犹豫，程树勋继续说道：“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日本侵略者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铁心当汉奸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咱们中国有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果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估计神仙也救不了你！”

“唉……”范力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握枪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作为一名伪军高级头目，他对眼前的局势当然很清楚。进入1944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之后，开始战略大反攻;英、美也于6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德国法西斯已处在崩溃边缘;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是节节败退，不断从中国占领区抽兵前去增援，驻定陶日军已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定陶抗日军民配合正规部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上半年共歼灭日伪军600余人，解放了黄店、东王店、张楼等村镇，清除日伪据点12处，日伪军只能蜷缩在县城等几个大据点内苟延残喘，广大农村已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

“另外，你应该也知道了，我们对你们的那些太太们照顾得非常好，说我们抢女人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那些帮助日本人干了坏事的太太，经过我们的挽救教育，已经认识到错误，我们决定不再追究，会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她们全部释放。不过……”程树勋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

“是不是要我把关押你们的人也都放了？这我可做不了主！”范力全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

“相信你自会有办法，应该不用我来教你！给你3天期限。”说完，程树勋和警卫员扭头就走，范力全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嘴张了又张，到底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又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晚10时许，程树勋他们顺利出了西门，与前来接应的孔令芹等30多名指战员会合，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到第三天晚上，程树勋终于听到一个等待已久的好消息——范力全不仅将丁区长、抗联主任李丕奇和县委司务长袁兴林等25名共产党干部全部释放，还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城西抗日根据地。原来，范力全在新近抓获的土匪和罪犯中，找了一些长相与这些共产党干部有几分相像的人，背着日本人来了个“移花接木”……

次日，在向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的领导请示过后，县基干大队将那11名伪军官太太全部释放，并将她们送到县城附近，交给了悄悄出城迎接的伪军。

而这些伪军官太太们感念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她们的照顾和教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回去后大都不再帮助日伪军做事，有的还督促丈夫反正，走向了新生。

（责任编辑：章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