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柏田小说《王阳明——让良知自由》的叙事策略

邵可心 卓光平

摘 要：
《王阳明——让良知自由》是作家赵柏田创作的一部关于王阳明人生传记的非虚构小说。小说通过泛海、至圣、夜宴、明心等四章的内容将王阳明的一生娓娓道来，展现了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赵柏田非常注重叙事的策略和技巧，作品呈现出第一人称视角与上帝视角相交错，心理描写与自我独白相结合，回忆叙事与抒情笔调相交织等艺术特征。

关键词：叙事策略 上帝视角 自我独白 抒情笔调

《王阳明——让良知自由》是作家赵柏田创作的一部关于王阳明人生传记的非虚构性小说。小说并不是平铺直叙地描述王阳明的一生，而是融入了作家个人情感，以第一人称视角和抒情独白的方式，通过泛海、至圣、夜宴、明心等四章的内容将王阳明的一生娓娓道来，展现其心灵成长之路。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赵柏田非常注重小说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其一是第一人称视角与上帝视角相交错，消弭叙事人称之间的边界，以此取得人称叙事的越位效果；
其二是心理描写与自我独白相结合，小说不断地进行自我剖析，在心灵拷问的求真探寻中提升自我境界；
其三是回忆叙事与抒情笔调相交织，小说以回忆叙说王阳明的人生经历，由解构转向重建王阳明的心灵世界，并以抒情的笔调进行了表露。

一、第一人称视角与上帝视角的交错

《王阳明——让良知自由》是一部第一人称视角小说，小说情节的铺展以“我”的口吻讲述，相应的也就呈现两种关于“我”的叙事形式：一种是“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故事，另一种是“我”作为故事的参与者讲述他人的故事。这也就是法国学者热奈特所说的“同故事”现象a。然而，《王阳明——让良知自由》虽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在表现形式上却突破了第一人称的限制，“通过消弭叙事人称之间的边界，第一人称在持有自身原有叙事功能的同时，又取得第三人称叙事的基本效用，这种人称叙事的越位现象”b，正是小说中每时每刻都在隐秘地透露出的上帝视角。比如小说中的“我”说：“谁也不会想到我与黄绾会成为儿女亲家——那是我死去多年后的事，我的儿子遭受乡里宵小之辈的欺凌，闹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刚升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并给他改名正亿——我们持续多年的友谊会结出这样一个果实是我始料未及的。”c小说中的“我”对自己离开人世后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可见其受全知视角的控制，思维跨越了时间的限制。还如，“多年以后——那时我已离开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世界——我这位好作警句的朋友用这么几句话概括了我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
再溺于骑射之习；
三溺于辞章之习；
四溺于神仙之习；
五溺于佛氏之习。”d这些王阳明好友湛若水对他毕生心路历程的评价，收录于《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而小说中的“我”却在初遇湛若水时就道出了此番评价，可见其是处于上帝视角，并不受时间的限制。

除了熟知身后事，小说中“我”的思维还跨越了空间，这一点从“我”对于外国文学的了如指掌中便可以看出。如小说中的“我”说：“正如瓦莱里所说，人们以书写自己的欲望开始，以写回忆录告终。”e“想到一个人生艺术或者官场艺术的卡耐基式的指南。”f“我深深感到这本上古的典籍里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玄机，要破译出这个秘密，就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椎骨去读它。”g“伟大的西塞罗教导我们，所谓全部的哲学，就是学死。我想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如何面对死亡，才能更好地在尘世间生活。”h这些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外国名人名句，显然都跳脱了王阳明本身所处的时代，掺杂进了作家赵柏田本人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以及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从而将“我”与作家本人融为一体。这也就使得读者在初读时不免让读者感到怪异，但细细品味过后才觉其中的真意——补充了外国文学的思想，才能让王阳明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才能使小说更具有思想深度和语言丰富性。但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虽然作家在小说中多处引用外国名人的话语，“惯用西方的现代性手术刀解剖东方的历史景物， 但他的精神底色还是中国的， 是《诗经》 《离骚》， 而非《伊利亚特》 《奥德赛》，是《传习录》 《病榻梦痕录》，而非 《思想录》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i。

再比如小说中的“我”精通现代词汇，如“职业”“工作”“退休”“硬币”“结核杆菌”“淋巴细胞”“链霉素”“卡介苗”等，这些都是王阳明身处的那个时代所不可能出现的事物，而“我”却毫不违和地讲了出来，带给读者一种时空错乱的意味。那么为何作家赵柏田坚持要在小说中穿插如此多的现代语素呢？仅仅是为了凸显其上帝视角抑或炫技吗？显然不是。事实上，现代语言的叙述元素对于历史叙事至关重要。“语言是表达思想和想象的舟楫，既是作家表现思想感情的渠道，又是一个写作者终极的追求与灵魂。现代语言的播撒无疑会给历史叙述加入现代的精神气息，使模糊的历史面目生动鲜活。从另一重意义上说，这种古今中外的语词勾连与其说是作者一时技痒的炫技，毋宁说是作者为历史写作中古典汉语转向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个对接点”！ 0。

显然，小说《王阳明——让良知自由》的叙述是依靠第一人称视角与上帝视角相交错而展开的。其中，第一人称占全书的主导地位，阅读者的“我”这个角色则是隐藏的一条主线，上帝视角就穿插于小说的多处缝隙中。小说“通过阅读者的‘我，串接其人生轨迹和思想乃至情感的变化。同时，借助自述者的‘我，以第一人称抒发表白，再现和强化王阳明的心路历程”！ 1。在创作时，作家的思维不断跨越时空的限制，讲述超出“我”感知范围外的事， 这些无疑起到了激活历史的作用和效果。

二、心理描写与自我独白的结合

《王阳明——让良知自由》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小说，作家赵柏田在王阳明身上倾注了许多个人情感。在小说的很多地方，作家都将“我”投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去，想象“我”在面对抓住朱宸濠却反被泼一身脏水、大学士杨一清的打压与排挤，以及皇帝的一纸空文时所产生的心理活动。

尽管作家通过想象和虚构创作的小说与真正意义上的还原历史真相并不相符，但是在小说中显然更有利于想象和探究王阳明复杂的心理情感变化。“历史写作不仅要面对历史事件与行为本身，更要发挥作家的主体性作用，探究人物的心理和情感逻辑。传统的靠拼贴权威引文所塑造出来的剪贴史学是一种写史方法，但作家显然更倾向于亦文亦史、质文并美的叙事策略”！ 2。在《王阳明——让良知自由》中，赵柏田细腻地描写了“我”的内心活动，不断进行自我剖析，运用了大量的反问句、设问句，展现出了王阳明在成圣道路上所经历的磨难对他的打击以及他在这种打击下心灵上的拷问，“真个是人人有个圆圈在。如果说朱宸濠是我的俘虏，我难道不是自己的功名、欲望等的俘虏吗？心为行役，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里的隐阴面的俘虏。如此这般整日价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 3此处正是将心理描写与王阳明对自我的洞察、剖析两相结合的一个例证。可以说，王阳明在成圣道路上的许多心理变化是人们不得而知却又一直渴望知道的，作家赵柏田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不断對“我”的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一遍遍地剖析“我”的内心世界和复杂感情。

“二十多年里，我习惯了这座城的胡同与青砖灰瓦，习惯了它春天到来时扑面的黄沙与马车驶过时迷眼的尘土，习惯了落尽叶的槐树间爽净的天空和人们的语调，从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它而去”！ 4，便是运用排比手法直抒胸臆，使内心独白融入于抒情的慨叹中，由内而外流泻而出，节奏和谐，从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自己即将离开北京、结束这段不太如意的政治生涯的留恋与不舍，而从更深层次讲，是对因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而被迫离开感到心灵上的屈辱难挨。再有“‘龙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如火星一般遥远。难道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焉之地吗？”！ 5“当我完全被黑浸透时，会不会像一块滚石，向这无底的深渊坠落？在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点亮光，那是那只白鸟重又飞临”！ 6。“幽禁的日子把时间抻成了一根长绳，也成倍地放大了我的孤独。在幽室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五〇六年。大年夜，听着京城里或远或近的毫无心肝的爆竹声，对着铁窗外冻得瑟缩起身子的几点毛茸茸的星光，我在彷徨涕沾裳之余，也勉强打起精神滋长初始者不可及、来者尤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 7。种种言词皆析毫剖厘，带有更强的感染力，让读者感受到那种王阳明于黑暗中渴望涅槃的痛苦，这正是自我独白、洞察、剖析与心理描写交织所带来的震撼力量。

心理描写与自我独白的交织不仅让王阳明这个历史人物彻底鲜活起来，走出了史书典籍，也更易让读者走进王阳明的心灵世界。赵柏田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要让往昔复活，即使其真实可见，我的至高无上的理论是艺术史家必须让读者看见往昔的人物的实际面貌。”！ 8因而他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赋予小说中的王阳明各种复杂的心理情感，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将自己置身于客观的历史情境中去想象王阳明面对排挤、入狱、领兵打仗时的心理变化。因而他所刻画塑造出来的王阳明，是真实的、可见的，更像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世人眼中的“完人”形象。他面对官场的被贬与失意、家庭的不理解不支持、朋友的仕途不幸，也会有抱怨，也会感到痛苦挫败。但他与常人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在苦难中不断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让自己的灵魂在不断的探寻和求索中升华，从自我洞察与内心剖析中一步步走上成圣的道路。

三、回忆叙事与抒情笔调的交织

当然，作为一部非虚构小说，《王阳明——让良知自由》侧重于叙说王阳明个人经历的人生往事，而非展现其心学思想。但赵柏田并没有刻板地去陈述王阳明的生平功绩，而是由解构进而更深一步转向重建王阳明的心灵世界，挖掘他的人性。最终，回忆叙事与抒情笔调的交织，小说中最终呈现的是一个既充满圣人思想却又饱含普通人感情的王阳明形象。

小说主要叙述了王阳明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个人生节点——正德四年、嘉靖元年、嘉靖五年、嘉靖七年——来分别对应全书的四个章节，即 《泛海》 《至圣》 《夜宴》 《明心》。

第一章《泛海》 的首句“那張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 9，便奠定了回忆叙事与抒情笔调相交织的基调。小说中“我”首先叙述自己在被流放途中遇到的小官员意外死去了，再回忆前一天晚上遇到他时的片刻犹豫与不安，后又进行了大量抒情描写，寓情于景，如“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是有谁轻轻地叹息”@ 0，表现“我”陷入自我谴责以及焦虑不安的旋涡中难以自拔，进而再过渡到回忆三年前“我”刚被流放到边疆驿站，再到二十一岁杭州乡试中举，在工部急于报效朝廷却始终不受重用，再转而入狱落于困厄之境，“我”在困厄之中产生了第一次的觉悟，一步步向前推进，皆是从已知的结果去推向过去的回忆，并在叙说往事的过程中融入了抒情的笔调，如“万物寝息，景象寂寥，这人消物尽的世界是开始还是结束？我感到黑正从那切口进来，一点点地灌满我的躯体，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越来越多的水分”@ 1，体现“我”从内心的迷茫彷徨，并在惶惑中一步步走向觉悟的人生历程。再加上小说中几乎每篇开头都会进行细致的环境描写，将细腻的感情融于环境之中，情景交融以凸显王阳明的心境，如《泛海》中“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就拍打着它黑色的翅膀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迟疑着到底是不是要落下来”@ 2，便是借景抒情，对于不同的场景，有简笔勾勒，也有工笔细描，长短错落有致，使感情的抒发更为含蓄隽永，而不会产生冗长无味之感。

不同于《泛海》，第二章《至圣》并非是典型的从后往前推的回忆叙述，它是从前往后铺陈展开的。从大的方面讲，《至圣》是顺着王阳明从出生到政治愿望一次次落空的肌理进行阐述，从“不愿出生”到新婚夜遇道士，再到平叛宁王朱宸濠叛乱，最后上书请辞、渴望离开宫阙庙堂，皆带有浓厚的回忆色彩。比如“不愿出生”部分，并非是以一个刚出生的孩童目光去看待世界的，而更像是以成年人的口吻去叙说往事，在内容里也穿插了许多“曾经”“据说”“多年以后”等词，更能从中窥探到作家的真实用意。从小的方面讲，此章也有从后往前推的一小部分，比如作家先写到“我又去了父亲的墓地”，接下来紧接着三段抒情，再转而回忆叙说父亲是在上个月的一场寒潮袭来的时候去世的。

第三章《夜宴》主要叙述的是在嘉靖三年中秋之夜，王阳明跟弟子们在一起狂欢歌唱，回顾自己的人生。书中运用了大量时间引导词，如“当我在一五一〇年春天离开贵州的时候”“这年十一月”“过了几天”“一五一二年冬天”“正德七年十二月”，又融汇了直抒胸臆、借景抒情、触景生情等手法，同样可以称得上是往事叙说与抒情笔调的交织。

第四章《明心》主要叙述的是在南安青龙铺码头，王阳明于临终之际再次回想其自己起伏不定的人生。像后记中所言，此章“实为一个肺结核病人的临终呓语”，“始于狂、成于圣、终止于垂老的寂寞”。@ 3从整体看，文中的“我”回忆自己从广西南宁至广州、韶关的行程，又预感到自己身体不行，写下了《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回顾了自己八年前南赣剿匪时中了炎毒，再到南下遭遇寒潮加剧哮喘，岭南梅关遭遇大雪，最后在青龙铺码头，“我”将尚有缺憾的一生想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无话可说，只留下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便溘然长逝。

此外，除了在段落中大量运用借景抒情与直抒胸臆外，小说中也穿插了触景生情、咏物寓情等手法以及其他修辞来含蓄地表露情感。比如“我感到一股难舍的亲情像初春解冻的河水一样泛滥开来”@ 4，“我丝毫不怀疑我会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地转上一圈，并随着年齿的增长像蚂蚁爬树一样获得缓慢的升迁”@ 5等句的抒情意味也十分浓厚，“初春解冻的河水”道出了刚出狱后的王阳明从弟妹口中得知父亲曾经那么牵念在狱中的他时的万分感动，“转磨的驴子”则道出了王阳明对自己在京城所过的庸庸碌碌、疲惫不堪的生活的厌倦与不满。以上喻体都极为形象，使得王阳明的一切感情变得更为具体可感，化抽象为具象，引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流露出了浓郁的抒情意味。

a 〔法〕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b 樊祥、文浩：
《越位叙事：〈树上的男爵〉第一人称叙事艺术探赜》，《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15页。

cdefghmnopqst@ 1 @ 2 @ 3 xy赵柏田：《王阳明：让良知自由》，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87页，第16页，第82页，第88页，第 22页，第34页，第74页，第17页，第22页，第33页，第22页，第2页，第7页，第33页，第26页，第202页，第54页，第15页。

i 羽戈：《对抗，还是逃离 》，《博览群书》2007年第8期，第113页。

jl！ 8沈郑霞：《用文学话语重构历史真实》，《名作欣赏》2016年第18期，第15页，第16页，第16页。

k 何瑾：《广播文艺作品播音中的主客体差异化处理——〈让良知自由——看见王阳明〉的声音编排特色》，《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7期，第68页。

作 者：
邵可心，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学生；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赵红玉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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