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阴阳球理论讲座（连载四)

包巨太

4 经验特征

中医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和认识方法的形成源于历代中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积累，是长期医疗实践的产物。中医学强调实践性和个性化诊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不同学术流派的中医理论和学术思想，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医学作为临床医学其经验医学的属性不言而喻。

4.1 中医学的经验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中医认识的主体是中医学家，是中医学家通过临床实践来认识研究对象。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事实、证据、观察、实验等总免不了会有个人意见的介入，中医认识亦是如此。并且，每个中医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等影响，即通过个体在临床实践中的积累、认识与再认识经过归纳总结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起其诊疗思路与方法。一旦该学术观点被中医群体所采用就会逐渐形成学术思想并进一步提升为学术理论。尤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下受到崇古尊经、重道轻器的思想影响，中医学家只有尽可能地利用已有知识和临床实践积累的经验才能作出整体判断进行辨证论治。所以说立足实践、遵法临床是中医学赖以生存、传承和发展的基础，经验体系更是中医学中的核心部分，并通过整体观察、辨证论治这一基本实践模式使中医学发展完善。

中医学坚持以“整体观念”为核心和灵魂更加注重对人体整体的研究，所以说中医学认识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因而没有所谓的固定模板和现成公式可套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说，同一位患者来看病，10位中医可能得出10种不同的结论和治疗方案，最终使患者可能都治愈，也可能康复程度和时间先后有所不同;又或者同一位中医治疗同一位患者在治疗的不同阶段会根据病情等具体情况而做出治疗方案和药物或剂量上的变化或调整;还或者同一位中医在自己行医生涯的不同时期治疗同一类疾病可能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制定出不同的诊疗方案和遣方用药。

再者方药配伍、剂量多少的灵活运用，在中医学家诊疗思路的指导之下发挥着微妙而独特的治疗作用。即使其发挥药效的具体成分或药用原理并不能运用今天的科学和实验技术手段一一加以阐释，但千百年来其临床疗效确是不容置疑。因此也为后人学习、继承和研究中医中药、指导临床诊疗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名医名案和经方验方。对于这些名医名案、经方验方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也成为今后我们研究中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

如此这些恰恰是中医个性化诊疗特色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医学的经验医学属性的具体体现。

4.2 经验的重要性

4.2.1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经验是指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通过总结提升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相对成熟、稳定的解决方案和技巧印象。中医学具有鲜明的经验基础论特征，在其理论结构、发展模式等方面都有明确体现。简而言之，经验基础论特征说明一切中医理论以经验基础为依据，是中医学最具魅力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质。

经验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两大作用，既是理论形成的材料基础，又是理论的检验依据。经验基础在中医学理论形成中则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经验基础论是中医学特有的重要属性。这种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医理论的形成主要依靠经验基础，强调经验的第一个作用，认为要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以直觉归纳为主的方法寻找、总结规律，最终形成理论。这种经验基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是中医学所特有的。第二，中医理论的可接受性并不是通过典型的判决性实验来评价的，而是通过与理论形成的经验基础的条件相同、或相似的经验实践反复验证，对能够验证的理论加以继承，对不能验证的理论进行改良或搁置，或反驳。

由此可见，经验基础在中医理论的经验检验方面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经验基础上的中医理论检验不通过模型实验的方法，决定了中医学是不同于理论学科的经验学科，并不属于实验学科范畴。第三，中医理论创新强调了新理论的经验基础来源，只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被认为是有接受价值和有意义的，而纯粹来自于原有理论演绎或人为约定的理论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从整个中医研究来看，时时、处处强调经验基础的重要性，是一个独特的科学表现，因此表明经验基础论是中医学的研究特征。

中医理论以经验基础为重心，强調在经验基础上归纳形成理论，当面对理论失效时，中医的表现较为温和，以理论的改良与搁置为主要形式。因此，就理论系统本身而言，中医学显示出自己的鲜明特征。从人类的认识特点来看，中医学这种经验基础上归纳得出的理论是可以接受并且直觉上较为可靠的，而以经验基础论为特征的中医理论从有效性上也已经得到了验证。

4.2.2 定量与半定量体系中介

中医药的生命力在确切的疗效，提高疗效的关键则在于提高辨治水平"而如何提高辨治水平，则是摆在中医人面前的难题。提高中医辨治水平的突破点，在于实现中医证候识别和干预从定性向定量过渡，即定性的传统辨证论治向定量的状态辨识转化。

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是定性识别和定性干预，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察舌按脉，先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八纲辨证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病证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属性和深浅的不同，有气血脏腑经络等病位的不同，有湿、痰、饮、瘀、毒等病邪的不同，作为干预要素的中药，也有寒热温凉、四气五味、归经等不同，定性识别和定性干预（ 以偏纠偏） 以恢复阴阳平衡，是中医治病防病的基本原则。这种定性的辨证论治策略，将复杂的病证辨治识别和干预简单化处理，优势与不足并存。人类文明进步的今天，面对复杂的疾病和更高的健康要求，这种定性为主病证识别和干预，不足之处越发明显，制约了中医疗效的提高并影响到中医的发展，因此，实现突破，量化是必经之路。

常闻“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如岳美中的“中医治病的巧处在分量上”，用量的大小要因人因病而定，以适合病人的体质和病情为宜，日本人渡边熙氏的“汉药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这些说法提示，量化是提高中医疗效的重要途径，定性是定量的前提，定量则是在定性基础上的深化。

4.2.3 历代医案的评价

医案是医生治疗疾病时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的连续记录，古往今来，祖国医学给世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医案，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

中医医案的起源甚早，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某人某时患某病或愈或不愈的记载，虽然简而未确，但已具备了医案雏形。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医生已有关于疾病名称及治疗结果的记录，据《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是最早的关于医案记录的记载。《左传》及先秦诸子著作中，也有散在的关于医家诊治疾病的记载，均可视为医案之起源。如最早的以情志疗法治疗疾病的案例就是出自《吕氏春秋·至忠》，其记载文挚用盛怒之法治愈齐泯王头痛病的案例堪称典型之作。

中医医案发展的初始阶段为秦汉至五代时期，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较为完整的是淳于意（仓公）诊籍中的二十五个医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载扁鹊治赵简子、虢太子、齐桓侯三案是其典型代表。

从汉末直至隋唐五代的漫长时期，医案未有突破性的发展。仅有散见于医籍和《三国志》、《晋书》、《北史》、《唐书》等文史书中的少量医案。而《千金要方》所载医案，实为孙思邈自成一系的记录，内容简洁，结构单一。

在宋代，中医医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医家立案如雨后春笋，各种专著开始出现，写作风格异彩纷呈，附案条目开始增多。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卷保存的23例医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科医案。宋代许叔微所著《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也是最早的伤寒医案专集，开创中医个案专著之先河。

金元时期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成绩显著、影响非常深远的时代，出现了以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的医学四大家，他们竞相著书立说，发表宣传个人的观点和主张，尤其表现在对医案的重视上，如张从正的代表作《儒门事亲》中所载医案，用药多主寒凉，擅用汗、吐、下三法，体现了子和以攻邪为主的学术特点;李杲的《脾胃论 》、《兰室秘藏》中，也散见各种医案，二书记录周详，辨证明确，擅用补脾益气之法 ，反映了东垣顾护脾胃正气的学术风格;刘完素认为人体各种症状都由火热引起，所以他的医案中较多的体现了善用寒凉药的特点;朱震亨倡导“相火论”，丹溪滋阴降火的学术观点多在医案中以夹叙夹议的写法进行阐明。

到了明清时期中医医案的发展变得日趋成熟，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诸多医家已开始注意到对医案书写的规范化，如吴昆的《脉语》、韩懋的《韩氏医通》，主要表现为内容完整、客观;格式多样、规范;说理透彻、详明;文笔秀美、流畅。开始有名医医案的专著出版，如《石山医案》、《周慎斋医案》、《孙文垣医案》、《王肯堂医案》、《奇效医述》、《易氏医案》《医学穷源集》、《李中梓医案》等。大约有三十余种，这些医案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成就。而《景岳全书》、《医宗必读》、《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医学正传》、《外科正宗》等书中的附案大大增加，其记载的诊疗技术与医学成就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此期类书的代表性著作《名医类案》的出现填补了我国医案史上的一大空白。清嘉庆年间江灌父子的《名医类案》，整理收集自《史记》至嘉庆年间上下一千六百年的醫案，并加以分类研究，摘其精要，以类相从， 而且许多医案附有夹注或按语，编成十二卷。证分205门，集案2300余则，成为古代医案收集、整理，分类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对中医医案的第一次大总结，而且也是第一部研究古代医案的专著，在医案的研究历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代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有200余种，有《寓意草》、《临证指南医案》、《王九峰临证医案》、《费伯雄医案》、《环溪草堂医案》等，清代魏之绣《续名医类案》是中医学术历史上对中医医案的第二次全面整理，是现存篇幅最为庞大的古今医案汇总，该书收集清乾隆及以前医案五千多首，总共分为三百四十多门，是对《名医类案》的有力补充。清代医案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风格多样，如宫廷医案等。另外在明代韩懋、吴昆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要求更高，态度更严肃，内容更详尽，方药更齐全。

近现代由于受到中医发展的影响，医案未再有大的发展，但医案的价值和作用已深入人心。不得不提的是近人秦伯未先生撰辑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一书，选自清至民国以来的二十多家名医医案 ，是医案类书《续名医类案》以后中医医案的又一个集大成者。

民国何廉臣著《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共收集三百七十余则医案，对当代名医医疗经验的总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代余赢鳌编辑的《现代名中医类案选》，收集整理二十世纪名医秦伯未、蒲辅周、章次公、吴佩衡、任应秋等一百多位医家的医案四百三十六则，是对当今中医学术思想的一次总结，其功不可没。

4.2.4 医案的研究方法

中医医案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承载着中医药理论的实践记录和临证总结。从先秦时期的医案雏形到清代的大型医案类书， 中医医案与中医药理论一直相互促进并共同向前发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古代中医医案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理论的一条可行之路。因此， 近年来人们对古代中医医案进行分析研究的论著数量大增， 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结合的特点， 显示出从主观描述到客观分析， 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演变趋势。

黄煌的《医案助读》不仅介绍了医案的一般知识， 更用专节介绍了阅读医案的要点、评注医案的内容和整理医案的方法， 并通过古今名医验案佐证说明。茅晓从方法学的角度对《名医类案》的课题成果进行了归纳， 提出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系统方法、契合差异并用、专史断代、数学统计、文字学、临床验证等8 种医案研究方法。

李园白等从医案内容与医案研究方法两方面对近10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医案的综合性文章137 篇进行分析， 总结出领悟式分析、频数统计分析、相关关系分析、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分析等5 种医案研究方法。

王佑华认为， 知识发现技术是解决中医医案数据混乱、复杂导致医案研究困难的有效方法， 是加强中医学与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和发掘医案中隐藏知识点的重要途径。他提出中医医案中的知识发现可能运用的主要技术包括：
统计方法、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树、模糊集、粗糙集、结果表达与解释。

孙燕在《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医案整理方法探讨》一文中图示了数据挖掘技术挖掘医案信息的过程， 并指出应用于医案整理的数据挖掘技术有：
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方法、可视化数据分析等11种。

童光东等将文献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对新安温补培元派医家使用温补培元治法的医案中的药物进行频数统计， 找寻出了温补培元治法的代表方剂。周德生采用R 型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明清时期26 部现存医案中的津液亏损病案573例进行研究， 得出了每个亚型的辨证用药规律， 并揭示了明清时期津液理论的某些特征。叶进等以神经网络知识库理论为基础， 在中医医案的研究中实现了对病症推断的自动获取。认为通过此项技术可以在病症诊断系统中获取人工无法取得的知识， 并能在输人样本不完全的情况下， 输出基本正确的结果。

刘昆，刘业政利用决策树技术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医疗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胡咏梅，贾磊应用粗糙集和模糊集理论建立中医辨证诊治知识支持系统，使人工智能化中医诊治思辨过程得到了初步实现。赵燕，姜薇阐述了数据挖掘将向可视化、多媒体、Web、及隐私和信息安全等方面发展，并简要介绍了常用的各种挖掘技术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杨松涛采用模糊聚类分析的方法处理中药组方中的模糊集合，并对中药组方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为修正传统处方和评价处方组合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王大阜采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中的关联规则技术对中医药数据进行 OLAP（联机分析处理）从而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李国春等采用数据挖掘软件 Clementine 11.0分析机素间关系进而从名中医医案的海量信息中挖掘出中医病机辨证规律，建立一种病机辨证思维和模式。

不难发现， 从读后感式的医案评述到最粗浅的医学统计学方法—频数统计， 从人工神经网络到可视化数据分析， 利用计算机挖掘技术对医案进行综合整理是目前医案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虽然目前它的研究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由于它具有快速、准确、标准、信息量大、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及善于发现隐形关联等强大功能， 它必将成为中医医案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 探讨医案研究方法不是研究医案的最终目的。更应引起关注的应该是对古代医案的理论研究和现代阐释， 即从古代医案中发掘医家的临床辨证思维和学术创新思维， 以供后来的学者在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借鉴、参照。

古往今来，祖国医学给世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医案，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因此使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历代医案，挖掘其内在的科学规律，更好的继承和发挥它们的作用是关系到中医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研究医案就是研究中医临症的诊疗心得和用药体会，章太炎先生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要挖掘中医宝库，就要总结前人经验，研究其学术思想;要提高临床疗效，升华形成新的理论，以推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发展。应用现代数据挖掘技术对名老中医的医案记录进行科学的挖掘和解析，可以使中医用药经验的继承整理工作更加完善，应用实践性更强，使中医的发展真正跟上时代的脚步。

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学和计算机技术引入中医药事业的研究中是目前中醫经验继承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上述研究成果对中医用药经验的总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这些研究虽然应用了模糊数学、统计学、数据挖掘等数学方法，但仍是以定性研究为主，特别是有些研究仅仅把中医作为死板的研究对象，忽视了中医理论的内涵。如何在保持中医特色的情况下，在中医理论体系框架内开展对中医临床用药经验的定量研究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医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专业术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医药系统的特色，但也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障碍之一。

因此提醒我们今后在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数据信息方法进行中医药医案和用药经验的数据挖掘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中医学本身的特色和理论内涵，使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合理有效的结合起来，随着现代数据挖掘技术运用的不断更新完备，对中医特色研究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研究内容将更加丰富，交叉理论更加完善，真正使中医的现代化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5 小结

围绕着中医的哲学、模型、数学和经验等内涵特征，我们讨论了阴阳理论的源流、发展、对中医学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它包含有哲学、文化、医学和数学等领域的内容。建立在古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阴阳理论，在医学领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变化，逐步演变为中医阴阳。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以阴阳理论作为工具的中医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从哲学属性来看，医哲不分的问题亟待解决。一般认为， 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 具有外延广泛、一词多意的特点。对某一术语的理解， 在学术争鸣中常有歧义和发生误解。其中多是医哲分化不明确的表现。哲学理论对医学的替代作用首先表现为哲学的普遍性概念替代中医学的具体概念， 如精、气、神、阴阳、五行等中医学的基本范畴实际上是哲学的范畴。由于哲学和医学本来属于不同层次的理论， 所以哲学范畴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具有抽象性、广容性， 而医学理论则需要确切概念。

从数学属性来看，数与数思维在中医学的运用，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也有代表性。运气学说、子午流注是数学派理论运用于中医学的典型，更多用的是数思维。就其运用的普遍性而言，则广泛用于中医学的很多方面，尤其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核心元素之一，而直接运用数学派之数用于阐述男女不同生理，可为说明数思维在中医学中地位与作用的代表性论述。反观近现代中医，因为忽略了对数的重视，一味重象，导致不能运数地处方用药弊端非常之大。如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中药的量效关系问题，重视数思维研究显然对于中医科学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从模型属性来看，中医学包含了精气、阴阳、五行、八卦、八纲等若干模型。有关中医模型的现代研究纷繁庞杂，学说众多。中医模型属性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某一模型的实验或临床验证，缺少具有普适性、系统性的模型研究。在中医理论内核中，最核心的是仍然是阴阳，因此，如何以一种直观、客观的模型方法展现阴阳模型的思维全貌，亟待探索。

从经验属性来看，中医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浩如烟海的文字，尤其是治法的用药量化问题，古人云 “传方不传量”，常常可见诸如“若干、适量”等表述，为后学者带来障碍，一方面源于中医门派的封闭保守，另一方面，源于中医天生缺少客观的量化表述。这些显然不适应中医现代发展的要求，如何填补中医客观量化的理论空白，达到定量和半定量的统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医学博大精深的内容有上述四个特征，其中它的哲学、经验医学已有了许多共识，模型属性近年来刚刚起步，数学模型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中医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研究原型生命现象的基础上，成功纳于模型思维，形成了完备的模型中医理论。这就是中医理论的阴阳二元论。如何创造性提出统一的思维、数学模型来讨论中医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疾病诊断和防治的认识是摆在中医工作者面前一个巨大的命题。

6 参考文献?[1] 王雷，赵桂芝，杨涛，等.中医学“气一元论”的跨学科解析[J].中医学报，2012，27（5）：573-574.

[2] 张玲.试论医哲不分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J].山西中医，2003，19（3）：1-2.

[3] 辜孔进.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是八卦理论[J].海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8（2）：49-50.

[4] 孙喜灵，郑秋生，林霞，等.中医理论体系的数学科学基础研究[J].世界中医药，2014，9（12）：1586-1591.

[5] 王益民，曹红梅，李晓伟，等.中医内在规律的数学分析方法研究现状与思考[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8（4）：220-222.

[6] 赵友琴.中医的三个数学模型[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1，4：38-40.

[7] 石君杰.浅谈数学与中医现代化[J].卫生职业教育，2010，28（13）：61-63.

[8] 西沉.论数与数思维---以中医学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53-61.

[9] 孟慶云.中国古代数学与中医学[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3（5）：1-6.

[10] 宋知行.论中医学的数学化及其特征[J].中医研究，1988，1（1）：1-3.

[11] 瞿岳云.模型法之中医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1982，10：7-10.

[12] 孟庆云.中医科学研究中的模型方法[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2）：3-4.

[13] 王全年，李秀美.中医哲学思维模型和数学模型统一论[J].时珍国医国药.2012，23（5）：1240-1242.

[14] 马晓平，王全年.模型中医学洞察阴阳[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6）：232-233.

[15] 杨硕，何清湖.中医学的经验医学属性初探[J].湖南中医杂志;2014，30（7）：6-8.

[16] 李小可，王阶，熊兴江.中医学的经验基础论特征探讨[J].中医杂志，2012，53（5）：361-364.

[17] 游江.古代中医医案研究述要[J].新中医，2009，41（6）：123-125.

[18] 唐光华，姜良铎.从“定性到定量”谈提高中医辨治水平思路[J].环球中医药，2011，4（5）：358-360.

[19] 刘建平.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模式[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31（5）：581-586.

[20] 周鹰.中医发展路径思考[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3，5（6）：64-67.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