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期间蒋介石和陈诚关系之怪现状

黄道炫

1930年代，蒋介石展开对中共苏维埃区域的数次“围剿”，作为蒋介石信任的爱将，陈诚在“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一生，用人无数，有始有终者，首推陈诚。蒋介石对陈诚的期待、信任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围剿”期间，蒋、陈之间互动尤多，其间透露出的蒋、陈间介乎君臣师友之复杂关系，集团利益下的离经叛道，细加观察，颇有意味。

集团利益下的离经叛道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是通过辛亥革命登上政坛，在国民革命中获得迅速发展的革命政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南京政权建立后，虽然这种革命性被迅速消解，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着重要影响，理论上也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作为国民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的陈诚，其言行颇具标杆意义。陈诚，字辞修，浙江省青田县人。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因邓演达援引入黄埔任教官，旋受蒋介石赏识。此后，陈诚在东征、北伐和国民党内部混战中屡建战功。到1931年5月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时，任十八军军长，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之一。蒋介石的日记中对属下吝于称许，但对陈诚则不乏赞誉。1930年陈诚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可圈可点，蒋介石在8月份的日记中写道：“陈辞修由济南来报告，甚慰。此将才也，甚有希望。”第三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对陈诚也有赞誉之词：“第十八军今日由黎川向大洋源前进，各部皆愁粮秣缺乏，不能前进，而辞修竟如期进行，可慰也。”抗战初期，蒋介石在感叹党内人才寥落、缺少臂助时，提到的仅有两个可以分忧的亲信就有陈诚：“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交能代谋略者岳军（张群，字岳军）也。”正因对陈期许甚高，蒋介石夫妇不仅为其作伐，介绍谭延闿三女谭祥为其再婚对象，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因顾虑外界观感特电陈诚，告以国难期间不宜结婚，令其取消原定举行的婚礼。

蒋介石对陈诚的重视，从其使用上也处处可以看出。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反侧渐平，蒋介石应付重点转向已成燎原之势的中共武装，此时陈诚衔命出现于江西“剿共”前线，既体现着蒋介石军事重点的转变，也为陈诚提供了另一个磨砺舞台。此时，对于陈诚这样的国民党将领而言，旧窠臼虽未完全脱去，但毕竟非封建时代效忠一家一姓之家臣所可比，革命思想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围剿”期间，目睹社会黑暗的现实，陈诚在家书中留下不无愤懑的表态：“以现政府及环境关系，纵被赤匪如何烧杀，亦有让他烧杀。盖赤匪烧杀仅限于有产阶级，于穷人实无甚关系。而诸为富不仁者，实不杀何待。尤其贪官污吏之种种苛捐杂税，实在好叫赤匪来杀的一个干干净净。”这样的说法，当时如果公之于众，可能会让当权者瞠目结舌。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话语，如“不拉夫、不勒饷为革命军中最有力量而最普遍的口号。由打陈炯明而至北伐，军队获得民众情感。民众帮助军队，端赖此二口号之实行”，也是针对国民党军纪律每况愈下的状况，表达着自己的无奈和不满。由于陈诚所具有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虽然感戴不已，所谓“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在关键时候会选择站在蒋介石一方；
但其对蒋毕竟已非唯唯诺诺、说一不二，蒋、陈之间言行上的互动，构成社会转型政治背景下的独特关系。

在陈诚这一时期写给谭祥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陈诚对蒋介石的议论，因为是私密的家信，其中所言，刻意掩饰的成分较少，为我们认识蒋、陈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1930年，经过长时间的阅读思考，蒋介石宗教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年10月，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次年4月，蒋介石撰写《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较的近于科学，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观念，摩顶放踵，奋斗牺牲，实行其救世主义而最有益于人类者，不能不推耶教为首。”蒋介石宣称：“当此物质思想与精神冲突，邪说纷纭，礼教破坏無余之时……对于物质方面当力求其科学之昌明，以破除虚伪之迷信，而对于精神方面，当保持其宗教之精神与人格之所在。”蒋在文中谈到的这些观念，在早几天的日记中也有所提及。4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讲国界，故决不为任何一国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共产党指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测，亦从而和之，是盲从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与共产教在中国之损益与祸福及其时期之久暂，则敢断言基督教于中国国民有益而无损，不若共产党为祸之大也。”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并公之于众，对陈诚造成不小的冲击。4月27日，陈诚在家书中写道：“蒋先生要发表关于宗教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信中他提到，将给蒋介石去信讨论这一问题。两日后，他又在家书中进一步解释其观点：“前日所谈关于耶教问题，每感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实为中国历史所未见。但怎样使这一变动适合民众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达到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总汇。目前虽然许多现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变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中所蜕化，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视共产主义为共产教，用耶教克服共产教，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共产主义绝不是共产教，用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耶教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坚确。”基督教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向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党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虽然蒋介石在文章中对此做了解释，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左右人们浸润已久的习惯思维，而以宗教作为中国人信仰的想法，更为陈诚所不取。在当时的时代，革命立场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动摇的。

所谓革命立场，就“围剿”时期的陈诚而言，有几点是基本的：民众的立场、平等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在家书中，他曾长篇大论地阐述其对军人的看法，强调：“枪是保护人民的，军人是人民行动的护士，军人的情绪要与人民的情绪打成一片。军人不顾忌要做社会民众的领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会民众的领袖。”对于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陈诚痛心疾首：“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
自己的弟兄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而且他们这群东西，把三民主义当做民脂民膏民命来吃。”陈诚这样的表态虽然看起来有点离经叛道，但在国民党内并不是绝无仅有，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民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国民党人的心理。他们和蒋介石的结合更多是出于个人感情和集团利益，以及在长期跟从中培养出的无条件的信任，但蒋介石在思想上并没有拿出使他们服膺的理论体系，相反，其中庸保守的态度还为相当多人所不满。正因如此，和中共阵营以信仰结合的团体相比，国民党的凝聚力远远无法和共产党抗衡。

作为尚具革命情怀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前后，陈诚对蒋介石追求无上权力的心态和做法不无察觉，内心也期期以为不可。1933年5月，因第四次“围剿”遭遇挫败，陈诚致函蒋介石请辞，其中不忘提到读“陈独秀攻击吾党刺刀政治之言，不禁有感于中”。而在家书中，他更明确谈道：“今日之社会，没有武力不能确保和平，单纯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独裁政治之危险……我们如果要向社会主义途径上走，应以武力毁灭社会之桎梏与消灭社会上一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反抗不合于正义的行为，这样以正义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应该说，国民党内有陈诚这样一批人士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蒋介石走向过度集权。

公义和私利

陈诚是蒋介石重用的下属，陈效忠于蒋，但其对蒋的效忠，并非一味盲从。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部，陈诚是比较敢于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者，而从蒋介石不以为忤看，蒋介石也并没有因为陈诚常持不同意见而影响对陈的信任。两人的互动，不乏龃龉和磨合，陈诚到江西后，直接影响两人关系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邓演达事件。

邓演达是陈诚的老长官，对陈有知遇之恩。1930年邓演达回国，试图组织第三势力反蒋。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对此，陈诚十分关心，曾致电蒋介石请其从宽处理。在家书中，陈诚说：“每忆我与择生（邓演达，字泽生），虽因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前日电总司令，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此时，蒋介石还有劝降邓演达之意，故暂对陈诚抛以顺水人情：“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陈诚确实对此也感激涕零：“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在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但是，陈诚很快感觉到形势不妙。9月初，得知将要对邓组织军事会审严加审判，陈十分沮丧，致信谭祥倾诉道：“当其被捕时，即电呈总座，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接总座复电，亦准从宽大办理。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并极感总座之恩。为公为私，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惟恐不足图报于万一耳。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杀，此心痛苦不可言宣。”

11月底，邓演达被秘密处死。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发表宣言，消息传出。同日，陈诚电蒋介石，指称：“8月间择生被逮，曾奉梗亥电请为国惜才，贷其一死，当即蒙复迥参电，准从宽大办理各在案。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賤，久承嘘植；
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该电口气激烈，言下甚有指责蒋介石翻云覆雨之意。在蒋介石回电以“不可为私情而忘公义”相责后，次日，陈诚再电蒋介石，一面坚定与蒋关系，缓和蒋的感情，称“职久承嘘植，论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钧座”。同时在不能完全确定邓演达死讯时，继续为邓力争，冀挽救其生命于万一：“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万祈俯赐采纳，贷择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诚的努力当然不可能改变邓演达的噩运，在确定邓已被处决后，陈诚在家书中大发感慨，抒发其郁积的愤懑和不平：“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岂非先总理民权史之大污点乎。呜呼死者已矣，每以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其不会成功也。”如此激烈的言辞，句句出自肺腑，又明显针对着蒋介石，两人思想之鸿沟可谓泾渭分明。不过，吊诡的是，当发泄出对蒋的不满后，陈诚笔锋一转，又说道：“追随蒋先生迄已八载，我深信蒋先生足以继先总理之遗志，而完成革命。故自己无时不抱为时代之牺牲者。迩者国仇友恨，伤感交集，神志昏乱，饮泣终生，实无勇气于他也。即蒋先生待我之浓，或只待诸来生图报，只望诸领袖大寐有一觉之机，稍留些元气与后起者以恢复之机，则不禁焚香膜拜矣。”不难看出，陈诚这一大段感慨前后明显相互冲突，正如他自己所说语句之间显出“神志昏乱”。不过，表面的语无伦次并不真的代表陈诚已失去理智，恰恰相反，也许这正是陈之理智清醒的体现，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毕竟进退之间不能纯由个人感情，其间的分寸拿捏，正是宦场学问之所在。因此，不管内心有多少无奈，在发泄完自己的感情后，陈诚仍然不得不冷静地面对站队问题。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尽管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确实存在思想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结合就完全是出于个人私利，当1931年底传出蒋介石下野消息时，刚刚经历了邓演达事件的陈诚在家书中决然表示：“我决与之同去留。”数日后，他为自己的表态作出解释：“在这外患内祸的局面，如蒋先生骤然的摆脱而去，使军事政治失了重心后，我们相信现在所谓国内的任何伟人、要人维持不了这破碎的危机。”只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有所了解，就可以知道陈诚这段话曾多次被不同的人提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强人的依赖确有其可以遵循的道理，虽然可以指责陈诚们思想的糊涂，但很难怀疑他们内心的真实，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事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原因所在。

邓演达事件中，无论是否掺杂个人情感，陈诚大体代表着公义的形象，而蒋介石则扮演着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不过，在蒋、陈的互动中，这样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1932年6月，陈诚致函谭祥说：“你说你吃饭向为最重要，的确不错。你看哪个不是为吃饭问题而致妻子离散呢。真的为革命吗？我倒不甚相信。”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国民党虽自认革命政党，也不乏理想主义的号召，但其立党原则和终极目标终究偏于现实，即使以秉持革命原则自命的陈诚，其实内心更多关注的还是柴米油盐。因此，蒋、陈关系中，利益的纠缠屡见不鲜。

1932年初，因“剿共”战争屡遭挫折，蒋介石十分懊恼，对部下的要求也日渐严厉。5月，陈诚家书载：“接何部长转来蒋先生一电，大意即不准剿匪部队之军官携带眷属，并限电到一礼拜内送走，不然要处罚高级主管。”对此，陈诚相当不满，大加抱怨：“本军官长素少带家者，然有带家者均出诸不得已。蒋先生下此种电令，固有不得已之苦衷，部下亦能体谅一切，但乡下因匪不能住，城市因无钱住不起，此亦人情也。我以为最难者，即我既不能不遵蒋先生之命令，又不能不顾及部下之困难。”固然，处理这一问题确有困难，但陈诚对此满腹牢骚更多可能还是因为自身利益的伤害。当时，陈诚梅开二度，与谭祥喜结连理，新婚燕尔，却因蒋介石这道命令不得不长期分居，陈诚的不满可以想见。所以，在家书中，这段时间常常可以看到陈诚对蒋介石的冷嘲热讽：“蒋先生此次下令不准官长眷属随军同住，闻因陈调元部失败，官长眷属亦被匪俘虏者，不知其数。故此次赴汉，想不便带蒋夫人同走。但其在汉勾留当不长久。”直到福建事变期间，陈诚仍然写道：“蒋先生夫妇同赴浦城，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客观而言，无论从年龄、资历、身份、地位来看，陈诚硬要向蒋介石看齐，都有越格之嫌；
蒋介石不准军官携带家属，从严格治军角度说，无可厚非，而陈诚以此反责蒋介石，不免有失妥当。利之所在，要把定脚跟，即使对陈诚这样的人而言，也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

更能体现陈诚逐利心态的，是其对所部权利的争夺。在家书中，经常可以看到陈诚关于部队经费问题的抱怨：“蒋先生对于其他不相关的人或军队，几十万几百万而不惜，对于基本部队却连饭也没得吃，在各将领固可谅蒋先生之苦衷，而部下实多怨言也。”“中央军是不怕多的，不要说发饷，连吃饭都可不管的。”当时经费不足固为事实，但此现象并非陈部所独有，而陈诚屡以中央军口气抱怨蒋之待遇不公，其实并未触及问题之要害。蒋介石对某些需要利用、争取的部队确愿给予优厚待遇，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军政目标，陈诚对此并非不知情，以此为依据要求蒋对自己另眼相待，未免不知轻重，引起蒋的恼怒当在情理之中。蒋在日记中曾写道：“见辞修，闻其不明事理之言，训斥之。中央直辖将领明显表示对杂军叛变者优遇，以为奖恶之根……此种倾向甚可虑也。”

羊公不舞之鹤

蒋介石一生，极重精神修养，对其最赏识的下属也不例外。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部属之一，蒋指导陈诚，可谓尽心尽力，在修身上极下工夫，期许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砺，准备一切，以为最后定国之用。”由于陈诚拔擢极快，蒋尤其强调韬光养晦、戒慎恐惧。

陈诚少年得志，难免滋长骄气，所谓“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陈诚之骄，在国民党中颇引物议，蒋介石也多所注意，数次致函陈诚，“戒其骄矜”。先是在电文中迂回批评，“十八军声誉鹊起，固为可慰。据一般观察，上下官兵已养成骄矜之气”。把整个十八军作为批评对象，避免直接刺激个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实双方都十分清楚。对此，陈诚不以为然，回电说：“九一八事件发生，而各官兵敌忾之情，不可终日，言行之间，不无激烈之处。外间不察，谓为骄矜，致劳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对于赤匪，无不谈虎变色。此种情态，殊为可虑。职每以赤匪绝非三头六臂为言，期能转移一般人之观感。”这等于间接反驳了蒋介石的指责，澄清蒋所谓骄气其实乃官兵之盛气。接到陈诚回电后，蒋介石不再客气，直接指出其所认为陈诚骄傲之处：“近来与弟相晤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中年之人，如能于韬光养晦之句，时加注重，则犹可及时蓄锐，以收后来发扬光大之效。”

对于蒋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评，陈诚内心五味杂陈，在家书中他强调的是蒋介石对他的期许，写道：“接蒋先生一长函，大意说我看不起人矫骄，非任大事成大业之道。但其望我之切，无异形于言表。”多报喜、少报忧乃人之常情，何况蒋对陈的期望确属事实，这样的反应并不为过。至于对蒋介石本人，陈诚回电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认蒋的指责，表示：“骄气一节，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职追随钧座有年，而职之个性学力，无不在钧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砺职，闻之不胜惶恐。嗣后惟有切实悛改，以期无负钧座知职之明。”同时，他也不甘心就此认错，强调：“职亦不欲为羊公不舞之鹤，重辱教命也。”因为是蒋介石所言，所以陈诚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陈更要强调自己不是无能的不舞之鹤，潜台词其实含有“能者遭怨”之意。

陈诚口是心非的态度，蒋介石自是心知肚明，无奈之余，只有祭起王阳明的旗号，以开导陈诚于万一。王阳明及其王学是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中国传统思想，观诸蒋介石诸多言论，可资证实，勿待多言。这样一个不藏之秘，蒋介石对最信重的陈诚倾囊以授。1933年2月，他致函陈诚，告以：“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贼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絕非可即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蒋介石以自身为鉴戒对象，循循相诱：“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须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敛，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其实，戒慎恐惧功夫，朱熹较之王阳明更多强调，但蒋介石向来有重王轻朱倾向，所以仍以王学为重点。在信的末端，他还不忘问及“阳明集抚州有买否？南昌亦可寄来也”，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对于蒋介石的指导，陈诚似乎并不十分领情，其复函颇堪玩味：“职学植荒陋，于阳明学说，虽曾研习，然始终不敢自信。何则，以总理之遗教，深入肺腑，其他无论何种理论，皆难有所超越。明知不合治学规范，然僻性难改，亦属莫可如何，此应陈明钧座者也。至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为职生平所服膺，窃愿于义于文，两无所蔽（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陈诚抬出孙中山来抵制蒋介石对王学的推介，这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自是无懈可击，但说者听者当然都不会不知道这背后的潜台词。而且，陈诚意犹未尽，就在传统思想的框架里，他也要提醒蒋介石：“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既指出王阳明的不足，也提示蒋介石朱子的存在，而蒋介石对朱熹虽囿于儒教的序位，不能不加尊崇，内心深处重王轻朱的倾向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国民党人中，陈诚代表的是新派的青年军人，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想对他们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围剿”期间在部队驻地中学演讲时，他曾大讲“中国社会种种的罪恶，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当时他曾在家书中告知妻子：“我讲的话，青年们我相信当然欢迎的，但是党国要人们听到，恐怕要加我反动的头衔呢。不过，我相信我的总司令是十二分相信我，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我也管不了许多，要讲还是讲我的。”对于蒋介石张扬传统思想的举动，陈诚内心并不以为然。1932年底，蒋介石告以：“如稍有暇，应将曾胡（曾国藩、胡林翼并称“曾胡”）各全集及王阳明、戚继光诸书再看一遍，则养气断事，必有长进也。”对此，陈诚回复道：“虽读戚王曾胡之书，实际只可供参考资取法而已。若须与往哲精神同游，无论在事实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盖勉力学之，终难避画虎不成之讥也。职除受总理遗教之熏陶外，固无一事不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也。”

1933年初，陈诚所部在第四次“围剿”中遭遇挫败，蒋介石屡电陈诚，一方面以精神修养相戒，另一方面则敦促陈诚研习传统兵书：“近日战况处处陷于被动。弟必烦闷愁虑。望详读孙子，尤须注意其地形篇。并嘱赵、罗、吴等各军长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坠势，再振士气也。”“今日中路军之战况，处置之道，应照孙吴兵略问答中第一篇之散地原则行之。惟此书各篇问答实为我剿匪军唯一之要典，而于进剿军进剿时所遇各种之情形与处置尤应服膺也，望督促各军师旅团长时时勤研”。

4月9日，蒋介石致长函于陈诚，指点军事部署之余，与陈谈格物致知之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对蒋介石的上述指导，最能反映陈诚真实心理的，是其写给妻子的家书。1933年6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道：“下午蒋先生招各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在此百忙之中，蒋先生有此种精神，实可佩服。惟所讲我稍有不同意处，盖战术固有一定原则，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这是说得比较客气的。同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他说总座（顾祝同）的话就尖锐得多：“总座给我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江西全省舆图》，而且再三同我讲这两部书，对于现在剿匪的重要。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一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其实，就了解江西实情而言，这两部书并非没有价值，或者说比蒋介石所推崇的王学及曾胡等更具价值，陈诚借顾祝同大发感慨，不无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之意，锋芒所指当是此时与他大谈穷理致知的蒋介石。

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思想，蒋介石和陈诚间可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蒋有蒋的逻辑，陈有陈的想法，这或许就是蒋、陈间当年的代沟。蒋介石的教诲在陈诚这里遭遇的命运显示，虽然蒋介石尚有一言九鼎的威势，但陈诚却未必会三缄其口。蒋介石老套的修身主张，在其最信重的陈诚那里就已经遭遇软性抵抗，这大概亦是蒋、陈之间关系之怪现状。王朝已然颠覆，君臣似有若无，不管如何，君既不是那个君，臣也就不会再是那个臣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著作有《蒋介石与中国文化》《蒋家王朝1·民國兴衰》《张力与极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