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从湖南水口山工运论中共早期发展

杨凯

[摘  要]发生于1922年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湖南地区所领导工人运动的典型代表。通过考察此次工运，可以看到：虽然辛亥革命已过去十年，但国贫民弱的局面没有得到好转;社会思想转化已不可逆转，就连旧军阀也不得不援引新思潮谋取政治资本;作为新晋成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在乱局中脱颖而出;作为个体的共产党员，在实践中展现出过人本领。这都表明，中国革命土壤已完全成熟，中国共产党从民初成立的各政治团体中脱颖而出，已经展现出不可小觑的组织和动员力量。

[关键词]水口山;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10-0023-05

发生于1922年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湖南地区所领导工人运动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后，随着《水口山矿工人运动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陆续出版，关于此次罢工的总体史实已基本研究清楚。就笔者所见，围绕此次罢工的研究多围绕以下几点进行：罢工前后湖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罢工过程、共产党组织及党员在罢工中的作用、罢工的影响及意义等。总体来看，基本史实虽然清楚，但长期以来还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细化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水口山罢工为中心，考察当时的社会形势、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共产党在罢工中的组织动员工作，可以明显看到：中国革命土壤已完全成熟，中国共产党从民初成立的各政治团体中脱颖而出，已经展现出不可小觑的组织和动员力量。此时的中共虽然力量尚小，但社会局势及自身特点预示了其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力量。

一、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背景

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的触发点可能有偶然性，但事件本身的发生却有必然性。水口山工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组织罢工同样有其必然性，这就是民众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和精神生活的重大变化。

从物质生活来看，由于军阀纷争不断，人民深受其害，生活十分困苦。军阀纷争、武人当政是民初政局的典型特征。袁世凯败亡后，中央与地方分裂，中国南北分裂，北洋军阀内部派系分裂，分裂与动荡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痛点。湖南是当时南北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辛亥革命后，谭延闿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1913年10月，“二次革命”失败，汤芗铭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1916年7月，汤芗铭被赶走，经过一番较量，谭延闿再度上任，由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1917年8月，傅良佐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并率北洋军南下入湘，谭延闿被迫遁走。9月起，孙中山派遣程潜等人回湘，11月14日，在湘粤桂联军进逼下，傅良佐深夜出逃，谭浩明出任“联军总司令兼摄军民两政”，湖南落入桂系军阀统治。但时间不长，1918年3月，张敬尧、吴佩孚等率北军打败南军，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1920年6月被驱逐出湖南，谭延闿、赵恒惕打着“湘事湘人自决”的旗号再次主持湘政。之后11月、12月，赵恒惕又通过一系列手段排除异己，独揽在湘大权。1921年9月，赵恒惕与吴佩孚签订协议附北。民国建立十年间，湖南的政局变动不可谓不频繁，直系、皖系、桂系、国民党和本土力量都曾短时间主导过湘政。具体到水口山所在的常宁亦是如此，甚至1918年3月，南北军阀混战期间，常宁被一分为二，南北分治。

政局动荡之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首先是战乱本身带来的苦难，1922年至1923年，衡阳地区“南北五陷五复，往来十荡十决。战火所及，血肉横飞;戎马一经，闾间皆墟，商业凋残，土民流离，田园荒芜，学校蔓草”[1]。其次，政局的频繁变动使政府无治，匪乱四起。1918年春夏间，“常宁划分中立，县无知事，土匪趁机四起抢掠”，“今四乡合计之，被焚之地百有余里，被焚之屋千万间，被焚之人，被焚之值不可臆计”。[2]再次，军阀混战的特点是争夺地盘，过多的社会资源被攫取用于战争。为满足战争需要，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名皆捐，无物不税”。1918年，以剿匪为名，常宁西南山区的民间粮食被当局据为己有。“凡民间粮仓，皆印条封之，虽谷主不得颗粒，违者枪毙。”[3]1920年，水口山矿务局欠5000余矿工的薪金不还，矿砂却被省府抵押外商，所得款项充作军费[4]，工人无法生存只得罢工[5]。

從精神生活来看，新思潮影响日广，思想观念更新不可逆转。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向西方学习，但辛亥革命前，“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6]。辛亥革命后，各种西方思潮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面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中国思想界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进而否定以资产阶级方式救中国的方案，转而向往认同社会主义学说。

湖南地区也同样经历着新旧思想的冲突与对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并影响渐广。1919年7月，湖南《大公报》专文介绍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学说，“依其主张，惟生产工具，应归公有，田地、矿产、公司、银行、铁路以及各种原料品，皆在其内，其余物品专供人消费者，则咸归私有”，这是“一种照准科学方法立论之社会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出诸革命，阶级之战争，终不能免”。[7]年轻人是接受新事物、实践新思潮的主力军，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组成的新民学会在五四前后十分活跃。毛泽东等坚持在“国内研究”，探索救民之路;蔡和森等“向外发展”，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后，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参与驱张运动，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工人夜学，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探索，毛泽东逐渐从诸多主义和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对蔡和森在信中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在复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可见，毛泽东选择从根本上进行社会变革，对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是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心路历程的。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宣传和接受，是新思潮在湖南传播的一个缩影;其最终认定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心路历程，在当时也颇具代表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军阀的角度来看待新思潮的影响可能更有说服力。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中部，即便是竞逐地盘的军阀，也不得不喊出顺应时代的新口号来谋取立身之资，这就是思潮的力量。1921年下半年，面对吴佩孚的威逼利诱和谭延闿派军人的逼迫，一向信奉武力的赵恒惕经过一系列运作，于1922年元旦公布《湖南省宪法》，并采取包办伪造的办法，使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民选省长”，希望藉此自固。1922年9月，赵恒惕又在省议会通过选举程序，成为“正式省长”。民主本应是去旧疾立新政的良药，但却成为军阀稳固自己统治的工具。自新的省政府成立后，人们所期望的“省宪法”并未真正付诸实行，一个具体案例就是十几天后，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被秘密捕杀。省议会要求消减军费，赵恒惕不但拒绝实行，而且还预征了1923年的田赋，他还弹压舆论，设立邮电检查员，等等。事实证明，“自古只有革命造成宪法，没有宪法造成革命”[8]。虽然民主宪政只是赵恒惕稳固统治的手段，但他之所以采用此手段而不是彼手段，说明一是革新思潮为时人所向，其他手段难以聚拢民意;二是社会思潮已经更新换代，再也无法逆转回到过去。

辛亥鼎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但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社会动荡、国破民艰的局面，人民仍然挣扎在生死边缘。可以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社会土壤已经形成。与依旧没有变化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人们热切盼望社会能得到新生，生活能得到改善。

二、中共早期在湖南工作的开展

水口山矿因盛产铅锌等有色金属，早在宋朝就被发现和开采，1896年水口山矿被清政府收归官办，是当时衡阳境内规模最大的省立官办工矿企业。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工人备受压迫，自水口山矿成立以来，便自发罢工不断，但无一例外，工人没能给自己争得像样的成果。这是因为他们缺少真正有力的组织者，共产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

辛亥革命后，西式民主为时人所向，一时政党林立、政党政治勃兴。据有关学者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性党派有三百多个，但多数来去匆匆，这些党派中，“有些具備正当性质，有些仅系为达成某一种目的的压力团体，有些则是社会运动者”[9]。与西方现代政党不同，中国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的局面是当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多数并不具有稳固的政治基础和支撑力量，其结成也多不是因为信仰理念的相同或政见的接近，而是更多的出自谋取共同利益的目的。在这些政党中，组织和制度建设比较健全、影响比较大的是国民党（同盟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后由上述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尤以国民党对后续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为大。

相对于20世纪头20年的国民党，共产党成立较晚，成立初期人员较少、影响较小，但工作一开展就呈现出其他政治组织鲜有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俄为师，并且因处在幼年阶段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认识，所以一开始工作重心是放在城市，专注于工人运动工作。在中共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的工人斗争，在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走向了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此时距中共正式成立不过2年左右的时间，其革命成果令人瞩目。通过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队伍，社会影响力也日渐扩大。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评价说，“最重大的进步是在工会组织方面。已组织过几起著名的罢工”[10]。其中湖南区、武汉区和北方区的工人运动尤其引人注目。

鉴于湖南及周边地区党团员数量的增加和工运工作的拓展，1922年7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委员长，自此，湖南地区党的活动的组织领导力得到明显加强。再加上中共一大召开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这样，湘区工运工作的领导和执行都有了明确机构。在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1922年3月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湘潭锰矿、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以及长沙的企业、行业工人纷纷组建工会。湖南劳工会在毛泽东主导下也得以顺利改造。在湖南党组织的成功策动和组织下，1922年下半年，湘区工运掀起第一个高潮，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工、水口山铅锌矿、长沙铅印活版、长沙泥木等工人罢工纷纷取得胜利。邓中夏评价说：“1922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工潮最澎湃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几乎全部罢过工。”[11]

成立早晚、掌握资源的多少对一个政党的发展有着当然影响，但有无先进思想的指导、是否适应时代大潮更能决定一个政党的成长速度。20世纪20年代头几年国共两党的发展就是明证。随着工运工作的开展，共产党在湘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22年至1923年，长沙、安源、衡阳、水口山、株洲、岳州地区党组织分别建立。至1923年11月，中共湘区委下辖长沙、安源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16个支部，3个小组，共有党员188名。[12]国民党虽早在1912年9月就在湖南成立国民党湘支部，但实际上组织松散，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直至国共合作后，才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各级组织。1924年4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省党部）共有9名执行委员，其中7名为共产党员。

三、中共组织和动员工人的一次成功实践

中共党员到达水口山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一年多，此时对于多数党员来讲，怎样组织和动员群众，怎么发动革命，还处在摸索阶段。更何况，这些党员多数还很年轻，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不过28岁，在此次罢工中起到核心领导作用的蒋先云当时不过20岁，这次斗争对于他们是个重要考验。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一）以工人俱乐部为核心教育和组织工人。中共一大明确要求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3]，在具体措施上，提出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工人学校要发挥重要作用，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在中共常宁水口山小组成立前，一些党团成员就已在水口山成立了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启发、发现和培养青年工人中的中坚分子。1922年11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遣蒋先云、谢怀德等5人到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11月23日，中共常宁水口山小组成立，组长为蒋先云。蒋先云到达水口山后，第一件事就是仿照安源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成为联络、组织和动员工人的中心机构。罢工前的宣传、动员，罢工期间的秩序维护、争取外援，罢工后的巩固和力量扩充，无不是通过俱乐部来实现。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同时又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彻底改变了工人自发运动的无序和松散状况。

（二）策略得当。蒋先云等在组织发动工人罢工的过程中，可谓有勇有谋。俱乐部成立几天后，11月28日，工人俱乐部就向外界发表声明，声明首先驳斥了工人俱乐部是“专为着与职员作反对而组织的”的谣言，其策略是使职员中立甚至同情帮助工人接下来的罢工;接着提出要工人“莫要盲从那无识之谈，降下我们自己的沸点似的热心”;最后提出工人俱乐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团体，为我们及我们的子孙享受平民教育的机关”。[14]在宣传上提出要工人冷静应对，提出工人俱乐部的目的是为争取受教育权，这就使反动当局很难抓到把柄，也更容易赢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12月19日，在罢工起来后与当局谈判的关键时刻，蒋先云经过精心安排，深入虎穴，在矿局招待室与当局进行谈判。面对他们的枪口威胁，蒋先云临危不惧，再加上事先安排的周边工人对矿局的包围，使矿局代表无奈只好放蒋先云等回到工人俱乐部。以上两件事，仅是整个罢工过程的代表性事件，但足以反映蒋先云等共产党人的策略得当。

（三）组织有力。罢工意味着矿山暂时失去秩序，为了取得罢工斗争的彻底胜利，不让反动当局抓住口实，俱乐部对罢工期间的秩序维持工作高度重视。经过周密安排，俱乐部组织了数千工友组成的监察队队员，对各围门、各窿口、各有重要机器的地方，均日夜轮班死守。还规定每天晚上9点后，除工人监察队及矿警、士兵外，矿场中不许随便行走，等等。就连被派来威慑工人的炮兵连连长看到此次罢工的秩序后，也感叹他的部队都没有如此好的纪律。[15]以上举措均为此次罢工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罢工于12月5日爆发，经过23天的斗争，迫使矿局当局签字承认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增加工资等18项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这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年轻的中共党员们来说，是一次成功实践。

历史的研究需要后见之明，但也要摆脱后见之明。由于现在的国人一般对党史国史都有一定了解，并且对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之强有共识，所以粗看以上三点难以感到有特异之处。但如果重回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此时共产党成立不过一年多，在社会上既没有多少资源，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早期的共产党员开展工作要面临许许多多现在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个外来人光是获得数千工人的认同就是一个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还不够深入）。与大革命后共产党获得广泛号召力不同，此时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更多的还要靠党员的个体魅力、个体能力来执行。例如有学者认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能取得绝无仅有的完全胜利，除了得益于当时安源独特的历史条件外，主要还应归功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个体的成功领导，他们“从安源实际出发所进行的成功组织和运作，其整体的运作思路就是毛泽东根据安源的实际情况，吸取香港海员和上海纱厂、长辛店铁路工人等地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16]。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蒋先云等工运领导人有胆有谋，恐怕罢工也很难取得如此成功。

四、结语

辛亥革命雖然终结了封建帝制，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局面，借用一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中国广大工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7]。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后，资产阶级式的救国道路已受到相当质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渐入人心。“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18]，社会革命的土壤已然成熟，变局之下，各种政治力量陆续登场，在诸多政治组织中，共产党虽为后来者，但却一成立就展现出鲜见的活力。组织是抽象的，但其具体组成却是具象的，共产党所迸发出的力量来自于一个个个体党员的努力和付出。日益趋向革命的大环境，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出色组织和动员，共同促成了水口山工人罢工的成功。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次罢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中国政治舞台重要角色的核心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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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贾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