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制片的寒夜微光】 寒夜微光

　　 　　冷清的红毯、空荡荡的注册中心，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2月14日刚刚结束的第59届柏林电影节“寒”气逼人。和去年的交易盛况相比，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官方在闭幕时甚至没有公布相关的交易数据。在柏林初春，感受到最深切“寒意”的应该是电影卖家，尤其是独立电影的发行人们。
　　
　　海外发行进入“深冬”
　　“今年的柏林市场，电影平均销售的ＭＧ（保底额）减少了30%甚至一半。”作为独立发行人，英福通娱乐（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密是三大电影节的常客，电影市场的这一变化似乎在她意料之中：“电影是经济中的‘奢侈品投资’，所以金融危机来临时，电影投资是最早一个被砍掉的。”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电影工业的投资制作明显减少，“整个国际电影工业都在缩减投资、缩减购买，中国电影的海外销售也是版图的一部分，同样会缩小。”
　　在林密眼里，中国的独立电影特别是“第六代”曾经是海外电影市场一个比较稳定的类别：“一方面是全球对中国现代题材的关注，另一方面是成本优势，中国的below the line（纯制作部分）基本都比国外便宜30％－40％，跟所有的‘中国制造’一样，我们的制作水准不差，中上等，但价钱更便宜。”
　　但在经济不景气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主流结算货币（美元、欧元）贬值的情况下，买家的荷包在急遽缩水，林密认为MG的降低正是买家将风险转嫁给卖家的手段，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正是那些不够主流的电影，“现状是，投资人更加不愿意投资风险大的影片，大家都更愿意去投资那些有明星的类型片，有（成功商业）规律可循的类型片。”
　　所有的买家都在找“看上去就不会亏钱”的电影，但绝大多数中国电影并不具备这种“卖相”。林密认为，对中国独立制作而言，除了个别在国际市场极有号召力的导演，大部分对海外市场依赖较大的独立电影的融资或预售会更加困难，她甚至表示：“对于中国电影，我的观点是2009-2010年，在设计影片以及投资策略的时候，不要指望国际市场。”
　　
　　独立制片，同样要立足国内
　　调整对海外市场的期望正是近两年涉足制片的林密的策略。去年的戛纳电影节，林密为自己担任制片人的影片《苦竹林》做预售。当时她将海外尤其是日本市场作为影片回收重点，对这部投资1200万元的唐代题材古装电影，她希望能在海外实现100万美元的回收。但年中，感知到市场变化的林密和其他的投资方改变了策略：“在后期和剪辑策略中，我们调整了方向：主攻国内，要更加商业化。”为此，《苦竹林》的中文片名被改成了《我的唐朝兄弟》。很快，9月的多伦多电影节的销售环境就让林密确认这种调整非常必要。
　　“现在全世界都在指望中国市场，我们没理由不在自己的市场把电影做好。”林密此次在柏林的感受更加深刻：在冷清的市场中，对于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的讨论却热火朝天，“一个5亿美元的市场已经是世界前十了，而且全世界都在下滑时，中国却至少能在未来几年保持20%的增长。”此一时彼一时，越来越多的海外电影公司愿意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参与中国电影，“这次带去了好几个合拍项目，都是人家来找我们谈。”对林密而言，“合拍”是一种最好的“海外销售”的形式。
　　以前是林密追着海外市场跑，现在的情景似乎反了过来，造成这种态势逆转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逆市上扬显得难能可贵。
　　
　　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独立制片行业
　　但对奋斗在中国市场的独立制片人来说，“春天”的到来可能不会这样快。虽然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独立制片业都是其中最具活力和创意的部分，这一部分不仅代表电影市场未来的希望，而且还肩负着为整个电影工业贡献创意、培养人才的重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市场每年超过20%的增长中几乎看不到独立制片的身影。
　　在接受《综艺》采访时，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承认自己算是独立制片人，但同时都认为中国还根本没有独立制片业。
　　林密认为，如果和好莱坞系统比较，中影以及其他国有的制片公司，可以和好莱坞的“Studio”（大制片公司）相比，目前正在发展壮大的华谊兄弟、保利博纳一旦获得稳定的、量级的投资实力也可以进入这一阵营，与国有资本并驾齐驱。“在这一趋势下，他们会逐渐‘垄断’明星、大导演和发行档期，中国的studio movie也就此形成。而独立电影就是在这些规模化和模式化的工业系统之外的‘散兵游勇’。”但‘散兵游勇’不代表没有实力，林密认为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健全，中国的独立制片行业会逐渐发展，赢得长期合作的人和追捧的观众群体之后继而形成体系。
　　
　　但现阶段，中国的独立制片人处境仍然尴尬，甚至有些窘迫。
　　“在海外，独立制片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无论投资人还是电影公司，大家都承认你的存在和投入。在中国，独立制片还根本不是个行业。”在日本学习电影的徐闻回国后做过发行、制片协调，参与过《杀死比尔2》、《2046》等大型合拍项目，在日本电影眼公司任职时，她担任了《关于爱》、《夜上海》等合拍项目的制片人。现在，徐闻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观世（北京）文化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一些面向中、日、韩市场的合拍项目以及面向国内市场的商业类型电影制作。
　　离开大电影公司的徐闻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独立”身份有些尴尬。对中国的许多投资人而言，独立制片人甚至算不上是个“正经”职业。“当我带着一个项目去找投资人，他们通常会问‘谁是导演？’或者‘谁是编剧？’，独立制片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是个可以忽略的角色，他们更倾向于直接去和导演甚至编剧谈合作。”对此，徐闻有过“被晃点”的经历。独立制片人的角色不被认可恰恰是因为市场不成熟，正是因为专业制片人的缺失才使得市场对这一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知。
　　徐闻为自己设定的路径是做一个专业的独立制片人，她认为一个电影项目的核心应该是制片人而不是导演或者编剧。徐闻在自己的项目中担任着灵魂人物的角色，“最初的创意和定位都由我来确定，然后再找职业编剧和导演进行呈现。”这在海外是一个很常规的做法，但在缺乏“职业人才”的初级市场，这一点还很难实现。“现在中国市场里好的编剧和导演实在太少了，更谈不上职业化，而作为独立制片人，我们也没有实力与大电影公司争夺那些有市场含金量的导演和编剧。”
　　
　　业外资本退场：挑战与机会并存
　　融资渠道的匮乏和市场的不规范也让独立制片人面临更多风险。计划由张元执导的电影《八公狗站前》改编自一位日籍华人的真实故事。作为该项目的中方制片人，徐闻对这一项目非常有信心，并很快与国内一家公司达成投资意向。去年十月，当徐闻带着中方投资人去东京和日方制片人洽谈合约时，这家公司却临时改变主意，这不仅使日方大为惊讶和愤怒，也让徐闻十分被动，“这种出尔反尔对日本公司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但国内的投资人尤其是业外资本不靠谱的太多了。”
　　业外资本曾经是中国独立制作的重要资金来源。不仅仅是徐闻，大多数独立制片人都有过在饭桌上和形形色色的“企业家”谈合作的经历。这些“企业家”有山西、陕西的“煤老板”，也有江浙的“纽扣大王”、“打火机大王”，“这些人不是把电影当投资，大多数都是玩票，看热闹或者想认识明星甚至只是想走走红地毯。”
　　经济向好时，这些“业外资本”并不在乎拿出几百万元玩票，但经济一旦陷入危机，这些自顾不暇的“企业家们”最先选择退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电影投资都在缩水，林密认为中国的电影市场反应会有一定的滞后，但今年7月融资环境的变化会显露出来。林密和徐闻都认为由于“游资”的减少和撤出，独立制片的融资在今年或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独立制片人关雅荻认为，游资的退场使电影融资看起来更困难了，但投资电影的专业资金不会减少，这对市场不是坏事，“韩国的CJ公司内部对剧本有一个分级标准，在电影投资热的时候，可能评级为A+、A-、B+甚至B-的项目都能投拍，但一旦投资减少，可能只有达到A+水准的项目才能获得投资。”
　　徐闻也认为所谓业外资本的退场从长远看对市场有益。“热钱退场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制作各环节的市场价格将回归理性，趋于合理。”徐闻认为电影公司以及新介入的风投和基金等资本，终究还是将电影看作一门生意，“这些资本不仅背景专业，而且注重投资的质量，要求回报，这对行业是有益的。”但过去几年涌入电影市场的热钱并不具备甄选项目的技术实力，一味追求大卡司哄抬了明星、导演等各个环节的市场价格。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导演的片酬。以前在香港，一个导演500万的电影能拍，5000万的电影也能拍，但现在很多香港导演都被内地市场宠坏了，动不动要拍预算上亿的片子，片酬也越来越离谱。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就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很规范、专业的市场，大家都是专业人士，按规则办事，而内地市场还很混乱，没有确立基本的游戏规则，加上业外资本更迷信明星效应，所以多贵都有人接着。”
　　虽然徐闻认为2009年对于独立制片业来说，可能会是最糟糕的时候，但如果能借此换回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对未来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真正好的项目才会凸显出来，而发掘好的项目，搭建合理的架构正是独立制片人存在的价值。”徐闻和关雅荻都认为规范的市场会为独立制片提供更良性的发展空间。
　　
　　独立：需要生存的技巧
　　业外资本的减少使得独立制片人更多地向大电影公司寻求支持，在海外，这也是通常的渠道之一。但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由于行业话语权相差悬殊，所以独立制片人为了不被“吃掉”，与大电影公司合作时手中不得不掌握更多的砝码。有丰富制片经验的徐闻一方面希望能够借助大电影公司的资金和发行实力，但另一方面作为制片人也要尽量保证对项目的影响和控制力，“通常我会在融到一半的资金或者至少拿到项目的启动资金之后再去找大电影公司合作，不然你的话语权无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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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涉足独立制片不久的关雅荻现阶段并不是强调对项目的控制力，“对我这样一个新人而言，竭力促成项目是第一位的。”但他也认为独立制片人的起点不仅是发掘一个好故事，同时还要拥有这个故事的版权。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关雅荻发掘了一些不错的原创性项目，题材从青春励志到纯爱电影甚至到惊悚片，富有商业前景的低成本类型电影是他的制片方向。
　　作为起步阶段的独立制片人，与志向相投的导演形成较固定的合作能获得更多机会。《山楂树之恋》是关雅荻正在筹备中的电影，他能够担任该项目的制片人正是由于导演尹丽川向投资方的推荐。无论《公园》还是《牛郎织女》，尹丽川的电影一直给人偏“艺术”的印象，但关雅荻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在年轻导演中，尹丽川讲故事的能力是非常出众的，这大概得益于她在小说和诗歌方面的训练。”在关雅荻和尹丽川的设计中，根据销量过百万的畅销书改编的《山楂树之恋》被定位为一部纯爱题材的商业电影，“纯爱电影在海外尤其是日本，是非常成熟的类型，但在中国还未获得过商业上的成功。”关雅荻对这部4月即将开拍的电影非常有信心，这种信心同时也来自影片的投资方――美景影视。这个新成立的影视公司有着国有基金的支持背景，其掌门人曹华益曾经制作过包括《五星大饭店》在内的多部海岩作品。
　　
　　独立制片需要更多的机会
　　虽然在年增长超过20%的中国市场，几乎还听不到独立制片人的声音，但市场的繁荣使投资人开始有更多的尝试。2008年《十全九美》的成功预示了独立制片业发展的可能性，它或许称不上是一部好电影，但它绝对是一个好的产品。
　　导演刘浩的电影项目《老那》半年间的境遇，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电影市场更理性和更多元的发展趋势。2007年，《老那》凭借仅三页纸的剧本大纲就获得了当年釜山电影节首度设立的1万美元的亚洲电影基金。之后，又在海外获得一路追捧和资金支持：入选2007年台湾影视创投会，入选2008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剧本工作坊，获美国全球电影促进计划剧本发展基金，获瑞士visions sud est基金资助，入选法国南特电影节Produire Au Sud 剧本工作坊。但《老那》却很难被国内的电影公司认可，“海外的电影节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喜剧，但国内公司一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老人，剧本都不看就说题材不够商业。”
　　最后，一家大连的户外广告公司愿意投资300万元拍摄《老那》。在刘浩为电影选男主角时，一位做经纪人的朋友问他愿不愿意把剧本拿给国内一些一线大腕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刘浩送出了剧本。谁知不到三天的时间里看到剧本的三位大腕都给刘浩打来了电话，表示非常喜欢，愿意接演，其中一位甚至是国内最一线的男演员之一。《老那》的境遇就此改变，新的投资方介入而影片预算也上升到了2000万元。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老那》命运的改变充满了偶然因素，但刘浩认为国内电影公司对市场缺乏准确的判断是《老那》被误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刘浩对现在的制片公司很满意，“同样一个项目，我现在的合作伙伴就可以发掘出它的商业空间，不仅是卡司，甚至已经有几个品牌赞助商希望和《老那》合作。”
　　和刘浩一样，中国的许多青年导演同时也不得不扮演独立制片人的角色，如果在他们成长的路程中，投资人能够多提供一些机会哪怕多尝试一点，他们也许就能少走许多弯路。采访中，刘浩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几年前，吴宇森到北京电影学院演讲，在领略了大导演的风采后，刘浩和宁浩在北影的食堂里慨叹“报国无门”。几个月后，刘浩的《好大一对羊》入选了当时某民营公司支持的“青年导演工程”。在刘浩带领剧组奔赴云南拍摄的路上，他接到了同样入选该“工程”的宁浩打来的电话，“当时宁浩用很不确定的口气问我，这计划靠谱吗？片子能拍吗？我说肯定靠谱，我都在路上了。”但当时的刘浩没有想到，由于投资方变卦，宁浩终究没有搭上这班车。预算仅100万元的《好大一对羊》后来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即使在海外电影节斩获无数奖项也未能在内地上映。而当时排在该民营公司拍摄计划第二位的正是宁浩的项目《自行车》，也就是今天正在电影院里热映的《疯狂的赛车》。
　　今天，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们的确更应该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逆市而上感到兴奋，但更应该看到，现在繁荣的只是中国的观影市场，并不是中国电影。后者不繁荣，前者的繁荣将难以为继。所以，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投资人和大电影公司们，多给青年导演一些机会，多给新生的独立制片人一些机会，就是给中国电影的明天更多的可能性。毕竟，三个甚至五个大导演独占大银幕绝对不是中国电影的春天，只有中国独立制片行业繁荣起来的时候，中国电影的肌体才会真正充满活力。